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成立，这个新生机构面对着极为严峻的斗争形势，肩负着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维护城市社会治安、打击敌对势力的重大责任。
上海是远东最大的城市，帝国主义列强长期盘踞在租界，各种利益集团盘根错节，为了维护他们各自的既得利益，对新生政权抱着极端的敌视；同时上海也是国民党政权在溃退前重点布置潜伏特务组织最多的地方，他们不甘心失败，猖狂地反扑，有组织地策划暗杀、爆破等活动，编织破坏社会稳定的谣言，严重搅乱社会治安。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下，新上海的公安干警凭着忠诚、勇敢和智慧开展反特斗争，将敌对势力的阴谋粉碎在萌芽状态，为新生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查阅上海市公安局的历史资料时可以发现，李涤非这个名字是绕不过去的，一系列重大反特案件的侦破都有他的身影。李涤非作为上海市公安局扬帆副局长办公室主任，又被组织上安排任主管情报工作的第二室副主任和市公安局机关党委委员。显然，他是在扬帆的领导下，直接负责情报系统的协调和掌控。
为了便于抓捕工作开展和后勤保障等需要，反特及情报机构放在上海市公安局编制内，单独成立了社会处，扬帆兼任社会处处长，下设室、科、股等组织机构。第一室主任李涤非（后石光接任），第二室主任田云樵，副主任郭曼果和李涤非；第三室主任王征明，副主任刘友谅。对社会处工作人员的政治审查是非常严格的，进入社会处编制的必须是共产党员。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反特情报干部身份需要隐蔽，在社会上收集情报和联系各类情报人员都必须保密，因此，社会处没有在公安局机关内办公，而是在社会上设立了多处不挂牌子的办公地点。
社会处成立后，面对的是国民党在上海多年苦心经营的特务组织，这些特务组织极其庞大复杂，有职业特务5000余人，外围分子1.53万余人。而社会处的反特人员绝大多数是南下接管干部，本身对上海是人生地不熟，特务分子潜伏在茫茫人海中，如何挖掘这些潜伏特务真比大海捞针还难。在根据地，到处都是乡里乡亲，知根知底，一有外人进入很快会引起群众注意，但是在上海这个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人们之间大多数是不认识的，很多潜伏特务在准备潜伏时都做了精心伪装和职业掩护，往往单位同事不知情，街坊邻居更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因而很难举报。
扬帆经华东局批准，组建了归第二室领导的情报委员会，该情报委员会就是运用党的强大的政策攻势，通过在丹阳向我投诚并愿意戴罪立功的胡钧鹤、徐汉光、孙洵等人，联络他们熟悉的敌特分子，经过现身说法，迫使部分敌特分子秘密自首，经过再教育和培训，成为公安局情报系统控制的特情人员；或者，通过秘密逮捕，促成一些敌特分子秘密为我方工作，特情人员利用原先工作环境积累的资源，提供潜伏特务和国民党不断派遣特务的线索。这就是“以特反特”。
在这场看不见滚滚硝烟，听不到隆隆炮声的暗战中，较量的是智慧，争夺的是情报。李涤非主管社会处情报系统工作的协调和参与决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1950年2月以后，社会处改组为政保处，原负责情报工作的第二室改组为情报科，情报委员会改组为情报室，昔日的战友们，工作岗位变动很大。但是，情报系统这条线还是李涤非负责，他兼任情报科科长、情报室主任。上海公安创建反特及情报系统，李涤非是开创者之一，也是以开创者的身份坚守岗位时间最长的领导。他掌握的情报委员会，在上海隐蔽战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得潜伏特务和秘密派遣特务遭到毁灭性打击。
让我们从尘封已久的历史档案中，揭开这场斗争鲜为人知的一角。
在社会处侦破的几件大案中，秘密使用的特情人员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如侦破“金牌杀手”刘全德刺杀陈毅案。刘全德早年是工农红军的保卫干部，有百步穿杨“神枪手”称号，曾在中央特科工作。1935年，他被军统逮捕后经不起严刑拷打，叛变当了特务。刘全德因多次出色完成戴笠交办的刺杀任务，成了国民党特务系统“百发百中，无刺不成”的功臣。毛人凤对刘全德寄予厚望，委任他为“上海特别行动组上校组长”，交办刺杀陈毅的任务，限期6个月完成，返台后可得千两黄金的奖赏。
