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死刑号”一文中张郎郎说：“郭世英被送去劳动了一段，然后转往农业大学读书。可是，噩运并没有结束，一九六八年郭世英被隔离审查、毒打。一天，郭世英从二楼摔下来死亡。当时他还被绑在床上，他妹妹前来收尸的时候，还没有松绑。
人们说是自杀，家属说是他杀。
我今天写的是文革时郭世英自杀前后的一段历史。
到了六八年春天，社会上开始批判臭老九，当然也包括所有的大学生。在大街上会有人盘问你是否是知识分子，假如你回答是，他们就会让你低头弯腰坐飞机，臭老九不但是知识分子的代名词，也成了我们的代名词。从文革开始闹够了的青年学生们包括大，中学生都开始夹着尾巴做人了。
在社会上掀起批判臭老九的时候，学校里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次是冲着学生来的，复课闹革命又受到干扰。学校里进来了工宣队和军宣队，农大的工宣队是北京市邮电系统的，我参加工作后回北京时，有一次在东四邮局还碰到一位师傅。我们对他们印象还好，因为他们还有点儿人情味，他们和同学住在一起，有点儿像四清似的，同吃、同住、同批判，有时候对军队过份的举动，他们也会不同意。但是军宣队是老大，工宣队说话都不管用。譬如，那时兴起了查户口，这玩意儿只有在看老话剧“七十二家房客”讽刺国民党时候才听说过，现在我们也开始了。
半夜三更军宣队就到宿舍来检查，是否有别处的人混进来。工宣队的老李和我们班男同学住在一起，军宣队来检查时，他说：“这个屋子里没有别人，我可以证明。”但是军宣队还是要每个学生拿出学生证来，我们班的男同学不干了，和军宣队吵了起来，这一吵，了不得了，军宣队召开全班大会，让他们宿舍作检查，在军宣队眼里学生也成了专政对象。
对这些没什么问题的学生尚且如此，对家庭或个人有问题的就更是残酷斗争了。这次批判以班级为单位，目标是针对学生。当时提出查三代，包括家里成份不好，有父母或亲戚成了走资派的，或者家里有海外关系的都被批判，本人有过问题的就更难过关了。我们班还好，因为大家的成份都很高，全班４５个人中，只有一位是烈士出身，所谓革命后代；一位中农出身的，文革初对大家横眉竖眼，这时她父亲因解放前做过县参议员，已不敢嚣张；另一位总爱炫耀自己是革命军人出身的同学，父亲因是国民党起义的军官，正在受批判，所以也无法整别人。大部份同学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或更高些，因此班里也没有人打人，只不过让我们这几个有海外关系的人检查。我和马家爸爸人缘还好，当核心组讨论怎么整的时候，就有人悄悄告诉马家爸爸让他跟我说叫我注意些。
有的班就了不得了，极左的很。他们在班里打，在学校里批，全校到处都可以听见被打的人哭嚎的声音。我们在七号楼学习讨论，就听见六号楼农学系的贺飞被抽打的嗷嗷乱叫，我们和他一起上过大课，都认识，所以忿忿不平，后来当学生调宿舍时，马家爸爸和几个同学在搬家时故意找岔儿，把打贺飞的学生打了一顿，虽然被军宣队批评，让他们在班里检查，他们心里还是挺高兴，觉得做了一件打抱不平的事。
还有一个女生被打得大声嚎叫，告发她的是她最好的朋友，因为她想划清界限，但是从此受到大家的鄙视。畜牧系林章育在七号楼前的斗鬼台上被批斗，原因是因为他说：“江青也穿过连衣裙。”另外说他低级下流篡改样板戏。还有一个同学被批判是因为偷听古典音乐被他们班同学告发，其实我们班那个烈士子弟管着抄家物资的钥匙，知道里面有黑胶唱片和留声机，这个同学是和我先生及另外两个好朋友一起去偷听的，我们班没事，他却被班里同学大小会挨斗好久没过关。有个小姑娘被斗，站在台上，说她是“五·一六”分子，以死威胁她，她很厉害，豪不妥协，还说要杀就杀吧，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后来，不但打人、整人越来越玄。打人的又发明了熬鹰的方法整学生，２４小时不让被斗的学生睡觉，他们认为熬不过了这些人就会交代问题。从那时起自杀风也就开始了。工会主席安铁志先从操场大烟囱顶上跳了下来，惨不忍睹。以后，除了老师、干部外，学生也开始自杀了。没有多久简直像得了传染病，自杀的越来越多，花样也不断翻新。
