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约黄昏》之四：孤独少年
盖瑞·坦普
1954年，父亲被调到伦敦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母亲决心把我和大妹凯瑟琳送进伦敦西北几十公里海威科姆(High Wycombe)城的一所寄宿学校去。这所学校是在一个很大的庄园里，小学部的学生周一至周四住校，周五下午回家。中学部在小城的另外一边，学生全部走读，不住校。管理寄宿学校的是两位女士——古奇（Gooch）小姐与索普(Thrope)小姐。妈妈与她们达成了协议，我和凯瑟琳长期住校，周末也不回家。其实那时我已经上中学了，所有同学下学后都回家，只有我得从中学部回到寄宿学校。
出逃
寄宿学校校园很大，花木扶疏，还有果园、菜园甚至暖房，景色是美丽的。但是，我和凯瑟琳必须按时起床、按时上课、按时吃饭、按时睡觉，甚至按时去院子里活动。我们的行动是处于严格监管之下的，没有一点儿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空间。古奇小姐和索普小姐对我们相当友善，管束却很严。我觉得这样的管束太难忍受了，校园景色美丽又有什么用呢？每逢周末，我和凯瑟琳眼巴巴看着小学部的同学们被父母接回家，他们欢笑着扑到父母怀里热烈亲吻。我羡慕他们，嫉妒他们，我觉得自己快要气疯了。
有一次，两位小姐嫌我不听话，把我关进厨房，不许我出来。12岁的我决定逃走。我想，逃到外面，没有吃的不行。我就打开冰箱，给自己做了一个大大的三明治，在面包里夹了许多火腿，然后我带上三明治从厨房里悄悄地逃跑了。我毫无目的地跑出校园，但是去哪里呢？回家是不可能的，这里离家很远，我没有钱坐火车。我实在无处可去，只好在小镇的街上转来转去。后来，有一个同学在街上看见我，报告了老师，两位小姐才把我接回去了。
朝思暮想的暑假终于要到了，学生们都忙着收拾东西回家，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家长接走了。我与大妹在大门口翘首盼望，望眼欲穿，但就是看不见妈妈的影子。这时，索普小姐把我俩叫到一边，告诉我们：“我非常抱歉地通知你们，这个暑假你们不能回家，你们得和我们一起呆在学校里！”
这个消息对我们兄妹俩人真有如晴天霹雳。“什么，不能回家！就在这里度过六周的暑假？”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沉到了黑暗的深渊。学校里到处空空荡荡。我俩长久地坐在校园的台阶上，像小傻子一样百无聊赖地听蝉鸣，要不然就在大树上爬上爬下。我感到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妈妈没有给我们任何解释，我只是听说，她跟着父亲去欧洲了。我觉得这太不近人情了，我们被妈妈大大地忽视了，简直可以说丢弃了。幸亏我还有好妹妹凯瑟琳的陪伴，但是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孤寂的暑假，忘不了那种被妈妈忽视的感觉。
我的才能
暑假之后几个月，父亲被调回伦敦，我和大妹终于回到了新家。新家在伦敦远郊，又大又好，有客厅有车房，楼上有4间卧室。我们每天放学后，都能回家，真是太好了。业余时间，我终于可以做一些我想做的事了。我的动手能力很强，又老有一些新想法，特别喜欢自己做东西。八九岁时，家里的一台老钟不走了，我就把零件都一一拆下来，检查一番，琢磨一通，然后，又一一装了回去。大钟竟然被我修好，又滴答滴答走了起来。这使我自己深受鼓舞。
爸爸首先发现了我这方面的才能，对我的这些爱好大加鼓励。他给我买来一大盒做航空模型的材料和图纸，让我照着图纸，做各种型号的小飞机。你想，我从小在空军基地长大，对各种飞机可是太熟悉了。所以那些图纸我一看就明白，做小飞机对我来说真是驾轻就熟。
这时候，爸爸又给我买来一个带耳机的晶体管收音机。这个简单的晶体管收音机几乎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不满足于只用它听广播。我把它拆开，了解了它的构造，又重新装好。不过我对它稍加改装，把它和一个旧变压器联在一起，又给它安了长长的天线。天线挂在后院的大树上，这样，我不用电池就可以清晰地听到欧洲各个电台的广播。