1949年10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公安部电告：“台湾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将派遣军统特务杀手刘全德潜沪，阴谋暗害我军政首长，希即注意提防。”紧接着，公安部再次电告：“刘将于十月底从舟山动身，与刘同来我区活动者尚有其他匪特多人，希即注意侦捕。”与此同时，杭州市公安局函告：“刘已受保密局之命潜回活动。”
社会处接到公安部通报，也迅速通过安插在舟山（尚未解放）的特情人员进一步了解刘全德的行踪和任务。很快消息过来了，“刘全德受命暗杀陈毅市长，已搞好两只船，装了白糖，即日启程潜沪，与刘同行的还有一名军统特务。”
扬帆获知了确切的情报，深感责任重大，第一时间就将敌情向陈毅、潘汉年作了报告，听取指示后，随即召开社会处科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紧急动员，转达市委指示。要求一手抓侦捕，一手抓防范，确保首长安全。扬帆再三强调，“随侦随破”见面就抓，先发制敌，务必在敌人下手前将其抓获，绝不手软。
二室特情人员中有认识刘全德的，全部撒出去，搜寻线索，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必须立即报告。从11月4日起，先后有几个特情人员报告，他们已在马路上和电车上见到刘全德，特别是有一名特情人员在武康路陈毅市长住处附近遇见刘全德。
刘全德虽然化装成糖商，但是他并没有在10月30日跟船一起进上海，而是在11月2日秘密潜入上海，并且已经向目标不断逼近。在潜入上海后，刘全德经过化装，居然在大白天混进了市政府大楼，对陈毅市长的办公室、行走路线、会议室的位置，警卫人员的位置以及自己打算射击的方位、撤离现场的路线都画了草图。
社会处的领导们特别重视特情人员收集到的情报，针对特情人员提供的刘全德在沪的所有社会关系进行反复梳理，分析排队，寻找案情重点突破口。长乐路某弄某号姜冠球家，是刘全德的干妈家，姜的邻居胡素贞是刘的女朋友。此外，西藏路国泰戏院老板张春帆是刘全德的江湖朋友，他家适合对刘全德的掩护。另外一个重点是山西路某号内衣店主史晓峰家。此人是刘全德在汪伪政治保卫局的同事，刘暗杀余玠后，曾在史家藏匿好几个月，未被日伪发现，可谓生死之交。还有就是住大通路某号的刘林鹤。他也是刘全德的密友。
对以上四个人的住处，社会处派出认识刘全德的特情人员作眼线，全部建立流动和固定监视哨，24小时严密监控，等待随时有可能出现的刘全德。
秘密自首的陆仲达、高激云被纳入特情人员，经教育培训后被秘密使用，他们所认识的一些潜伏特务被严密监控着，平时陆仲达和高激云还经常与那些潜伏特务走动联络，这些潜伏特务都不知道陆和高已经秘密自首了。这两人都是刘全德的旧交，这次交给他们的任务是，二人须想出各自的借口，全面走访刘全德在上海的所有社会关系，主动出击，寻找刘全德的蛛丝马迹和藏身之处。
陆仲达和刘全德早在1943年就已相识，当时两人都在汪伪政治保卫局担任伪职。抗战胜利后，陆仲达成为国民党上海警察局调查科情报股警探，刘是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毛森手下的骨干，两人之间又多有交集，渊源颇深。
陆仲达接受任务是11月8日，当天晚上就主动去了姜冠球家。本想摸到点情况再回去汇报不迟，没想到刚进门，就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刘全德，陆仲达不觉一怔。随即赶紧调整情绪，假意跟对方寒暄，说些好久不见的客气话。乍一见到陆仲达，刘全德有些惊恐，立即向窗外张望，见没有可疑的动静，才稍稍宽心。
两人拱手行礼，坐下。为掩饰不安，刘全德张嘴道：“我刚从舟山过来，想找个熟人介绍，去公安局自首。”陆仲达假意诉苦：“我也失业了，今天过来，就是想找老朋友问问，有没有关系帮忙介绍一个工作。”看得出，几句寒暄打消不了刘全德的戒备，他眼中流露出的全是浓浓的警惕。几句话过后，刘全德就起身要走，边起身边示意陆仲达一起走。陆仲达没办法，只好跟在他身后。
