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了一封信，中央震怒，安徽省委书记当场下台
徽脸201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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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三年自然灾害”，已经过去了快60年，也只有上年龄的人才能对此有印象，然而对于安徽来说，那是一次重灾。
但在当时，安徽仍然是“放卫星”的大省，没有人知道当时的安徽究竟有什么样的情况。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经济损失估算为1200亿元。（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
特别最严重的是京、津、沪三大城市随时面临断粮的危险。
1961年11月12日晚，毛泽东根据邓小平关于召开一个地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解决粮食征购问题的提议，决定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把过去几年的工作总结一下。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共有史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
会议从1962年1月11日开始。按原定议程，会议就将走向尾声。
1月27日下午2点，刘少奇讲话结束后，作为大会主持人的毛泽东说：“大会准备在30日结束，至迟31日结束。”、
变化发生在两天之后。
1月29日上午，毛泽东提出一个建议：会议延长几天，大家在北京过春节，开一个“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开会，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由此，大会正式转入第二阶段——“出气”阶段，直到2月7日才结束。
刘少奇亲自坐镇安徽组“揭盖子”，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被撤职。
短短几天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致七千人会议议程突变，安徽省领导班子发生重大变局？
而这一切的根源不得不引向一个人，以及一封署名“胆小鬼”的检举信。
马骞
哥哥饿死在蹭饭路上的市委书记
安徽省蚌埠市属于中等城市，马骞时任蚌埠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分管工业，接到了参加会议的通知。
“大跃进”以来，由于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的重大失误，全省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病、饿、逃、荒、死的问题十分严重。
马骞任职的蚌埠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58年开始下降，至1961年的4年间，平均每年出生人数由过去的万人以上降至5457人，死亡人数由过去的每年2000多人上升到4000多人。
1960年总死亡人数10746人，死亡率高达25.81‰。这一年安徽死亡率高达68.6‰，名列全国第一。（《安徽省志――公安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页）
蚌埠地区凤阳县是马骞的老家，全县人口总数1958年370710人；1959年364136人；1960年306543人；1961年291958人。1961年比1958年减少了78752人。（《凤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蚌埠地区定远县老瞿村，全村198人中有101人饿死。（陈意新著《困难时期安徽农民的生存问题》）
当时，马骞的哥哥和弟弟饿得没办法，到蚌埠找马骞讨口饭吃。
下了火车，兄弟俩饿得走不动，只好拦了辆黄包车。
然而这也没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哥哥刚到家就咽气了。
马骞老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姓杨，村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杨驴子”，此人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表现极其蛮横。
到老百姓家里搜粮食，用步枪的探条在地上捅，一点点粮食都能搜出来。
农民的锅灶被全部扒掉，食堂又吃不饱，有些农民实在饿得扛不住，在家里煮点瓜菜充饥。
“杨驴子”晚上在山坡上望，看见哪家生火冒烟，马上带村干部过去检查，没收粮食和锅碗瓢勺。
马骞给弟弟送了一个兔子笼，里面有一个隔层，藏了几斤粮食，实在饿得受不了时煮点稀饭充饥，幸好没有被抓住。
饿殍遍地，但在公开的宣传中，却是形势大好。
后来马骞又想方设法从蚌埠市豆制品厂搞到一些豆腐渣，用船送到凤阳县，准备送给家乡的饥民吃，
县领导却打肿脸充胖子说，粮食都吃不完，豆腐渣给谁吃？没办法只好又运回来。
蚌埠市区的情况要比农村好得多，职工每人每月口粮标准27斤，规定要向灾区捐献3斤，实际供应24斤，而且还要搭配一半粗杂粮，妇女、儿童和老人相应减少。
由于吃不饱，营养不良，马骞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
被安徽省委撵回去的“中央调查组”
从1959年开始，中央和中央监委陆续收到大量关于安徽饿死人的人民来信。
1960年11月，中央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率检查组来安徽调查饿死人的问题，他深入到凤阳县，了解和掌握了饿死人的真相。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对此大为不满，指使安徽省委监委书记曾庆梅、蚌埠行署专员单劲之告反状，联名给中央发了《王维纲到凤阳调查非正常死亡》的电报。
中央接到电报后，通知调查组回京。
1960年12月28日到1961年1月3日，中央监委召开常委会，听取赴安徽检查组的汇报。列席会议的曾庆梅、单劲之受到严肃批评。
