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这本书，《周恩来家世》，有点特别。
一般来说，在我们印象里，共产党人，特别革命领袖，是不去深究自己的家世的，因为似乎这里面有封建糟粕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是旧观念。
这本书恰恰是把周恩来的家世做了全面的又是权威的考证。
这本书的主编李海文，是我很多年的同事。1980年到1996年，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1987年以前，我在刘少奇研究组工作了7年，李海文那时是周恩来研究组的一个重要成员。据我所知，那时候几乎没有人想到会去挖掘周恩来的家世，主要的工作是编《周恩来选集》和《周恩来年谱》。
当然，我知道周总理的家乡是淮安，而再远的家乡是绍兴。我也隐隐约约地知道，周恩来的祖先是周敦颐。后来，我也听说，我的祖先也是周敦颐。这件事情，刚刚听说的时候我也不相信，我觉得，我的祖先没有这么高大上，这有点像拉大旗做虎皮。
但是，有家乡的同族人把我带到了周家祠堂。
我的家乡江苏常州有一个镇，叫郑陆镇。这个镇上有一个村子叫丰北村，丰北村有一个周家祠堂。这个祠堂里有文字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周敦颐的后世有一支是何时迁到丰北村的，村里还有这一支的始祖的坟墓，叫“周思李”。也记录了有一支后代何时从丰北村迁到了我父母出生的村庄，叫“周家塘”。
当然，我没有做详细的研究，始终还是将信将疑。
但是，这一本书不一样，是专业研究人员的呕心沥血之作。
有学者评论说，这本书的写作内容及方式，在有关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中尚属第一次。所以这本书出版以后，读者反响很大，第一次印刷两万册，同年就加印了。1998年2月中旬，绍兴举办了纪念周恩来诞辰百年的活动，单单这次会议就定了一千册，发给与会者人手一册。
李海文是一个非常认真地做学问的人，她在本书前言里，说到了她曾经撰写和参与编撰出版了六本关于周恩来的书。她自己说，在这六本书里，她最钟爱的是《周恩来家世》，原因有两个，首先这本书她付出的心血最多，为此曾经住了半个多月的医院。她从1995年开始组织北京、绍兴、淮安三地的多方研究者，历时两年半才完成了这本书，后来又不断地打磨和修订。
李海文研究周恩来的上溯四代，都是师爷。绍兴师爷是一个群体，那时候很多官府里，是靠师爷出谋划策甚至当家作主的，这样一个家世，对周恩来的影响有多少，这也是读者可以从中领悟的。
李海文在研究周恩来的家族史时，归纳出了两个特点，其一是他们家族的紧密性，第二是四代师爷，擅长“佐官制吏”，后来，她又发现了第三个特点，就是他们除祖茔地以外不置地产，只有房屋，周恩来的故居就是他爷爷买的。
周家的人都是靠品德、学识和人品立足和发展的。良好的家风，也是对周恩来影响很大的。
周敦颐被绍兴宝祐桥周氏尊为始祖，而周恩来是宝祐桥周氏的后代。
这有没有根据呢？
因为中国历来有攀名人为祖先的习惯，如姓周的常常要追溯到周文王、周武王，我的祖先居然能上溯到周勃、周瑜等。宝祐桥周氏尊周敦颐为始祖是有根据的，最主要的根据就是周敦颐的曾孙周靖的墓志铭，墓志铭是是非常重要的史料，而且，这是距离周敦颐过世一百多年，一般人是不敢冒认的。这时的周敦颐已经是大人物了，被尊为理学鼻祖了。周敦颐活着的时候名气不大，后来是经过了程颢、程颐特别是朱熹的宣扬，名气才大了起来。
周敦颐的后裔迁徙成族者有五十多处，据说有上百万人，所以，姓周的自称是周敦颐的后代，不见得是假的。
周敦颐出生在湖南道县的濂溪，他写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散文《爱莲说》，所以濂溪和爱莲塘都成为周敦颐的标签。“出淤泥而不染”，这是大家非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出自《爱莲说》。
了解周恩来的家世渊源，应该不是读这本书的目的，目的应当是懂得家世对于人生的影响。另外，读了这本书，似乎也可以调动起自己对家世的了解，而大多数人其实是不了解自己的家世而且不屑于了解自己家世的，这是不对的。
附：作者再版感言
周恩来的品质，是在家族教育中熏陶而成的
在周氏家族中，从周恩来起，上溯四代都是师爷。师爷擅长“佐官制吏”，他们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行事规矩等经验必然有可取之处，有值得后人借鉴、学习的地方。为他们立传，用事实为绍兴师爷正名，冲破了一百多年来社会贬低、丑化绍兴师爷之风。我认真阅读了中国近代史所研究员郭润涛写的《官府、幕友与书生》一书，并请他特为本书写了《绍兴师爷》作为附录，对绍兴师爷的形成、作用、思想、生活状况及优劣做了详细的分析。
周恩来在成长中无疑受师爷世家的影响，他的思想从不走极端，他知道要取得胜利，除有正确的政策外，还要顾全大局，维护党的统一、团结。他在六届四中全会、在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特别在“文革”十年中，都不计个人得失，不怕攻击和误解，挺身而出，忍辱负重，坚守岗位，苦撑局面，力挽狂澜，在维护党和国家的正常运转、维护党和国家的统一和团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作用。周恩来身上的这种品质，就是在这样的家族教育中熏陶而形成的。周恩来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出路和前途，而是国家、民族的解放和兴盛。所以，他在“文革”中能说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话。
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有不少是来自旧社会的军队，如朱德、刘伯承、贺龙、彭德怀、叶剑英等等。朱德放弃高官厚禄，于1922年千里迢迢到上海找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提出入党要求。但是，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以此将他拒之门外。为了寻找共产党，不久朱德在德国见到周恩来。他们彻夜长谈，相见恨晚。周恩来同意他入党的要求，并报上级，得到批准后，亲自做介绍人。这年周恩来仅24岁。这件事显示出周恩来早在二十几岁就从实际出发，不拘泥教条，有过人的胆识和担当。1927年周恩来亲自做贺龙的工作，并任命贺龙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起义军南下，在瑞金，周恩来亲自出席贺龙的入党仪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正是基于周恩来与社会各阶层的接触、往来，特别是与城市中各个阶层的交往，他熟悉众多阶层的社会形态、生活状态、生活习惯、思想理念及其心理、秉性、为人处世之道，知道他们对经济、政治、思想及文化上的诉求。所以，他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一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提出“求同存异，广结盟友”“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荣辱与共，肝胆相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团结了大批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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