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兄弟五人做中共特务 结局都很悲惨
—红色间谍兄弟五人之悲剧人生
“这就是沙家兄弟当年拿了外国的津贴-苏俄卢布，专门来颠覆一个并不太坏的国家政权的结果……他们拆掉的是一个小监狱，建起来的却是一个更大、更黑暗的大监狱；这监狱不但囚禁了中国人民，同时也把他们自己关进去了。这是大不幸，是沙家五兄弟的不幸，也是中国人民的不幸。”
“五四”运动后，共产党的理论盛行，迷惑了大批当年的有志青年，甚至一家兄弟、姐妹几个都信奉马列。沙文汉一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沙文汉是1957年中共揪出的党内最大的右派，这个“最大”，指的是在所有身为中共党员而被打成右派的人中，沙文汉的职务和级别最高，而且他的妻子陈修良也被打成了右派。
他们的女儿沙尚之曾回忆道：“1957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了北大，夏天就去了北京，丝毫不知家中正在发生变故。家里几个月没有信来。直到12月，我收到了父亲的信，说‘我们被打成右派了，你要靠自己’，当时父亲是浙江省长，母亲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沙文汉家共有兄弟五个，老大沙孟海、老二沙文求、老三沙文汉、老四沙文威、老五沙文度，外加沙文汉的妻子陈修良，一家六口都能诗能画，个个都是精英，除老大沙孟海之外，其他人都参加了中共。
老大沙孟海是蒋介石的秘书，为弟弟们做保护伞
沙氏五兄弟的家乡是浙江鄞县塘溪乡沙村，他们的父亲精于中医，闲时喜以书画篆刻自遣，但不幸于39岁那年病故。当时，家里变得很困难，但母亲却坚持供已上学并已显露才华的老大沙孟海继续读书。
沙孟海毕业后为了多赚钱供四个弟弟读书，在老师冯君木的举荐下到上海教书，后又到杭州谋职，在陈布雷哥哥的介绍下，在杭州市政府做职员。沙孟海在国文、书法、篆刻方面造诣颇深，早年在家乡曾师从冯君木学古典诗文，在上海又跟随吴昌硕学习书法和篆刻，到杭州后，他过人的才华逐渐显露出来，被誉为“浙江才子”。
因其文字水平较高，被朱家骅看中，成为朱家骅的秘书，后随朱家骅赴南京任教育部长。1941年到重庆后，蒋介石想找一个秘书，陈布雷举荐了沙孟海，但朱家骅不肯放，沙孟海只得半天在蒋介石处，半天在朱家骅处。沙孟海做蒋介石的秘书，职责主要是帮助蒋介石起草一些应酬文章，如于右任60寿辰的祝词，就是沙孟海替蒋介石写的，沙孟海后期还负责修纂蒋介石的家谱。
沙孟海身为大哥，非常无私地帮助和提携四个弟弟。他不但在学业上给他们提供资助，还屡次帮他们介绍工作，甚至毫无怨言地掩护他们。1926年老二沙文求奉中共指令到广州读书时，就是沙孟海亲自送去的；1932年老三沙文汉受中共排挤，没有了党的经费收入，贫病交加，沙孟海将他接到南京家中养病；老四沙文威曾进入国民党多个要害部门工作，也是沙孟海帮忙介绍的，同时他还为沙文汉、陈修良、沙文威的地下工作做了多方掩护。
中共建政后，1952年杭州灵隐寺修整中，沙孟海为灵隐寺题写“大雄宝殿”的匾额大字，但随着沙文汉被打成“浙江省的潘汉年”，沙孟海也受到了牵连，就连这块匾额上的名字落款也被剔掉了。导致1971年西哈努克参观灵隐寺，因好奇而提问匾额上的字是谁写的，为何没有落款。
文革时，沙孟海被带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成了“牛鬼蛇神”的一员。文革中，“造反派”抄了他的家，他们夫妻二人胸前挂着牌子，被勒令跪在街道上，等候“造反派”发落，甚至不知何时才能吃饭。不久，他又被关进浙江省博物馆库房旁边的小屋进行“隔离审查”，这一审查就是三年，造反派不允许他回家。受他的连累，他的两个女儿都在文革中被残酷斗争，先后被折磨而死。
老三沙文汉、陈修良夫妇立下汗马功劳，却结局悲惨
沙文汉于1925年，17岁时加入中共。18岁从宁波商业学校毕业后，沙孟海托人给他介绍到青岛明华银行当职员，但他没有去，而是受中共的派遣回到家乡接替二哥沙文求的工作，当上了沙村支部书记和鄞奉区委组织委员。1928年初策动鄞奉暴动失败后逃到上海，躲避在大哥家中。后来他考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名义上是学生，实际上是上海共青团法南区区委书记；1929年到莫斯科国际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一年，于1930年5月回国。