尽管如此，曾希圣仍然坚持认为中央检查组反映的情况不实，极力封锁消息，掩盖饿死人的真相，安徽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王从吾传》，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222页）
马骞1940年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安徽工作，曾任乡长、区长、县长、皖北淮河航务管理局局长等职，他知道农村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并对错误迟迟得不到纠正而焦虑。
为此，他对中央召开的这个会议充满了希望。
“引导和把握代表们的发言”的省委书记
1962年1月11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围绕刘少奇代表中央做的书面报告，进行分组讨论和提出修改意见，总结本地区“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曾希圣要各小组组长在讨论时“引导和把握代表们的发言”。
在这种引导和把握下，“直到十七号大家未讨论出什么问题”。
各小组发言整理上报后，曾希圣又到小组会上说：“你们要提意见啊，大会简报上一点看不到我们安徽的消息不好啊！”
很多同志气愤地说：“横竖我们是属顺风牌的，你说东风就是东风，你说西风就是西风。这样一来，越讨论越松劲。”
眼看会议就要结束，马骞心里十分着急，他萌生了给中央写信反映安徽问题的念头。
但是，安徽省反右派、反右倾斗争以来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在马骞心中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封信写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马骞心中没有底。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马骞横下一条心，就是坐20年大牢也要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
一封署名“胆小鬼”的检举信
会议期间两人住一个房间，写信不能让人知道，他只好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
马骞的信是写给“中央并敬爱的主席”，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安徽问题很多，盖子没有揭开，在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都严重存在着，并已发展到根深蒂固。不把这些问题反掉，回去工作也是搞不好的。”
马骞在信中提了两条建议：“我也考虑这么多负责人长期在京开会，家里工作是会受影响的。我提两个办法：一是谁省先解决问题就先回去，我们留下继续搞；二是按时结束回去，中央派负责同志到我们省去掌握搞，把问题彻底解决。”
马骞在信中最后希望“我意见我这信不要转给我们省委同志看，因他们作风还未转变前，我还不相信他们对人不打击报复的”。
马骞决定，这封检举信不能匿名，否则中央不会重视。“他内心也有心理准备，晚年和我讲：当时准备坐20年大牢。”马骞的儿子马方晨说。
因此，检举信的落款是实名：一个胆小鬼马骞。不过，他怕遭到报复，在信中请求中央为他保密。
1月25日，马骞把信递交了上去。此后的几天，在不安的等待中度过。
1月2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宣布，“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因此要将大会延长几天，开一个“出气会”。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首次作大会讲话，将矛头对准了几个省委第一书记。
他说，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省委第一书记，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我们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也是要垮台的，难免有一天像项羽一样，“别姬”就是了。“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听了毛泽东的讲话，马骞隐隐约约感到自己的检举信起了作用。
马骞的检举信让毛泽东改变七千人大会原定的议程，决定延长会期。
一封信引起的中央震怒
2002年9月23日，李葆华告诉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聂皖辉：“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大会快要闭幕的时候，中央收到两封匿名信，一封是安徽的，另一封是四川的。中央决定将会议延长。”
李葆华时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出气会”阶段陪同刘少奇处理安徽问题，他的回忆应该是权威和准确的。（《李葆华纪念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08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张素华在《变局》一书中写道：“在一月底中央准备结束会议的时候，一封来自安徽的匿名信和另外的几封来信，猛然搅动了看似平静的一池水面。几封信几乎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许多代表和他们一样，话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省委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这几封信是使毛泽东做出延长会期，开‘出气会’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马骞的检举信符合毛泽东“要解决问题”的想法。
毛泽东讲话当晚，安徽组的代表在吃晚饭时，接到了饭后开会的通知。
宣布开“出气会”后，中共中央几个常委分别坐镇几个重点省份。
前来安徽组的是刘少奇。当晚，他来到友谊宾馆，参加了安徽组全体会议。