郭世英就是这时候自杀的。一天早上我们班早请示（早晨去毛主席像前背他的语录）回来，走到五号楼西边看见四个学生提着个麻袋，正向我们的方向跑来，到近处一看是个人，满身的血。回到宿舍，我正好有个化工学院的小朋友来看我，前一天住在我这儿。郭世英跳楼时，她正站在窗前梳头，看到一个东西从对面六号楼二楼掉下来，到了地上发出很大的响声，后来才知道是个人。以后我们就听说死者叫郭世英，是郭沫若的儿子。我们听说过他和一些高干子弟结社，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送去劳改，后来到农大来念书。这次他被他们班同学毒打，熬鹰，24小时不让睡觉，他实在受不了，就用反绑着的手拔开窗户的插销，跳窗户了，跳出来时头是向下的，所以才会摔死。后来他的尸体放在教学楼里，我先生去看过说就放在老师站的讲台上。我先生说郭沫若曾亲自来学校看过，别的同学说是郭世英的妹妹来的。车就停在校医务室和一号楼间，家属提出要求验尸，以决定是自杀还是他杀，周总理也做了同样的指示，最后在学校验了尸才把尸体处理的，他是4月死的。
以后，很多人用不同的方法自杀，但也有大难不死的。一个农学系的女生，父亲是彭真旧市委的，被批斗，她不怕别人怎么想，向他父亲了解真相，并且给北京市委写了一封信，要求公平对待他父亲。她们班的女生罗力是个很凶狠的女孩，总穿着件军服，腰上系个皮带，就带头毒打她，说她是要给她父亲翻案。她受不了就从我们住的五号楼五楼上跳了下来，但是正好掉在楼前的珍珠梅灌木上，没摔死。也是早请示回来，我们看见她爬起来就冲着西边跑来，但跑了没几步，又摔倒了。三天后看到她，五官周围都是青紫色的淤血。谁知道她没死成反而又被她们班的同学毒打，说她是假自杀，谁会从五楼上跳下来假自杀呢？
还有一个学生想尽办法自杀，摸电门，喝农药，跳河，上吊，怎么死都死不了，后来还是自杀成功了，但是我已忘了他怎么死的，当时被大家传为笑话。
我们毕业前经历的最后一起自杀案是一位土化系的研究生。他自杀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告他，说他用手比画成八字形指向毛泽东的像，是要枪毙毛主席，把他当现行反革命批斗。这位研究生把自己吊在双人床头中间的栏杆上，但被人发现并及时抢救，救他的就是现在国务院对台办主任陈云林，他为他作了很长时间的人工呼吸才救活他。
总之当时北农大在北京市出了名，前后共有３６名自杀的，听说受到了上级的批评。
今天我找到一篇文章“北京农大“文革”损失知多少 ？”也提到了农大的自杀风，它这样写道：《──“文革”中大批教职工、学生受迫害。在清队中迫害致死以及其他原因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30 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7 人，讲师、助教 3 人，干部 5 人，工人 6 人，学生 6 人，家属 3 人。死亡人数之多，在北京高校中实属罕见。
另外整个文革中农大有442名教职员工在清队中被立案审查，占全校教职工总人数的 19 . 9 ﹪；大批教职工被劳改、关“牛棚”； 240 人（ 1966 年 8 月 3 日一天里）被挂牌游街； 205 户教职工被抄家； 51 人被强制遣送回农村； 50 人被定为走资派及犯走资派错误，反革命或逮捕法办；…… 。 》
从68年下半年就开始把学生们轰出北京城了。知识青年下乡，大学生分配。我们刚好是68届毕业，只晚了半年，66，67都没毕业，就先把他们分配了。
等我们分配时没有一个留在北京。幸运啊！因为后来的请队更惨。12月大家都走了，5年半在一起的生活真让人不舍。我和马家爸爸 是最后走的，一直送走了我们班每个人。
临别去游颐和园
送老陈合影
在北京站送同学，最后一次唱天涯若比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