1932年，沙文汉受中共党内极“左”路线排挤，不给分配工作，使他这个“职业革命家”失去生活来源，几次因饥饿晕倒在上海马路上。沙孟海把他接到南京养病，并介绍他到安庆教育厅任小职员，解决生计。由于中共党员身份败露，他逃离了安庆，后被迫与妻子陈修良流亡日本，在日本为共产国际收集情报。1935年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军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华中分局城工部长、中共上海局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等职务。领导南京、杭州、无锡、徐州、上海等地的地下斗争。
沙文汉的妻子陈修良18岁考入浙江省立女子中学，曾担任中共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向警予的秘书，由向警予介绍成为中共党员。1927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1945年10月，陈修良受中共华中局和上海局的派遣，在沙文汉的直接领导下，只身潜入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而在此之前的八任中共地下市委书记，都被杀于雨花台。陈修良和沙文汉、沙文威等，共同谋划了国民党海、陆、空军队的几起重大投共活动，为中共夺取南京、上海起了很大作用。
1949年4月23日，陈修良发动2000名地下党员、2000名南京警察与近万名群众，使得中共军队几个小时便渡过长江，顺利接管南京。刘伯承、邓小平都是坐着轮渡过江的，过程中，南京电力、自来水均未停供，公共交通正常，报纸按时出版。可以说，陈修良为中共和平接管南京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共夺取胜利后，沙文汉、陈修良等红色间谍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中共卸磨杀驴，一旦控制了城市，陈修良便由南京市委书记被降为组织部长，不到一年时间就被调离了南京。沙文汉虽然当了浙江省长，但几年后，就被打成“浙江省的潘汉年”，1957年夫妻双双又被打成了右派。沙文汉1964年含恨病逝于杭州，陈修良1958年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挨整22年。
老四沙文威为中共提供情报功勋卓著，受株连只能当小官
《国民党要员身边的中共地下党》中提到，老四沙文威15岁参加共青团，16岁成为职业革命家。1935年通过大哥，进入武汉电话局，窃取了很多蒋介石在武汉行营指挥“剿共”的情报。
1936年，进入南京“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听到了蒋介石、汪精卫、陈立夫、陈诚等关于抗日的演讲，也摸清了国民党“不向共产党进攻”的底牌。
1937年，由沙孟海介绍，沙文威进入以朱家骅为主任的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属下的参事室任干事，使得军事委员会里无数绝密文件源源不断地传到了周恩来手中。
1945年日本投降后，沙文威在沙孟海帮助下再次钻入国民党心脏部位，担任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专员。沙文威利用这个身份，搞情报、做策反，为中共作了很多重要工作。
他还领导汪维恒窃取了东北和华北大量军事情报，汪维恒是军政部长陈诚的少将军需署长，中共秘密党员。1948年5、6月间，汪维恒到河北、东北视察，得到了两地独立团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兵员实力、驻地部署等绝密情报。两个月之后，辽沈战役结束，中共发现汪维恒所提供的情报几乎与实际情况完全一致。
沙文威为共产党争天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中共建政后，却并未给予沙文威应有的待遇。他只得到了一个中央统战部小处长的位置。不久后，受沙文汉右派案牵连，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最后被调到政协当了一名副秘书长。
老二沙文求死于红花岗，老五沙文度惨死延河边