出门的时候，环顾四周，文元坊里灯影朦胧，辨不清远近交替的一张张面孔，陆仲达暗悔孤掌难鸣。如果就这样一直跟着，肯定会让刘全德起疑，但如果要扭送，陆仲达又担心自己孤身一人，唯恐对付不了训练有素的刘全德。犹豫再三，拐上长乐路的时候，陆仲达决定从长计议，先放弃，以免打草惊蛇，便借口要去访问另外一个朋友，与刘分手。文元坊出入人员较多，陆仲达与负责监视姜冠球家的外线事前也没有通气，联系不上，双方没有呼应，已经入网的“鱼儿”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溜走了。
但是，秘密自首、秘密使用的特情人员已经与刘全德打过照面了，说明社会处领导们采用的策略方向是对头的，派遣特情主动出击的决策完全正确。这次巧遇至少证实了两条：一是刘全德的确进来了，就在市区；二是他果然还在依托过去的老关系进行活动，跳不出这个圈圈，而他这个圈圈内的老关系基本上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抓他是早晚的事。这次只是内部没有协调好，没有当即抓捕刘全德。
随即，高激云提出，他想去山西南路史晓峰家看看，这个人当年掩护过刘全德，交谊很厚，刘全德很可能去。高激云、史晓峰、刘全德三人都是在汪伪特工总部共事时认识的。高跟史的关系特别好，常有来往，而刘跟史则有生死之交，刘全德刺杀余玠后敢于在史家一藏几个月，足见两人关系之铁。对此事，史晓峰一直守口如瓶，唯独悄悄告诉了高激云。此三人就是这么一种彼此牵连的三角交情。
11月9日下午，高激云去了史晓峰家。史家在山西南路临近四马路（今福州路）处开有一爿内衣店，楼下铺面，楼上住家。高激云还在楼下内衣店门外张望的时候，史晓峰已经先看到了，主动过来跟他打招呼。高激云作出很高兴的样子与史晓峰打招呼。史晓峰回应着，并又回头指点道：“你看看，那是谁？”高激云循声望去，迎面走来的竟然就是高激云千寻万找的刘全德。刘全德果然没有跑远，兜来转去总是离不开这一圈老关系。
高激云大大方方地在史晓峰家与刘全德、史晓峰一起吃饭喝酒。约晚上7点后，高激云借酒喝多了要回家休息为由而告辞。这次高激云决意不能放过刘全德，他在马路上看到二名巡逻的交警和两名巡逻的解放军战士，他赶忙上前说明情况，二名交警和解放军战士立刻跟随他到了史晓峰家门口。高激云让解放军和交警隐蔽在门外，他先进去查看刘全德的动向。他进门又上楼坐一会，对史晓峰说：酒喝多了，自行车不能骑了，是否能放在你这里。高激云看到刘全德也酒喝多了，已经上床休息了。高激云告辞出来后，随即带领民警和解放军迅即冲上二楼，把已经躺下睡觉的刘全德抓捕。
刘全德于11月2日潜入上海，仅仅7天，与自己行动小组成员还没有接上头，11月9日就被生擒。对此案的破获，公安部曾给予上海市公安局电令嘉奖。生擒刘全德一案，社会影响巨大，是组建情报委员会，对敌特人员开展秘密自首、秘密使用十分成功的案例。
1950年5月，曾经的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特别组”上校组长朱山猿，被派往上海执行暗杀任务。朱山猿因为已从报纸上读到刘全德就是因为老关系告密而被抓，所以朱根本不敢去见以前的熟人。他在5月份派出二名助手先到上海打前站，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情报网和落脚点。谁知，他的助手一到上海就被特情发现了，扬帆指派李涤非利用特情打进二名助手身边。6月8日，朱山猿潜入上海，但是，他万万想不到，即使他不去找过去的老熟人，我们的特情人员照样已经盯上他了。6月18日，在特情人员配合下，一举擒获凶悍的杀手朱山猿。他只比刘全德在上海多逗留了三天，就被反特情报机构破获。
国民党派遣的杀手源源不断，级别也越来越高。1950年7月，国民党苏浙特别站站长兼苏浙人民反共自卫纵队少将司令封企曾携带电台7部，长短枪500余支，分别组成多股武装特务支队或行动组，策划架设电台，图谋暗杀陈毅市长和爆破工厂、商场仓库、桥梁和公共设施。封企曾是一名奸诈狡猾、极其凶残的反共分子。得到封企曾即将潜入上海，伺机对我党政领导行凶和爆破重要目标的情报，李涤非召集有关人员研究部署，利用特情人员提供的准确情报，在估计敌人可能经过的要道设伏守候，并随时研究新情况、作出新部署。由于判断准确、耐心坚守，终于将恶贯满盈的封企曾擒获。他1950年7月潜入上海，月底落网，前后不到半个月。
上海解放初期，利用特情破获了一系列大案，如罗炳乾案、邱信案、江知平案等，还发现破获了敌人布置在龙华机场准备向苏联专家食物下毒和爆破黄河铁路桥梁等预谋案件，并使敌人的阴谋暗杀计划破灭。全市没有一个党政军领导、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和知名人士遭受暗害。据统计，截止到1951年4月，仅仅从秘密自首的敌特中发展的特情人员就超过1000名以上，发现各种敌特线索约4000起，侦破专案约470起，占同时破案总数的45%，其中重大专案约占三分之一。情报委员会还为上海市反动党团特务登记工作提供线索约8000人，使得该项工作进展非常顺利。
