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先生搜集的资料翔实可靠，那一段历史令人唏嘘难忘。我是文中提到的罗霈霖的长子，就文中提到关于先父提供一点信息。首先先父不是什么“地下党员”，几年前一个叫“知识分子”的网站上有文说“罗霈霖是地下党员？”我给他们的编辑发过邮件纠正，但后来就没有下文了。家父1938年去过延安但没有入党，1939年以后他去了重庆，据他晚年讲他在重庆时提出过入党但被“婉拒”了。1970年代他从“干校”回来，说王诤（电子部长）告诉他在延安时他们根本不相信他，大概因为在干校他们都成为“牛鬼蛇神”所以说话比较随便了。先父80岁生日时，老的电子部付部长王署进一步解释说，当时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没毕业或没上大学的，只有两个人是大学毕业有职业的人，一个是陆定一的哥哥受陆定一的影响，一个就是罗霈霖，所以他们认为他到延安来干什么？非常可疑。大约是1958年前后，他向我解释过，说他1956年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按“规定”一年后应该“转正”，但1957年他出差到东德，忙于华北无线电器材厂的建厂工作，“没有受到反右斗争的考验”，所以推迟直到1959年才“转正”，文革后才知道反右运动中有人检举过他的“右派言论”。
还有一点希望胥先生再查证的就是文4中“参与电子学规划的有王士光、孟昭英、马大猷和罗沛霖；”其中王士光不是留美学生，他是原四机部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再以前是电信工业局的付局长总工程师，家父原来是他的下属技术处长付总工程师。
如果有可能愿意与胥先生联系，本人的联系地址是：luoxin2k10@gmail.com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