老二沙文求16岁时，在大哥沙孟海帮助下，进入宁波效实中学读书，接触进步思想。后进入上海大学和复旦大学，他擅长诗、书、画，喜读兵书，又是少林武术高手。1925年加入中共，并从复旦大学辞学回到沙村，进行农民会的组织和运动。1926年夏，中共派沙文求、陈修良等前往广州中山大学学习，在共青团广州市委机关工作，1927年参加由张太雷、恽代英、叶剑英等按共产国际指令而发动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死于广州红花岗，罪名是“共匪逆要”，时年24岁。
老五沙文度1925年参加共青团，1927年参加家乡的农民运动。1928年沙文汉在家乡举行鄞奉暴动失败后，连累沙村老家被洗劫。当时沙文度被抓，差一点被装入麻袋仍进施村前面的深潭，幸得当地一位老绅士说情才获释。后被大哥沙孟海送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油画。
1938年沙文度到延安，加入了鲁迅艺术学院，同年到八路军120师政治宣传部，1939年成为中共党员。在延安整风“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本就因大哥、四哥都在国民党政府为官，受到怀疑，加上为了到延安的路上方便，四哥沙文威帮他弄了一张国民党军委会的通行证，而就因为这张通行证，他被组织上“抢救”成“特务”。有人主张枪毙他，他因此精神失常。
后来沙文威在武汉情报站的顶头上司、时任陕甘宁边区保卫部局长的周怡特地为他证明，说明沙文威身份，沙文度一案才真相大白。沙文度被送入医院治疗，但却无法治愈。他在被中共释放不久便“溺水”而亡，伏尸延河岸边“一处毫不起眼的沙滩上”，终年32岁。
结语
可以说，中共在全中国夺取国民党政权，那些遍布于国民党内部的红色间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些中共的秘密党员有的工作在国民党的要害部门，有的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亲属，他们将国民党的内部秘密情报源源不断地送给中共，甚至利用亲情策反国民党高级将领，让中共在与国民党的战争中知己知彼，不战而胜。中共还发动心理战、通过策反关键人物让国民党军心涣散，为中共获胜起了很大作用。
沙文汉曾跟妻子说，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要像酵母和进面粉一样，看得到它在发酵，却找不到它究竟在什么地方。可以说，他这是深得中共的精要，中共基因中的煽、骗、斗、间、邪充斥在这些红色间谍的地下工作中。
被陈修良称为“救命恩人”的国民党最高检察长杨兆龙，通过努力，得到了司法部长张知本、代总统李宗仁的同意，释放了全国一万多名中共党员、政治犯，包括已经判处死刑的。可以说，杨兆龙为中共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杨兆龙被誉为“世界五十位最杰出法学家之一”，1949年没有飞往台湾，没有去美国，也没有去加拿大和荷兰，而是听信中共留在大陆。1952年院系调整后，法学院取消，这位通晓八国语言的法学名家只能做一名俄语老师。1957年，杨兆龙被打成右派，1963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75年才同在押的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一起被特赦。
释放后，杨兆龙才发现妻子十年前就已自杀身亡，儿子被判刑十年，女婿被判刑二十年……他绝望之下，不到两年就突发脑溢血而死。
陈修良说：杨兆龙留在大陆，是我动员的结果。杨对中共立了大功！是我害了杨兆龙和他全家……我欠了他们的债，现在我要还债。陈修良生命中的最后20年，一直为受到冤屈的南京当年地下党和受到残酷迫害的由她亲自策反过的原国民党投共人员写证明材料，写了几百万字。令人唏嘘的是，早知今日，悔不当初……
多年研究右派历史的武宜三在《现实对理想的嘲弄，背叛对忠贞的羞辱》中曾写道：“这就是沙家兄弟当年拿了外国的津贴-苏俄卢布，专门来颠覆一个并不太坏的国家政权的结果……他们拆掉的是一个小监狱，建起来的却是一个更大、更黑暗的大监狱；这监狱不但囚禁了中国人民，同时也把他们自己关进去了。这是大不幸，是沙家五兄弟的不幸，也是中国人民的不幸。”
可谓一语中的，“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沙家兄弟的下场，也是他们听信中共欺骗谎言，为中共建立政权而奋斗一生的必然结局。如果他们当初知道是这样的结果，他们还会走上这条不归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