刘少奇说，他来安徽组的目的，是想搞清楚安徽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问题的严重程度怎么样？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
他说，安徽的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
刘少奇的话一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曾希圣先表态说：“主席讲话了，大家要大胆揭发，有什么讲什么，放心大胆讲。检举信是哪个写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昨天半夜两点，刘征田（合肥市委第一书记）来找我，说检举信是朱赤（安徽蚌埠铁路局书记）写的。不管是哪个写的，我有则改之。”
此话一出，被认为是“告密者”的刘征田受到了孤立。
吃饭时，别人都不来和他同桌。曾希圣原本单独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此时不好继续留在房间里，就改到食堂。
为了凑够一桌，服务员常常要在门口拦人，拉来和他同桌。
全省的大组会之后，就是分组讨论，一个地委为一个组。2月3日下午，刘少奇再一次来参加安徽的大组会议。
这次会上，曾希圣和安徽省长黄岩先后作了检讨。
曾希圣在检讨中承认，全国最高法院副院长王维纲1961年春去安徽调查时，他曾打电话派人跟踪，让下面人注意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刘少奇听后问大家：曾希圣同志、黄岩同志作了检查，你们满意不满意啊？众声回答：不满意！
七千人大会前，中央通过人民来信，中央监委调查，领导干部实名举报，等途径，知道安徽的问题很严重，但是不见底。
这次刘少奇下决心查清安徽的问题，他分别找省、地、市的领导同志谈话，宣布一条纪律：饿死人瞒报一例，一律开除党籍。
刘少奇叫秘书打电话找各市、县委书记，一个个核对当地到底饿死多少人。
有的书记不知道真实数字，刘少奇就让他们现场打电话回去问。有的怕担责任，层层少报，刘少奇火了：“不说实话就枪毙你！”
这当然是一种气话。
形势开始急转直下，对曾希圣的批评越来越有火药味。
刘少奇接着说：“死了这样多人，生产力有这样大的破坏，受了这样一个挫折，历史上不写，省志上不写，不可能的。这个盖子必须揭，与其迟揭不如早揭。”（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1962年1月30日晚）
刘少奇把安徽有人给中央写检举信的事捅开了，后来又当着与会代表的面把检举信交给省委4位领导传阅。
马骞看到这一幕后很紧张，散会后他找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任之摸底：“信是谁写的？”
李任之回答：“不清楚，落款是‘一名共产党员’。”马骞听后心中稍安，原来中央已将检举信印成铅印件，落款处隐去了他的姓名。
军方高层支持刘少奇“揭盖子”，“出气会”期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告诉安徽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李世焱：“你大胆讲，不要有顾虑，今后如果不好工作，可以调到其他省去。”
听了刘少奇、毛泽东的报告，特别是听了刘少奇在安徽大组会议上的动员，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在付出了几百万生命的代价后，安徽绝大多数地、县级领导打消思想顾虑，开始讲真话了，大会小会“揭盖子”，背靠背地进行揭发批判。
杨尚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安排35个人每天到各大组搜集讨论情况。他在1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由于少奇、恩来同志坐镇安徽、福建，这两省已经慢慢地展开了，向省委领导上初步提出些意见，还待深入。”
2月7日下午，七千人大会结束。中央采纳马骞的建议，把安徽代表团留下来“继续搞”。
2月9日下午，曾希圣在第二次检查时说：“有一封信（指马骞的检举信），我们省委同志看了，认为是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写的，因此想摸底是谁写的。内心虽然没打击报复之意（也不敢），但戒备之意是有的。”
曾希圣检查说：“省内死了几百万人，我心情是沉痛的……现在我深深认识到我的错误是异常严重，给安徽工作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我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我的罪过是还不清的，我唯一的决心是倾听大家的意见，永远倾听群众的意见，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带（戴）罪立功。”（曾希圣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议上的第二次自我检查，1962年2月9日下午）
为了避免互相猜疑，人人自危，马骞经过慎重考虑，在会上当场写了一个字条，请人递给刘少奇，希望公开检举信是他写的。
刘少奇接到字条后当即宣布：“同志们，检举信是马骞同志写的，马骞同志请你站起来，和大家见见。”
曾希圣尴尬地说：“马骞同志，谢谢你。”
这件事安徽参加七千人大会的所有人都知道。
2月9日晚，刘少奇第三次参加安徽大组会议。他在通篇讲话中历数曾希圣的种种错误，态度之严厉，语言之尖锐，实属罕见。
刘少奇最后宣布：“中央决定将曾希圣同志调动工作，曾希圣同志检讨时也讲了，要求中央把他调离安徽……中央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到安徽当第一书记，代替曾希圣同志。”
会后，中央又一次采纳马骞的建议，派钱瑛率工作组到安徽，指导改组后的安徽省委做好甄别平反工作。
1962年4月，马骞调任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专职常委，这一任命显然与他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写检举信有关。
1995年9月，马骞在合肥病逝，享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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