1965年临近暑假，学院党委根据中央教育部和上海市委的政策文件精神，宣布六二级全体学生赴江苏省太仓县沙溪人民公社参加为期半年的“四清”运动。学院指派教务长麦毅强为总领队，定于7月中旬集队出发。上海至太仓县城50公里路程，按照现在的交通条件只是不足一小时之内的车程，那时候向公交公司租用的几辆老旧大巴车载着我们行驶了足足三个小时。从学院大门口出发，向大柏树方向开去，一过了江湾镇公路变得狭窄而且不那么平整，一路经过月浦、罗泾、浏河几个镇，最终停在太仓县城内一座被废弃的孔庙门口。我们被安排住在这座孔庙内举办学习班，进行为期三天的“四清”政策教育。我们每个学生将作为这场运动的工作队队员进驻生产队开展工作，所以必须事先学习领会有关各项政策。
1964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带队蹲点，在河北省抚宁县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开展“四清”运动，总结出一套进行阶级斗争的经验。同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总结》文件，向全国各基层组织推广“桃园经验”，从此“四清”也被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眼看着王光美大出风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林彪元帅的夫人叶群不甘落下风头，遂与时任空军司令吴法宪将军一起组织了一个“四清工作团”进驻江苏省太仓县沙溪人民公社，不明而喻要与王光美憋瞄头（注：比一下高低）。沙溪人民公社洪泾大队有一位中年农妇名叫顾阿桃，没有文化，却能说会道，还会画画，经常给人做媒赚取一些额外收入。工作队到来之后，她用一幅幅自己画出来的图画表达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心得体会”，再加上她的三寸不烂之舌的一番说道，顿时变成叶群拿来宣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标兵。
后来在文革初期林彪被写进党章明文决定为党的“接班人”，于是叶群扶持出名的顾阿桃由此更是显赫一时。为了方便各地的干部群众到沙溪“向顾阿桃学习”，政府特地从县城到顾阿桃家门筑起了一条柏油公路。这位媒婆出身的农村妇女顾阿桃还曾经上北京在林彪副主席府上作客，回到太仓宣传林彪一家生活艰苦朴素，就连床上的凉席都是修补过的。反正谁都没有亲眼看到，她怎么说大家就怎么信，当然也会有很多人不相信，但是不信也得信。由此可以看出顾阿桃的“聪明”，深刻领悟吹捧大人物的套路，不怕讲得过分，只怕讲得不够，那个年代的风气虚则众人捧，实则众人推。本来身居高位的人物在物质待遇上好一些，只要不奢侈，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出于吹捧之口就令人感到肉麻。
我们在孔庙的三天很轻松，孔庙被废弃多年已经成了空庙。男生和女生分开住在东西两个侧殿，地面打扫干净了铺上厚厚的一层稻草，各自所带行李都有草席，铺开了挨个席地而睡，像沙丁鱼罐头那样。麦教务长身材微胖，走路和说话的时候一副大干部的气派，但是与我们学生相处却非常平易近人，就像是我们身边的一位资深学长。他说天气炎热，必须考虑到大学生的劳逸结合。他于是决定安排学习时间适宜松散一些，上午四个小时集中听形势报告和学习文件，下午两个小时小组讨论，其余时间自由活动。在大城市待久了有机会来到小县城住几天真是太惬意了，午饭和晚饭之后有大把的休闲时间，我与潘中洲每天买一只大西瓜、十来个水蜜桃，吃到走不动为止。太仓的西瓜瓤沙汁甜，水蜜桃果大汁多，甜中带酸，剥皮只需从上往下两边一撕，整个光溜水淋的桃子就呈现在手掌之中。可惜这样美味的西瓜和水蜜桃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再也没有吃到过，是味觉变差了，还是果品变差了，实在是不得而知。