我一做起这些事就入迷，就忘了时间，常常很晚都不睡觉。妈妈爸爸就忍不住上楼来查看。我就想法做了一个监控器，我把两条电线放在楼梯的地毯下面。妈妈爸爸一上楼，我房间里的耳机就“哔、哔”做响。我就赶紧摘下耳机，闭眼装睡。这样，妈妈爸爸从来没有抓住过我。这是我少年时代最得意的秘密。
埃斯特豪军校
可惜，自由时光对我是如此短暂。1956年，爸爸妈妈决定把13岁的我送进军事寄宿学校，把我培养成一名英国军人。我一点也不想当军人，我憎恨寄宿学校，我听说军事寄宿学校管束极为严厉，我找出各种理由想要逃避。但是，爸爸妈妈根本不听我的。他们怕我私自逃回家中，就把我送进远离伦敦的约克郡（York）的埃斯特豪军事寄宿学校。
埃斯特豪军校(Eshton Hall)坐落在一座孤零零的古典式美丽大厦里，里面的布置也是古色古香充满英国派头，大概它要充分显示它是一所贵族化的军事寄宿学校吧。学校的四面则全是旷野，放眼望去全是绿色的舒缓山坡，只有一条公路蜿蜒伸向远方，看不见村庄，更别说城镇了，完全是一个与人世隔绝的地方。
我们平时不许迈出校园一步，星期天才允许排着队步行两公里去一个村庄的小教堂做礼拜。只有几个有特权的高年级学生允许在星期天下午离开校园骑自行车在周围转一转。离学校最近的小城叫斯根普敦(Skipton)，听说很好玩，有古堡有商店有运河。我们都想去那里转一转，但是学校不许，连高年级同学都不许去。
军校管束很严，老师动不动就对学生实施体罚。在英语课上，一次我的单词拼写有错误，英语老师就让我脱下皮鞋，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用皮鞋狠打我的屁股。那是爸爸妈妈给我买的一双新皮鞋，本来我无限珍爱。挨打之后，我一看见这双新皮鞋就害怕得发抖，我再也不想穿它了。到我放假回家时，妈妈还问起来：“你的新皮鞋哪儿去啦？怎么不穿呀？”我把挨打的事告诉妈妈，我以为她一定会表示出无限的怜惜与同情，但她却无动于衷。
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学约翰（John）知道进教室要晚了，就在走廊上急跑。那位英语老师看见了，喝住我们说：“你们到我房间里等我！”我俩只得听他的话乖乖去等着。不一会儿，英语老师来了。他用板子轮番打我们俩的屁股。我的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一坐下就疼痛难忍，晚上睡觉只好趴着睡。几周之后，我放假回家，妈妈看见我屁股上的大疤痕，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讲了，我以为妈妈一定会说：“那就别去那个学校了，回来吧！”但是，妈妈什么也没说，我只好又十分沮丧地回到军校。妈妈一次次的冷漠刺痛了我的心，我觉得她不关心我，渐渐对她产生了怨恨。我明白今后一切都得靠自己了。我在军事寄宿学校一住几个月，才有机会回家一次，我与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
我从小就不喜欢体育课，而军校的体育课简直就是受罪，一点乐趣也没有。有一年冬天，地上结了薄冰。老师让我们在冰上踢足球，只许穿足球服和短裤，里面不许多穿衣服。为了不致冻僵，男孩们只好拼命地跑动。一个男孩摔倒在冰上，摔断了胳臂；另一个男孩的脸被别人的鞋钉戳破了；我的膝盖摔得鲜血淋漓。但是，老师看见管都不管，非常冷酷。
那个军校不但教授一般的功课，英语啦、史地啦、自然科学啦，还得用很多时间洗军服、擦靴子、擦肩章和抛光皮带扣。每星期二专门有军人来上军事课，教射击、战术、拆枪擦枪等等。学校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全是武器。在学会使用一般武器后，教官又教我们使用机枪。机枪很重，在演习时，总是两人一组，一个男孩负责扛枪和射击，另一个男孩扛子弹带。我和约翰常常被分在一个机枪组。
军事教官和老师们经常教导我们说：你们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勇敢。你们在军校毕业之后，21岁之前，每个人都得准备上战场。你们的敌人多得数都数不清，你打死一批又来一批。所以，你们必须勇敢，必须杀人不眨眼。
那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朝鲜战争刚刚停战。英国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与新中国军队和朝鲜军队大打出手。英国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是关于朝鲜战争的深入报道。作为老牌的殖民主义强国，自1840年以来，英国屡次打败中国，不断蹂躏中国，习惯了中国的“东亚病夫”形象。朝鲜战场上的新中国军队大兵团作战，勇猛顽强，使他们大惊失色。
