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裕光最早开这间贸易行时，只不过随便做点烟酒土特产生意。他本不缺钱，完全可以在文家大院做膏梁子弟，但是黄承英觉得丈夫应该有些出息，因此逼着他到涪陵跑码头。文怀山素有人脉，文裕光便子借父荣，不仅把摊子支起来，还混到袍哥会里做了“管事五爷”，于是和涪陵的头面人物有了往来。
闵陶笙是邻县垫江人，曾于1935年开办垫江农村银行，不过一年便倒闭。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他跑到那里趟出道来，不仅谋个了省参议员的名头，还从军政部交通司搞来大买卖。抗战期间，交通司掌管军用燃料采购，油水极大。闵陶笙打通了部长何应钦的门路，拿到一份长期供应柴油的巨额合同。那时的柴汽油，主要都是从桐油里提炼，因为日军已经切断了海路，石油无法大量输入中国。闵陶笙在重庆有一个“华府炼油厂”，如今拿到大合同，必须解决原料问题，于是到涪陵来搞桐油，这样便与文裕光结识，不仅入股他的商号做了总经理，还把招牌改为“华府公司”，要他从此专做桐油生意。
涪陵乡间出产桐油，但通常用于点灯照明。现在要供应工业生产，则需大规模人工种植，没有资金注入是不行的。闵陶笙看准机会，盘下中山东路一间行将倒闭的“华威银号”，改名为“华威银行”，广泛吸纳当地闲散资金，投入桐油业务。华府公司的买卖一下子大起来，成为涪陵首屈一指的桐油贸易商。为了节约成本就地加工，闵陶笙又在荔枝园开了一间“华府兴业公司炼油厂”，把聚兴诚银行总经理黄墨涵拉来做常务董事。聚兴诚是川帮银行的龙头老大，黄本人的名头同样很响，为“民主建国会”的组建者之一，闵因此也成为民建的初始会员。
闵陶笙靠着复杂的政商关系，开始在金融界呼风唤雨。他在重庆开设了华威银行分行，后改为总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允许川帮银行进入上海开业，于是他又开办了华威银行上海分行，地点位于宁波路109号。房产和家具都是现成的，乃大通银行留下来的“逆产”，被军统少将邓葆光接收后，归入了其所控制的“东方经济研究所”名下，东方便以此入股华威银行。闵陶笙于是搭上了“东方快车”，利用第一时间掌握的信息，大做投机生意。东方在楼内第三层即开有广播电台，每天广播中经社的商业新闻和全国物价，闵陶笙没可能不先知先觉。
邓葆光其时担任上海敌产处理局逆产组长，大权在握，手眼通天。他是情报界的传奇人物。抗战期间，邓获知日本正与苏联谈判，准备用橡胶换取木材，便推断日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理由是：日本并不产橡胶，橡胶都在东南亚，为美国所控制。由于两国交恶，美国开始对橡胶实施禁运。日本在这个时候跟苏联谈判“橡胶换木材”，必然已把东南亚视为囊中之物，而这却是“非战不可取也”。美国在太平洋的霸权全系于珍珠港，所以日本的军事企图即被邓葆光识破。他马上撰文密报盟军，却被当作无稽之谈，没人理会。待珍珠港最终遭袭，他的远见卓识才被同行认可，他也因此获得戴笠赏识，成为军统炙手可热的人物。
凭借这样响当当的合作伙伴，闵陶笙在上海滩把投机事业做得风生水起。1946年3月，宋子文就任行政院长后不久，大胆开放了外汇和黄金市场。这是美国顾问开的药方：中央银行每天把库存黄金投放市场，并通过黄金与美元挂钩（美元采用的是金本位制），这样依靠金融调控手段，就可以实现平抑物价、稳定币值的政策效果。道理听上去似乎不错，然而宋子文高估了自己手中的筹码：中央银行只有900多万两黄金，10亿美元外汇，根本不够与社会游资较量。当时国民党大员趁着接收日伪逆产之机，大肆中饱私囊，最后归入国库的只是一小部分。由于时局不稳，这些散落“民间”的资产急需变成硬通货，宋子文此举可谓开门揖盗。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全国的投机商云集上海，大量套购黄金，有多少吃多少。进入11月，随着国库空虚，金价开始飙升。到闵陶笙摔下来的时候，一根金条（10两）的价钱，已经从起初的200万元涨到了450万元。到了1947年2月15日，宋子文终于把筹码输光，不得不停止抛售黄金，从此恶性通货膨胀便如脱缰的野马席卷全国。
宋子文折腾出的这场“黄金风潮”，极大地削弱了国统区的经济，但对闵陶笙这样的投机客来说，却是狂欢盛宴。他根本没兴趣做什么实业了，整天就是想法弄钱换黄金，频繁往来于重庆和上海之间。由于国库黄金只在上海一地投放，其他城市的金价要比上海的黄金牌价高出很多。比如在2月11日这一天，一根金条在上海卖734万元，在重庆可卖950万元，无怪乎闵陶笙要争分夺秒地抢机票飞回去。他跑一趟来回，至少能挣出20根金条来。有道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要是宋子文早20天关闭赌局，闵陶笙也不会送命在沪渝线上，这真叫人算不如天算。
有些出乎意料的是，闵陶笙金尽人亡，不仅文裕光知道，蒋介石也知道。1947年9月13日，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向蒋介石呈文，请求对宪兵少将卫持平给予撤职处分，理由是他在华威银行担任董事，“非法经营商业”。这样就把闵陶笙牵了进来。大概是怕“钧座”看不明白，报文专门对两人的关系做了介绍：
“前据大公报：中航公司沪渝线班机于一月三十日在天门县境失事，由于机翼装载黄金过重所致。此项黄金二百余条，系上海华威银行闵陶笙所偷运。闵所经营之西太平洋公司与华威银行均与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卫持平有关。飞机失事后，闵死金失，卫持平即由京至沪，加拨二万万元维持华威银行，使免倒闭。经饬据保密局查报称，卫持平与闵陶笙为把兄弟，在渝时即勾结经商，华威银行迁沪后，卫亦参加资本一千万元，且以卫大衡化名任该行董事，并运用京沪宪兵力量掩护闵陶笙经商。凡闵所营运者，卫必有股份。”
报文把失事日期误作一月三十日，不过并不打紧。重要的是，这段话明确了两件事：第一，飞机上装有黄金二百余条；第二，黄金系闵陶笙所偷运。第一件事由大公报报道，但被官方公开否认。第二件事大公报不知道，或者知道却不敢说出来——毕竟这案子水太深，没有真凭实据就指名道姓，容易招惹官司。现在蒋介石知道了，也不过把卫持平撤职了事。由于时局紧迫，卫只在家赋闲一年，便获启用。临到贵州解放时，他作为“少将副师长”率部起义。之后被送往“西南军政大学”学习，眼看要跟老烟那样洗完脑进入新世界，殊料1951年2月在重庆“镇反”时被枪决。
至于闵陶笙，则属于搂草打着的兔子，并且是只死兔子，有关他的真相自然不会公之于众。一直到了今天，我才从台湾方面解密的“蒋中正总统文物”中找到了这份文件，从而证实了文家在73年前遭受的那场飞来横祸。
2020-1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