农村人民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公社之下的编制为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再往下是生产小队（简称生产队）。我们未到之前，元帅夫人叶群和空军司令吴法宪将军领导的工作团已经进驻沙溪公社，团部设在沙溪镇上，工作队员除了少部分从苏州地区抽调的地方干部之外，全都是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的现役军官和野战医院的医护军人。大学生的到来使工作队得到人员补充，我们被分配到各生产大队，从而满足了每个生产小队进驻一位工作队员的需求。我所在的工作队负责开展北沙生产大队的“四清”运动，队长是一位地方干部，姓施，来自常熟县，当了好多年的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副队长来自于南京空军医院，姓黄，少校军衔的行政干部。队员中有一位是南京空政文工团的戏曲编剧、三位南空医院的护士长和护士、再就是上外的连我在内的六位学生，总共十二人正好各人负责一个生产队。黄副队长给我们新来队员分工，我被分配在离开大队所在地最远也是离公路最近的溪口生产小队。
每一场政治运动都是一场阶级斗争，“四清”也不例外。因为要求工作队员时刻牢记阶级斗争，我们纪律规定工作队员必须住在阶级成分为贫农或下中农的农户家里。溪口生产队总共二十来户人家，除了一家贫农之外其余都是中农以上的成分，那我的住所自然被安排在唯一的那户贫农家里。
溪口生产队队长见到我显得很热情，接过我的行李，把我带到贫农家门口停下，然后面露尴尬神色，吞吞吐吐地说有事与我商量。原来是房东家临时有特殊为难情况，不敢当天接待我入住。房东阿妈的男人几天前刚刚因病过世，入棺后，棺材仍停放在堂屋内，还必须等待两天之后的吉日才能出殡落葬。当地农村风俗讲究择日行事，要查看黄历哪一天甚至哪个时辰适宜做什么事。房东家的屋子与别家都一样，呈凹字型，中间是堂屋，东侧北间是卧室，南间做厨房和吃饭间，西侧南北两间皆为卧室，凹字型中间的空地称之为场地，是一家人夏天乘凉冬天晒太阳的地方。房东阿妈五十多岁的样子，大儿子一家三口住东侧北间，十七岁的女儿住西侧北间，阿妈自己带着小儿子住南间。本来早就准备为我在堂屋东墙边安床铺，却没有料到我提前两天到达，那么躺着死者的棺材还停放在堂屋的西墙边呢，怎么办！
队长问我是否介意先到他家里住些日子，这下把我难住了。黄副队长安排我进驻溪口生产队的时候特别关照过我，队里只有一户贫农，其余都是中农以上的成分，甚至还有一户地主成分，所以要我加强阶级斗争的警惕性。我沉思良久，仔细衡量利弊，觉得不能随意变动住所的安排。倘若先在队长家里住些天，倒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可是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大道理，弄得不好会被抓个“丧失阶级斗争意志”的典型，免不了要写思想检查和受到批判，甚至有可能会影响我一年之后的毕业分配。房间里停放着一口有尸体的棺材，大白天已经显得阴森森的，一到夜里就更不用说了。好在我从小喜欢看《聊斋》故事，本来就不相信有鬼，即使有鬼，人善不怕。我对队长说：“我觉得没有必要临时改变早已决定的安排。队里能否帮助房东大妈找些草席在堂屋中间隔挡一下？”
