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鸟事”|八部半
Original 大头费里尼 八部半 2022-04-02 21:52
整理撰文|费里尼
没有隐喻，真的是鸟事，也真的是清零。这是我们父辈甚至祖辈亲眼目睹亲身参与过的荒谬事件之一。
至今，当年企图清零的麻雀依然翱翔在神州大地上空。我们看父辈的眼神，犹如未来的后辈看今日之我们。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1950年代末期，一场“鸟的地狱”活报剧曾经为全民参与、目击。世事如烟。相隔半个多世纪，一幅老照片再度钩沉出荒谬“鸟事”。
这张照片摄于1956年1月18日，图说略有雀跃：“竹园和屋檐都是晚上麻雀藏身的好地方，青年们用网围捕麻雀”。
这是目前我能找到的最早反应群体性消灭麻雀运动的影像记录。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群体“灭麻”运动实际上要到照片拍摄的两年之后才达到顶峰。而整个令麻雀家族几乎遭遇之灾的运动前后延续五年，科学最终战胜了人的感性认识，代之以一种理性呈现。雀族“五年浩劫”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群体对执行上级意志的“不渝”，它更是之后几十年频仍的民间“打鸡血”运动的发轫。长官意志混杂个体狂热，“鸟事”荒谬的背后，是“人事”之不察和颟顸。而最高领袖，也似乎从轰轰烈烈的“全民战争”中体味到“一言九鼎”的魔力。
1956年大跃进初期毛主席发起的“除四害运动”，其中以消灭麻雀动员力度最大、参与人员最广，同时震惊人界禽界。运动最开始四害的定义为：老鼠、麻雀、苍蝇以及蚊子，此后遭到动物学家一致反对后，1960年四害被重新定义为：老鼠、臭虫、苍蝇以及蚊虫。
中间五年，堪称雀类历史上不堪回首的“浩劫岁月”。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58年3月到11月上旬的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就多达19.6亿只，人均戮雀超过两只。
在上海，一共两次大规模的灭雀运动共有580万上海市民参加，消灭麻雀62万多只。据史志记载，在上海消灭麻雀活动中，共有72人受伤，5人因误食了毒麻雀的米而中毒死亡。据房管部门统计，因人们爬屋顶捉麻雀或摇旗呐喊，损坏瓦片达100万块以上。
活动的缘起，在1955年冬。毛泽东听到农民反映：麻雀成群，祸害庄稼。当时不知什么人算了一笔账：每只麻雀吃的粮食，秋收季节每天4两，就是说4只麻雀就要消耗掉一人一天的口粮，当时“以粮为纲”，夺人口粮自然成了人的“天敌”。毛泽东长在农村，对麻雀之于农作物之害深有体验，遂向有关部门发出指示：麻雀是害鸟，能不能消灭它们？
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刘瑞龙找到中科院动物所前任副所长钱燕文询问这一问题。专家的回答很审慎：我们对麻雀的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过，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
专家的声音太微弱了。当时中共中央正着手起草一个从1956年到196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于是毛泽东决定把麻雀同老鼠、苍蝇、蚊子一起，作为必须予以消灭的“四害”写进纲要。
燕雀之渺，一入庙堂之眼，距离灭族也就为时不远了。
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位省委书记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讨论并商定了《农业十七条》（即《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又称《农业四十条》的前身），其中第13条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消灭老鼠（及其它害兽），麻雀（及其它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未研究），苍蝇，蚊子。”
史料显示，在酝酿《农业十七条》的过程中，农业部一负责人曾约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鸟类学家郑作新，就该不该消灭麻雀听取意见。郑作新表示：国内有关麻雀的研究资料很少。麻雀在农作物收成季节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雏期间吃害虫，是有相当益处的。对付麻雀的为害，不应该是消灭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
遗憾的是，郑作新的正确意见在当时没有被采纳。麻雀被判极刑，立即执行。各地围猎麻雀的战斗紧锣密鼓。然而关于雀害的争论依然在继续。
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1956年秋在青岛召开，会议期间专门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有几位专家出于科学家的责任感，挺身而出，为麻雀鸣冤。
著名实验胚胎学家、细胞学家、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朱洗引用了1744年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和麻雀的故事。当年这位国王因为讨厌麻雀叽叽喳喳的声音，加之皇家樱桃园的果子被麻雀偷吃，一怒之下悬赏消灭麻雀，民众每杀死一只麻雀就可获得六个芬林的奖金。国人争相捕雀，雀族几灭，而果树的害虫因没了天敌，越繁殖越多，把果树叶子都吃光了，结不出一个果子来。大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去外国运来麻雀，加以保护和繁殖。
郑作新接着发言，重申：防治雀害应是消除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本身；麻雀在饲雏期间是吃虫的，在这一阶段是有相当益处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焴、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西北农学院教授兼院长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几位动物学家认为，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暂缓捕杀麻雀，政府不要轰轰烈烈地发动灭雀运动；同时呼吁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进行深人研究。
来自“老大哥”的专家也加入了论战队伍，据1957年5月9日《文汇报》报道：1957年5月7日，来访的苏联科学院自然保护委员会委员、生物学家米赫罗夫在回答《文汇报》记者的提问时说：麻雀对人有害呢，还是有益呢？这不能一概而论，要看麻雀在什么地区而定。苏联北部和森林地区田少树多，麻雀对人益多害少。城市里麻雀多半吃虫，对人完全有益。对以上地区的麻雀，苏联人不予消灭。在苏联南部田野间，如遇麻雀成群吃谷，苏联人常作小规模斗争。在森林、田野、城市相连地带，麻雀对人同时有益也有害，故只在成群吃谷时予以消灭才是对的。当时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讲学的莫斯科大学教授、生态学家库加金，也持与米赫罗夫同样的看法。