教官们的这些话让我觉得毛骨悚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和平终于到来了。我不想与任何人为敌，不想去杀任何人，更不想现在整天学习杀人，将来以打仗为业。军校的生活如此枯燥艰难，将来的前途又如此可怕残酷。我一有机会回家，就向爸爸妈妈吵着闹着要离开这个可恶的军事寄宿学校。后来，他们终于意识到，这样勉强下去，我在军校根本毕不了业。与其花费昂贵的学费逼我呆在军校，还不如让我离开军校找份工作更好。
在伦敦打工
这一年是1958年，我15岁半。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去找什么工作，但是能够离开让我讨厌的军事寄宿学校，对我真是天大的喜事。我的少年时代几乎全是在寄宿学校度过的，我的多少自由被剥夺，我的自尊一再被践踏。我憎恨寄宿学校，我永远不能忘记母亲为了自己的轻松而置孩子的利益于不顾把我们往寄宿学校一放好几年。现在，我总算是个自由人了，我不必聆听军校教官与老师的愚蠢教导，我可以听凭自己的良心，找一份工作，在社会上自食其力。
1958年圣诞之前，我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伦敦著名的大百货公司海罗斯（Harrods）的玩具部管理玩具火车沙盘。这个火车沙盘很大，吸引了许多小顾客，带来热闹的圣诞购物气氛。这份工作很适合我。因为我从小喜欢修修搞搞，善于动脑筋，动手能力很强。小火车沙盘哪儿有了毛病，我一修就好，所以它始终运行正常。老板与顾客皆大欢喜。
圣诞过去，玩具火车沙盘要收起来了，我失去了工作。我还不懂应该寻找适合发挥自己专长能够学到技术的工作，只好找到什么做什么。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去另一家大食品百货店福特南和梅森（Fortnum & Mason）当门童。我穿着路易十四时期的豪华服装站在大门口，送往迎来，给富人们开车门拎提包。我有机会见到电影明星与服装模特,有一次，我还见到伊丽莎白女王来购物。
这一段时间，家里正在酝酿一件大事。我的父亲被派驻新加坡担任军事顾问，妈妈与两个妹妹都将同行。我已經成年，飞新加坡要自己出机票錢，而且我這樣一名英国青年在新加坡能有什么就业前途呢？可是一个人留在多雨寂寞的英国并不美妙。寄宿学校的日日夜夜像恶魔一樣缠绕着我，我觉得离開家人独自一人在英国生活是很凄惨的。
去澳大利亚
正在這時，我突然想起店里的一个年轻同事来自澳大利亚，他常常讲起那里的天空多么蓝，牧场多么大，海滩多么美，人们多么友善，讲得我和其他同事羡慕不已。我想，我不如去澳大利亚这个英语世界闯一闯，何况那里离新加坡也近。如果实在不喜欢澳大利亚，我还可以去新加坡与家人团聚。
那时，澳大利亚正千方百计吸纳英国移民。报纸上登着大广告，说一个人只要交纳10英镑手续费就可以移民澳洲，其余全部费用由澳洲政府负担。我一说出自己的想法，父母都表示赞同，他们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妈妈陪我去澳大利亚大使馆打听情况，办理手续。那里有一个组织，叫“大兄弟运动（Big Brother Movement）”，是已经移民澳洲的人又返回英国来帮助接应后来者。
一切似乎都令人鼓舞，我兴奋地做着各项准备。有一天，妈妈让我去老家克里索普斯向姨妈和舅舅们告别，那时我的外婆已经去世了。我从伦敦坐上火车，向我的出生地行进，一路上兴奋地想着：妈妈从小就说我要走遍天涯，现在我可真要乘万吨巨轮远航了。我不仅要离开英国东海岸的故乡克里索普斯，我还要远离英国，远离欧洲，远离所有的亲人，去南太平洋的新大陆探险了。我被探险的想法迷住了，感觉浑身热血沸腾。
在姨妈家里，姨妈把一位陌生的男子介绍给我，说这是亨利（Harry）叔叔。亨利叔叔说，知道你要远行了，送给你10英镑帶在路上用吧。姨媽要我收下，我說了谢谢就高兴地收下了。我没想到这位叔叔对我如此慷慨。但是从第一眼看见亨利叔叔开始，我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隐隐约约的奇怪感觉。我觉得我跟他长得有点相像。姨妈们亲热地与我话别，说东道西。我也就沒有再多想亨利的事情。等我回去转车时，去我家的末班火车已经开走。我只得睡在暖和的候车室里，坐第二天的早班火车回家。