队长听我这么问，立刻放下心来说：“昨天李会计就这么想过，他都准备好了两张一人高的芦扉。我马上叫他过来，再找几张长条凳把芦扉夹牢就可以挡住了。”说着他就把我引进厨房坐下，让房东阿妈陪着我说话，他自己忙着赶去田里叫正在干活的李会计回来一起张罗堂屋的布置。因为他们早有准备，靠东墙用两张条凳架上一扇门板做床，六根细长竹竿加两根短的支起了一顶蚊帐，再在堂屋中间支起来两张一人高的芦扉，算是隔开了阴阳两个世界。布置定当，时间还没到三点钟，他们三人又赶回田里去干活，七月中旬正是农忙季节，农民每天一早出工要干到太阳下山才收工。留下我一人在堂屋，我试了一下，在床上躺着或坐着就看不到芦扉那边的棺材，站起来才看得到。白天还好，不知道到了夜里会是什么感觉，毕竟那口棺材里躺着一个死人，想起来都会身上起鸡皮疙瘩。再说农村没有电灯，半夜起床撒尿，倘若刚点上煤油灯突然一阵风吹灭了会不会像电影《夜半歌声》一样惊悚？
过了两天棺材抬走落葬了，队长和李会计过来把堂屋里隔离用的杂物清理出去，扫地抹桌之后沿墙撒上一层石灰。晚饭后，房东阿妈欲言又止地说有一事想请我帮助。细问之下原来是要我替她向李会计请求给预支5元现金，待秋后核算工分进行钱粮分配的时候扣除。我问她：“是要买什么东西吗？现在农忙的时候你又没时间进城，还不如等忙过这一阵再说吧。”
阿妈着急地说：“勿是额，陆同志。后天是我额老头子做‘头七’额日脚，我要到镇上去买点肋条，还要买一瓶烧酒，老头子爱吃红烧肉，做‘头七’要回来吃额。人已经没有了，这一顿‘头七’饭总归要让依吃得舒服额。”
我一听到“老头子要回来吃”，不禁顿时感到一阵汗毛凛凛，慌忙打断她说：“晓得了！我有办法帮你解决。我们规定每月向房东交伙食费12元，标准定了，但是工作队要求我们在同一天向各自房东交钱，究竟哪一天还没有通知。现在我就把12元先交给你，有了这现金你就不必向队里申请预支了。”阿妈听了喜出望外，她没有预料到每月可以收入12元伙食费。
沙溪公社距离太仓县城十多里路，沙溪镇在清朝时期就已经闻名于江南，照理说临近大都市上海和文化名城苏州，沙溪农村落后不到哪里去。可是身历其境，竟然发现不少远离文明社会的奇葩习俗，有几项习俗甚至让我感到吃惊。
第一天黄昏时分我刚刚解开行李安放完毕正欲走出堂屋，不料在门口与一位没穿上衣敞露双乳的年轻女子撞了个正怀。我吓坏了，怎么当上工作队员第一天就倒霉，看到了不该看的，这一下事情怎么说得清呢！我赶紧一边连声说对不起，一边回身走进堂屋，只听见那女子在我身后咯咯大笑，说着近似苏州话的沙溪方言：“你就是工作队陆同志啊，早听说要来，我们都等着呢！”
“是的，我姓陆，”我应答道，不敢回头。等了一会儿没有声音了才心有余悸地探头张望门外，确认见不到那个女人了才放心跨出门去。
看到房东阿妈已经收工回来，正在场地上放下一张矮矮的小方桌，又从厨房里搬出几张小板凳放在方桌旁。我发现她换过了衣服，中午刚见面时候穿的布衫脱掉了，上身只剩一件肚兜。我以前看到过年幼的小女孩穿这种肚兜，还以为只是幼儿用的，想不到沙溪妇女也用。一块盾型绣花布上端用绳子系着挂在头颈上，中间两侧各缝上一根窄窄的布条反缚于后腰，仅仅遮盖住肚脐和双乳，整个后背和腰部尽露无遗，其实乳房的上半部分以及深深的乳沟也是显露无遗。她叫我坐下，说等大家收工回来就在场地上吃饭，凉快一些。一会儿又看见先前那个女子从厨房出来，仍旧光着上身，一手端一摞空碗，另一手拎一只大茶壶，放到桌上给我倒上一碗茶水。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在一个陌生男人面前如此放肆，一点都没有不安的表情，难道这本来就是当地的穿戴习俗？我壮胆问阿妈这位女子是谁，原来她是阿妈的儿媳，叫阿菊。阿妈的大儿子根生、小儿子树生、女儿阿芬都还在田里，阿菊的儿子才三岁，全家下田干活把孩子也带上放在田埂上坐着。不一会儿大家都收工了，场地上来了很多人，都来看新到的工作队员。这下才解除了我的疑惑，男人们都光着膀子，女人们有光着上身的，也有穿肚兜的。这群人当中李会计经常去县城办事，算是见过世面的，他告诉我沙溪的女人与男人一样，收工回家就光膀子，只有年纪大的妇女和尚未嫁人的女孩才穿个肚兜。