在支持消灭麻雀的声音中，有一个人最醒目——周建人，鲁迅的三弟，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在本文照片拍摄的一年之后，1957年1月18日《北京日报》发表他的文章《麻雀显然是害鸟》。《北京日报》编者所加按语，明确指出编发这篇文章，是针对朱洗在中国动物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发言，以及《文汇报》刊出的几篇文章。周建人以自己幼年在农村的体验，在其文章中断言“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
鲁迅三弟周建人
然而论战仍在继续，上海《文汇报》于1956年冬至1957年春，陆续刊出一些生物学和农学工作者反对或赞成消灭麻雀的文章。力主为麻雀翻案的薛德焴连续发表文章，历数国外保护麻雀和扑灭麻雀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在分析麻雀的生活习性与食性后认为：麻雀之益不能一笔抹杀。他特别提醒大家注意，鸟类与鼠类不同，就老鼠来说，它有百害而无一益。在鸟类中要找出一种和老鼠有同等资格的害鸟，实在是不可能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作人也从尊重历史、尊重科学的角度，主张“可以把麻雀作为控制的对象，不要作为扑灭的对象”。他在《对麻雀问题提一点参考的意见》一文中，特别就青岛中国动物学会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专家因为“扑灭麻雀”已订为国家政策，而不愿发言的情况，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其实这是行政上的事务，是一种想增加农业生产的行政事务，应当可以修正”。（见1957年1月30日的《文汇报》）。
在专家们的争论声中，《纲要》草案做了修正。1957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经过修改后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纲要修正草案》）中，“除四害”的条文改为：“从1956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
然而随着大跃进的冒进之风四起，各地消灭麻雀的运动却“停不下来”。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如此一来，不但“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的条文被抛之脑后，麻雀灭族的期限也要提前了。
从1958年3月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民灭雀运动的高潮。全民围剿聚歼麻雀运动首先从四川省开始，自3月20日至22日，全省灭雀1500万只，毁雀巢8万个，掏雀蛋35万个。随后，天津、哈尔滨、杭州、长春、镇江、北京等城市纷纷效法，这些城市到4月6日共灭雀1600万只。
首都北京自4月19日至21日，捕杀麻雀401160只。4月19日那天，北京300万人民总动员，“围剿麻雀总指挥部”派出3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市、区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在天坛“战区”，30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一天之中歼灭麻雀966只，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东铁匠营乡承寿寺生产站的毒饵诱扑区，在两个小时内就毒死麻雀400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2000居民围剿麻雀，他们把麻雀哄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里，消灭麻雀512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5公里的范围内，3000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瞄准射击，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当晚，首都举行了展示“战斗”成果的“胜利大游行”，一队队汽车满载着已“灭杀”的麻雀和一批“麻雀俘虏”在长安街上浩浩荡荡地经过，全市人民无不拍手称快。经过一天的“战斗”，战果 “极为辉煌”，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据报道，忙活了一天感到疲惫不堪的首都军民“正在养精蓄锐，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见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其时，北京大学为了消灭从附近逃至北大未名湖的麻雀，全校师生出动。北大校内锣鼓喧天，人声如潮，人们占领了所有的高处坡顶，摇动树枝，使麻雀没有可以栖身之处和落脚之地，让它们不停地飞，最后活活累死——据说都是心脏破裂！最早试验这种战术的是天津，要群追猛打，不让麻雀有落脚和喘息的机会。麻雀有个特点是不能作长距离飞行，在人们的威吓下，经过三四小时的急力飞行，疲劳过度，自然会跌落下来。
在上海，1958年自4月27日至 29日捕杀麻雀505303只。那一年的12月13日，是上海市的全民灭雀日，当天全市捕杀的麻雀就有19万多只。
全民运动高潮了，著名的郭老诗兴大发。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咒麻雀》诗一首，刊于1958年4月21日的《北京晚报》。诗曰：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200年前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教训就在眼前，然而后人却非得用自己的一手经验证明某些事情之不可为。经过全国性的灭雀运动，叽叽喳喳的鸣叫声消失了。恶果很快显现，1959年春夏，上海、扬州等城市树木害虫大发生，有的地方人行道树的叶子几乎被害虫吃光。生物学家坐不住了。但此时最高领袖仍无意识到荒谬“鸟事”之误。1959年7月10日下午，他在庐山会议上讲到《农业四十条》即《纲要修正草案》时，又提到了麻雀问题。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或许此时文革浩劫尚未到来，仅涉及“鸟事”，知识分子尚未噤若寒蝉，翻案仍在继续。理论生物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徐京华甚至大胆包天地说：为麻雀翻案，比替曹操翻案意义大。
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送请胡乔木转报毛泽东。随《报告》附送了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共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
毛泽东很快看到报告，并于11月29日签署：印发各同志。这个报告后来作为中央杭州会议文件之十八散发给与会者。
次年3月18日， 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清零被叫停。一场全民喧嚣的荒谬运动，自此划上句号。但肆意破坏物种平衡的恶果在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中还是得到了报复：“自然灾害”中的虫害，或多或少与麻雀数量大减有关。
（百度百科对本文有很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