没想到我一踏进家门，发现妈妈正在大发雷霆。我解释了误车的经过，妈妈仍然激动不已，仍然喋喋不休地大骂姨妈们做得如何如何不对，把我弄得莫名其妙。后来，她自己终于忍不住告诉我，那个给了我10英镑的陌生男子亨利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有如晴天霹雳。我立即问她：“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妈妈无言以对。我不知道她為什么要把這件事瞞得死死的，也不明白她为什么直到我16岁了也不告诉我。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亨利一直不来看我？我觉得自己被蒙蔽了，被欺骗了，被伤害了。人是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父母的，但是，人在懂事之后有权利知道谁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我从小深爱母亲，依恋她、崇拜她、敬仰她，感到她是那样的爱我。但是后来她变了，对我的态度变了，我很少再能体会到她对我的母爱了。自從母親多年前把我送进寄宿學校，不管我是受虐待也好，我是挨打也好，她都漠然置之，不聞不問，显得冷酷无情。
我倒觉得父親才是真正爱我关心我的。既然，我从母亲那儿得不到充分的母爱，我就不由自主地与父亲更加亲近起来。真沒想到，一直被我视为亲生父亲的他竟只是我的养父；两个妹妹特別是我親爱的大妹却与我是同母异父！我与家人的关系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亲密无间啊！悲伤、怨恨、孤独、凄凉、痛苦、辛酸，烧灼着我的心。在就要离开英格兰，离开家人时，我愁肠百结，万念俱灰。
多年以后的1980年，已在澳洲多年的我到英国驻澳大利亚专员公署（即大使馆）申请护照。公署要求我先向英国有关当局申请出生证。不久，从伦敦寄来了我的出生证。面对这份出生证，我才知道了生父的全名、职业等等，上面也写明了养父是在1946年7月，我快满4岁之时收养我的。也就是说，这发生在母亲与养父结婚之后，大妹凯瑟琳出生三个多月之后。
我从心里认为养父多年来无可挑剔地对我尽了一位亲生父亲的责任，我终身对养父怀着崇敬爱戴之情。在我的童年与少年，他给与我真挚的爱与关心。他从来没有让我感到我只是他的养子，我一直以为他是我的亲生父亲，所以一直受之无愧地接受他的爱。在16岁知道他是我的养父之时，我就一直怀着歉疚，一直很想报答他。可惜在我到达澳洲的几十年中，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少。我在他去世之前都没有机会报答他的养育之恩，这是我的终身遗憾。至于生父亨利，自16岁时在家乡见的那一面，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也从来没有感到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告别英国之时，妈妈爸爸妹妹们都到码头上给我送行，但是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生父亨利的出现，我和家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别扭起来。此刻，我望着他们，心中充满苦涩，我要离开他们了，他们才是有紧密血缘关系的一家人，我只不过是边缘而已。在熙熙攘攘的人世上，我觉得自己和谁都没有紧密的实在的牢固联系。我就像天边的孤雁，海上的孤帆。这种孤独失望的情绪长久地留在我的心里，折磨着我，时时隐隐做痛。我也不知道澳大利亚将是怎样一个地方？我只知道，刚满16岁的我将要独自面对一片陌生的土地。
选自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人约黄昏》
照片说明：
1，少有的全家合影，爸爸（后左）、妈妈（前中）、盖瑞（后右）、大妹（前左）和小妹
2，盖瑞母亲年轻时，非常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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