晚饭摆在场地中间的小桌上，阿妈盛了满满一大碗饭递给我，然后给自己盛上一碗，也在桌旁坐下了招呼我一起开始吃饭。家里另外五个人各自捧着饭碗到桌子前用筷子拨了一些菜到碗里，走开了在场地边上蹲着或坐在小板凳上大口吃饭。桌子上两大碗菜，一碗咸菜炒毛豆、另一碗红烧萝卜。江南人家餐桌上的所谓咸菜是指腌制的雪里蕻，鲜美无比，上海小菜场上五分钱可以买一大碗，虽然价格低廉，却是雅俗共赏的菜肴。咸菜炒肉丝、咸菜炒蘑菇、咸菜冬笋肉丝炒年糕在上海过年过节都上得了桌面，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现在的上海人把这些菜名“雅化”了，凡是咸菜什么的都叫成雪菜什么的了。
房东阿妈家里的白米饭又香又糯，阿妈说是今年刚打出来的新米，伴着咸菜毛豆下饭，一大碗饭呼呼的几口就吃完了。阿妈见我吃得香，要替我添饭，我很想再吃一碗，但是不好意思，只说已经吃饱了。在太仓孔庙学习班上，工作团领导再三强调纪律，必须做到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规定每人每月向房东交纳伙食费和粮、油、肉、蛋各种配给票证，但是不能主动要求加菜，饭量大的人必须适当控制饭量，绝对不允许加重房东的负担。农民的生活条件刚够得上吃饱肚子穿暖身子，收入靠劳动记工分，年终按工分总数分配口粮和微薄的现金，全家总共也拿不到两百来元，平时根本舍不得花钱买菜。阿妈说那碗红烧萝卜是临时加上的，队长吩咐过不能亏待工作队员，还说等下雨天不干农活的时候要到镇上去买一些猪肉回来做梅干菜蒸肉给我吃。
饭后大家在场地上坐着乘凉闲聊，好几位邻居自带着小板凳陆续走过来坐下了一起聊着。李会计坐在我身边，一个一个地向我介绍，沙溪方言接近苏州话，十有八九能听懂，但是一下子记不住那么多人，只能嗯嗯呀呀地应付一阵算是认识了。大家第一次看到大学生，对我充满了好奇，问这问那的，让我有些应接不暇。李会计念过初中，算是有些了解大学生。他权威地解说道：“大学生就好比秀才，大学毕业了就是举人，就可以吃皇粮了。我们沙溪公社，包括沙溪镇，没有出过大学生，恐怕整个太仓县也不超过十个！”经他这么一解说，村民更是对我刮目相看。
聊了半个来时辰，人群纷纷散去，各自回家。我感到累了，想回房里准备漱洗休息，站起身来往堂屋走去。门开着，刚踏进门槛，借着外面的月光看到阿菊一丝不挂地坐在木浴盆里正在洗澡。我惊叫一声慌忙转身跳出门外，只听得背后阿菊咯咯笑道：“陆同志，怕什么呀！我都还没叫呢，你叫什么呀！”房东阿妈闻声赶来，见是这情况也笑开了，安慰我道：“女人都在堂屋汰浴，不关门额，你要进屋去拿什么东西都可以的，不用怕。等女人汰完浴后，男人把盆放到场地上汰。”我听罢无语，心想：“沙溪离上海才百余里路，怎么风俗如此原始！”
当天晚上我不敢洗澡，只用脸盆里的水擦了擦身，洗了脚。第二天下午我在工作队开会，从北沙回到溪口的时候太阳还没有落山。趁村民尚在田里劳作，我赶紧在堂屋放好木浴盆倒进半盆水，准备好好洗个澡。拴上了堂屋大门，可是连通东厢房和西厢房的两扇小门上不了栓，只能虚掩着。不料刚洗完站起来擦干了身子还没来得及穿衣服，阿菊和根生两人一前一后推开了侧门走进堂屋。他们从田里回来要把农具放在堂屋，见大门关着，就从厨房经他们的东厢房进入堂屋。阿菊一边打开大门一边咋咋呼呼地笑话我：“陆同志，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关起门来汰浴，我们此地额男人都在场地上汰额！”那次尴尬之后我再也没有在木浴盆里洗澡，改成每天晚饭前身上脱剩短衬裤蹲在场地前的小河边擦身洗脚。
溪口生产队陈树根家的阶级成分是地主，那是解放初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根据他父亲的私有土地规模划定的。他父亲死了，土地全部归公了，照理他只是“地主的儿子”，本身并非“地主分子”，但是现实生活中他还是被当作“地主分子”对待。“地主分子”列位于各类阶级敌人之首，阶级敌人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统称为“四类分子”。有一天下雨，大家闲在家里，陈树根走进我住的堂屋，说要我替他主持公道。陈树根年龄28岁，皮肤黝黑、身材魁梧、肌肉发达，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看上去挺老实的一介农民。他说出来的事情让我感到很难处理，说是李会计睡了他的女人。我想这种事情若是私通，那是生活作风问题，若是强奸，那是刑事案件，必须把具体情况了解清楚。
经过我盘问，事情真相竟然奇葩透顶！陈树根的女人是邻村一家富农分子的女儿，长得明眸皓齿、体态丰满，嫁过来才一年多时间，富农嫁地主却也门当户对。李会计早就对她垂涎欲滴，苦于一直没有下手的合适时机。后来他想出一个“一夜换妻”的主意，陈树根是属于那种体格强壮、*****的低智商，经不住李会计的威逼利诱就同意了。两人约定于某日夜深人静的时候各自进入对方家里行事，李会计顺利与陈树根的女人苟合完事，早早离开了陈家，但是陈树根到了李家门口，那女人拒不开门，理由是“决不与地主分子一起干坏事”。问题是那一夜之后事情还没完，谁也料想不到李会计与陈树根的女人一拍即合，干柴烈火，难分难舍，从此勾搭成奸，一有机会就在野外苟合。
我分析下来，李会计居心不良，生活作风腐败，与有夫之妇通奸，虽然没有明显触犯刑法，但是硬要“上纲上线”论定的话，可以够得上“坏分子”的行为。作为阶级敌人“四类分子”之一的“坏分子”概念是比较模糊的，社会上经常做坏事引起人民群众公愤的那些流氓阿飞往往也可当作“坏分子”打击。我从小受父亲处事理念的影响，深知“宁可拉一把，切勿推一把”的道理，于是我对陈树根说道：“换妻是荒唐的，违背伦理道德，你们两都有错！至于纠正现在的状况要从两方面着手，你回去好好管住你的老婆，我会找李会计谈话，让他知道后果利害关系。我们观察一下情况再说，如果不起作用，那就考虑采取严厉措施。”
当天我就找李会计谈话，他对事情经过供认不讳，一副毫不介意的样子。他辩解说：“换女人是他自己同意的，他女人后来跟我在一起也是她自己愿意的。”李会计自以为读过几年中学，比别人懂法，确信自己的行为并没有犯法。
我态度严肃地对他说：“你应该懂得划定‘坏分子’的条例，严重的生活作风腐败，尤其是与地主、富农阶级勾搭成奸，难道构不成‘坏分子’标准？我警告你，如果把你划定为‘坏分子’，那你就成了‘四类分子’。到那个时候非但没有资格继续担任会计，而且还会是人民政府专政的对象！你是个聪明人，其中的利害关系难道你不明白！”听我这么一讲，他耷拉着脑袋沉思了片刻之后终于明白过来，抬起头来煞有介事地说：“陆同志，谢谢你的开导，我保证再也不与陈树根的女人来往！”
入秋之后天气转凉，在小河边脱光膀子擦身受不住阵阵凉风，于是隔三差五到镇上公共浴室去洗澡。溪口生产队往南两三里路横穿过公路，再走二十分钟就到了沙溪镇。镇上蛮热闹的，有许多家饭店和茶馆，走在街上经常看到身穿草绿军装蓝军裤的解放军官兵。沙溪公社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的团部设在镇上，由于叶群和吴法宪亲自坐镇，全国各大媒体都十分关注。《空军报》还专门派出很多位记者前来长期蹲点采访有关“四清”运动的开展情况，记者当中有林彪元帅的女儿林豆豆。工作团成员当中最吸引我们大学生眼球的是南京空政文工团的演员们，当年歌剧《江姐》红极一时，最早把《江姐》搬上舞台的就是南京空政。有时候在镇上街头走着走着，会突然听到身后有人轻声哼唱歌剧中四川方言小调：“茄子开花像灯笼，你们发财我们穷；铜盆那个烂了分量在，我们人穷，人穷那个志不穷！”我的穿戴咋一眼看去有点像空军军人，上身穿着我大哥寄给我的四个兜的军官上装，肩上有用来佩戴军衔肩章的两个小洞眼，下身穿蓝卡其裤。好几次被当地农民误认为是空政文工团演员，甚至说我是演叛徒甫志高的演员。
我上街当然不仅仅为了泡澡堂，比洗澡更重要的是解决嘴馋的问题。在房东阿妈家里的饭桌上天天是红烧萝卜和清炒青菜，偶尔有荤菜，一个礼拜见一次的咸菜炒肉丝和一个月见一次的梅干菜蒸五花肉。那个所谓的荤菜，咸菜之中几乎找不到肉丝，满满一碗梅干菜中深埋着少得可怜的几块五花肉。到了镇上看到那几家饭店食客进进出出的，真想也进去饱餐一顿，可是又怕遇到熟人，以后会落得一个“资产阶级享乐思想作祟”的把柄。有一天我在饭店附近徘徊的时候正巧碰见潘中洲，见到好朋友用不着遮遮掩掩，直接道明了我的纠结。潘中洲哈哈一笑道：“不瞒你说，我早已有了解决办法，而且已经多次实施。”说罢从挎包中拿出一只咳嗽药水空瓶给我看，告诉我那是用来打酒的。镇上好多家杂货店都售散装酒，烧酒、黄酒、农家自制白米酒都有，白米酒其实就是上海人喜欢吃的甜酒酿，只是酒精浓度比普通的甜酒酿高一些。他的瓶子容量300毫升，可以装8至10两（16两旧制）白米酒。有了酒，另外到饭店买上三角钱的白切羊肉或者咸猪头肉，让店家切成薄片用油纸包了，塞进上衣左下摆的口袋里。这样走到镇梢头僻静处，右手从挎包取出酒瓶抿一口酒，伸出左手食指和中指从口袋中夹出一片肉放进嘴里。有了他这套方法，我隔三差五来一次镇上，泡澡之余偷偷地小乐胃一番，从此再也不去顾念房东家的荤菜。
秋收之后进入农闲，工作团布置下来的会议和活动一个接一个，阶级斗争的气氛越来越浓。我们工作队几乎每天开会分析运动的动向和各种疑似案情，晚饭后七点来钟一直开到深更半夜。从房东家走到大队队部至少半个小时，途中经过好几条河浜，过河要走独木桥，白天很容易过，就像体育课上练走平衡木差不多，但是晚上不一样。好在我随身携带手电筒，还有一位忠心的护卫——房东家养的一条土狗阿花。阿花其实是一条公狗，只是因为皮毛黑白相交才有了阿花这个名字。从我到房东家第一天起，阿花一直紧随我左右，到了夜里就匍匐在我床边地上似乎守卫着我。牠很聪明，每次我外出牠先跟在我脚后跟走到村口，停下了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见到我一招手就会继续跟我走，如果我不招手，牠就停在原处目送我走远。如果陪我去大队部开会，一路上窜前窜后活蹦乱跳，像小孩子一样到了外面很兴奋，但是过独木桥的时候却会抢先走，到了对岸回头看着我过河，似乎在鼓励我让我别害怕。
一天夜里开完会走回家已经是后半夜。我推开堂屋门的时候阿花抢先进去了，还没等我跨过门槛，阿花突然回头咬住我裤腿往外顶。我还以为阿花闹着玩，没去理会牠，硬劲跨脚迈过门槛，却不料一脚踩到了一个尖锐物。这时才知道阿花不是闹着玩而是向我警示危险，真是一条既忠实又有灵性的狗狗，但是等我明白过来已经来不及了。我脚上穿着一双橡胶底绿色军鞋，一踩下去就被那尖锐的东西刺透了鞋底扎进脚心，痛得我坐倒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叫喊起来。立刻惊醒了房东阿妈、根生和阿菊，阿妈急让根生去叫醒队长和李会计，同时让阿菊扶着我，她自己回房间拿来一盏挡风的煤油灯。在灯光下看清楚原来是戳到了一台蜡扦，阿妈提着煤油灯往堂屋墙边一张条桌上照看，只见一直摆在那儿的一对蜡扦少了一台，喃喃自言自语道：“怎么会呢？也不会是阿花呀！阿花一晚上都是跟着陆同志的呀！”
说话间队长和李会计都到了现场，队长一手抓住我的小腿，另一手一把拔出蜡扦，竟然不见流血。李会计顿时惊呼：“不好！蜡扦上锈斑堵住了伤口，必须马上送医院打破伤风针！”随即拿主意对队长说：“你和根生把陆同志抬到床上躺下休息，我现在就跑步去大队部叫醒工作队黄队长，请他向工作团要车子送陆同志去县医院打针。”出门时又回过头来吩咐道：“阿菊，你烧点热水，替陆同志擦把脸，把袜子脱了擦擦脚，小心不要碰到伤口！看护好陆同志，等我回来！”
生产队没有电话，生产大队才配有一部手摇电话，公社没有汽车只有自行车，但是工作团因为有空军司令吴法宪将军亲自坐镇，所以必定有汽车。李会计脑子活络，处理事情非常利索，他知道要去找黄队长才能解决问题，黄队长是部队干部，由他向工作团要部队派车合情合理。如果普通的外伤，只需自己队里像陈树根那样的强壮汉子背着步行到镇上的卫生所包扎一下就行，但是打破伤风针只有到县医院才行。李会计一路狂奔，只用10多分钟就跑到了大队部，黄队长知情后即刻摇通工作团值班室电话报告说：“我队一位大学生受伤，必须马上送县医院打破伤风针，希望团部派车支援。”没过两分钟那边打回电话说同意立即派车先到北沙大队，需要有人带路去溪口生产队接病号。黄队长吩咐李会计等着上车带路，并且负责护送我去县医院打针。
夜色中一辆军绿色苏联制造的越野车飞驰在公路上，李会计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指路，阿菊扶我坐于后排座位。解放军驾驶员边开车边与我说话：“小陆，你真运气！你们打电话来的时候吴司令正巧在团部会议室与人谈话，是他亲自下令用他的越野车接你去医院的。司令说这辆越野车防震性能好，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贝，需要保护好。”
时间已经接近黎明破晓，四周一片漆黑，靠着越野车的车头灯分辨路面，二十来分钟之后看到了县人民医院门前昏暗摇曳的灯光。李会计背着我来到急诊科门口，门关着，四周空无一人，阿菊上前大声敲门。只见开门走出一位睡眼惺忪的中年医生，白大褂披在身上只套进了一只袖子，另一只还耷拉着随着脚步晃动。他站在门口，没让我们进去，懒懒地问道：“哪里不舒服，这么三更半夜的来看急诊？”李会计回答：“脚底扎进了铁钉，需要打破伤风针。”医生朝我看了一眼说：“先在门口椅子上坐一会，打针的护士还在睡觉，药房那边不知人在不在，我去看看。”李会计看他慢慢吞吞的样子，顿时生气地告诉他：“受伤的是工作队大学生，空军吴司令亲自派自己的专车送来你们县医院打针的，你们可不能耽误了！”这话有奇效！医生这时才清醒过来看到我们当中还有一位穿空军制服的战士，马上180度转变态度，开直了门把我们迎进急诊室，招呼李会计和阿菊扶我趟在小床上。他自己风风火火地敲门叫醒了值班护士和药房值班员，回来给我仔细检查伤口，开出处方。护士耐心地对我伤口进行清洗消毒并且包扎以后，给我注射了破伤风针。
休息几天之后我可以下床走动，伤口完全愈合，痛感已经消失了。对于这次意外事件我并没有十分在意，只认为是自己不小心踩到一台跌落在堂屋地上的蜡扦而已。至于怎么会从墙边条桌上跌落到门口地上的，我曾经好奇过，但是再也没有花心思深究，毕竟这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有人把它当回大事，而且说是溪口生产队的一场阶级斗争！“漆黑的深夜，伸手不见五指，四清工作队队员小陆同志刚开完研究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会议回到宿舍，突然一脚踩到阶级敌人故意安放在门槛边地上的一台年久生锈的蜡扦，尖锐的铁扦深深地扎进了脚底心……”，这种情节完全符合典型的阶级斗争套路。工作队施队长对我说：“这显然是阶级敌人对抗‘四清’运动的新动向，必须挖出隐藏的敌人！根据溪口队李会计反映，地主分子陈树根嫌疑最大。”
施队长开口闭口不离阶级斗争。1949年解放军渡江战役之后江苏常熟县开展土地改革，他表现积极，被领导看中了作为重点培养的革命苗子，然后入党、提干，很快当上了村长、乡长。乡镇转变为人民公社之后，他改任人民公社社长，很快又被提升为公社党委书记。按他自己的话说阶级斗争贯穿于每一次政治运动，他就是在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现在一台小小的蜡扦意外刺伤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这么一件小事情通过李会计添油加醋的反映，竟然在施队长脑子中变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我听了施队长的话，心里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选择了沉默，我怕他批评我阶级斗争觉悟不高。
次日我抽空去镇上打牙祭，正走到饭馆门口的时候迎面遇见迈出门口的黄队长和另一位不认识的空军军官。打过招呼后我拉黄队长到一边对他说：“黄队长，我有一项工作需要单独向您请示。”他随即和那位军官道别，吩咐我跟随他去工作团团部。在团部一看会议室空着，他叫我一起坐下，然后掏出一包中华牌香烟，悠哉地点燃一支，边抽边听我说完了蜡扦事件的经过。最后我说道：
“黄队长，我不认为那是有人故意为之。有很多种可能造成条桌上的蜡扦跌落到地上，也完全有可能被人无意之中踢到了门口。房东阿妈的儿媳阿菊说，那天她小姑子的未婚夫过来走婚，晚饭后村里一大帮子男女青年来凑热闹，所以一定有不少人进出过堂屋。陈树根和他女人也来过，但是没有进屋，只在场地上看了一会热闹就回家了。再说陈树根没有作案动机，没有丝毫理由谋害我。关键是举报人李会计本来就与陈树根有宿怨，我相信李会计是为了与陈树根的女人重续旧好而故意诬陷陈树根。”
黄队长说：“小陆，你的分析有根有据。你是负责溪口生产队四清运动的工作队员，我认为应该以你的调查和分析为依据。希望你写一份关于这件事情的调查报告交给我，我会负责处理的。”
正在这个时候，吴司令从外面回来走过会议室门口往里面张望了一下，黄队长立即起身立正了向司令行军礼，我也马上站起来向吴司令大声说：“吴司令您好！谢谢吴司令！”
被我这一声道谢吸引住了，吴司令笑呵呵地问我：“你是大学生吧，说说谢我的理由。”开国中将吴法宪司令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可是对我们学生说话却是和蔼可亲的样子。
在他面前我一点也不感到紧张，我依然大声回答说：“因为几天前的半夜里我脚底受伤，急需要到县医院打破伤风针，是您亲自为我派车的，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当面向您道谢！”
吴司令爽朗地而且带一点幽默说道：“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大学生稀缺呀，为你们大学生做点事哪需要道谢嘛！”
他的随和态度给了我勇气，随即向他提出一个要求。我从棉大衣口袋掏出随身带着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要求他在扉页上签名题词。他欣然同意，挥笔写上“好好学习，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并且签上吴法宪大名。
元旦过后第二个星期沙溪公社工作团通知各工作队，大学生已经圆满完成参与运动的任务，全体大学生须于元月12日上午9点之前带着自己的行李到达团部大门口集合，上海外国语学院将派车到沙溪镇接他们回校。离开溪口生产队的前一天晚上，房东阿妈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饭，特地叫上了队长和李会计陪我一起喝酒。饭桌上除了一碗肉丝炒豆干、一碗红烧鱼和两碗素菜之外，还有一大砂锅的炖肉。队长向我敬了一杯酒，随即从砂锅里夹了一块肉到我碗里。我把肉吃到嘴里觉得味道怪怪的，随口问道：“这是什麽肉？”队长回答说：“狗肉。冬天吃狗肉最补！”我突然发觉阿花怎么没在我脚跟头，每天与我寸步不离的，今天怎么了？我惊呼起来：“阿花！阿花在哪里？”饭桌上一阵寂静。李会计试图打圆场：“阿花老了，狗的寿命也就十来年。”我忍不住站起身冲出门外，在凛冽寒风中吐尽了胃中的一切，那一晚我通夜无眠，内心在为阿花哭泣。第二天我与房东一家不欢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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