如果说，上海解放初期的公安保卫工作是忙于挖掘潜伏特务和抓捕派遣特务，将敌特的暗杀、爆破、投毒、破坏社会治安和蛊惑人心等破坏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一次一次破案成功还属于敌人进攻，我们防守；那么，当公安保卫系统与敌特较量中不断成熟，积累了大量资源可供利用，防守反击就开始尝试了。李涤非在政保处下组建了派遣科，筹划将我方情报人员打入敌特组织内部，从敌方源头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暗用派遣金家让一案是李涤非精心策划，缜密指挥，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
1949年12月14日，上海市分管政法工作的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收到了一封密信。信用密语写着：“颂南先生大鉴：兹请志千弟前来贵号陈述敝号近况，请赐指示，一切由弟代表面呈。”落款人“文襄”，落款时间1949年12月16日，信中附有写信人文襄的照片。
写信人真实姓名叫金家让，时为国民党保密局驻洋山站长和游击司令。金家让鉴于大势所趋，有起义投诚之心，故派遣其亲信张志千持附有金照片的这封密信专程来沪投石探路。“颂南”，即是潘汉年从事地下工作时曾经使用过的化名。潘汉年立即指示上海市公安局主管反特工作的副局长扬帆“派人接待”，“妥为布置”。
上海解放后，不少特情和被抓获的潜伏特务为了立功赎罪，都向公安机关提供了有关金家让的反动历史和目前的活动情况。据查，金家让，又名金阿三，江苏吴兴人，时年35岁，原是横行太湖的土匪头子，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军统麾下的“忠义救国军”。抗战胜利后，金家让的部属在一次敲诈勒索中打死了中统元老、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侄子，惹恼了国民党的领导中枢，戴笠为此大为恼火，下令将金部整编为交警一个大队。金极度不满，愤而出走，弃武从商。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后，保密局和毛森为对付共产党太湖地区游击队，采用封官许愿之术再将金家让召回，委以无锡卫戍司令部太湖专员、保密局太湖特别行动组组长等职。
但是，狡诈阴险的毛森始终对金家让心存嫌隙，仍然不予信任。1948年，毛森将其诱骗到南京关押审查。因查不出证据，关了几个月后不得不释放。1949年4月，毛森又下令在上海第二次将金家让扣押，解押到台湾。后经一些老朋友说情，金家让才得以保释。嗣后，毛人凤、潘其武等为了网罗为党国效忠卖命的人马，对金家让百般抚慰，多次示意要他再返大陆打游击谋发展，为党国建功立业。
二度牢狱的遭遇，使金家让切身感受蒋家王朝官场的险恶，对国民党心灰意冷，思归心切。他很清楚，毛人凤和保密局之所以派遣自己回大陆搞特务活动，不是出于信任和重用，而是要利用自己在太湖地区的旧部和影响，替国民党蒋介石卖命。
在对金家让委以重任的同时，毛人凤任命了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的亲信张元担任副司令，以监视金家让；还将陈孚等一批人员作为金部的基本班底，交办的任务是挺进大陆，建立游击基地，配合第三次世界大战反攻大陆。
1949年8月，金家让等一行飞抵舟山，旋即转往洋山，招兵买马，搜罗旧部，几个月内拼凑了一支百余人的武装。12月，金家让派遣张元带着报务员和电台先行潜入大陆，自己则窥测时机，寻找投诚密径。恰在此时，他从《解放日报》上看到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消息，顿时觉得有希望。原来，几个月前，金家让被国民党关押期间，与同牢房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张锡昌和陈默相识，受他们影响而萌生弃暗投明之意。金家让被释放时，陈默悄悄告诉他，以后可去上海找潘汉年，并告诉了潘的化名。没多久，陈默被杀害。
对于金家让这样的人愿意投靠人民，当然应该表示欢迎。上海市公安局很快就将同意金家让秘密来沪洽谈起义事项的方案报告潘汉年批准。根据潘汉年的指示精神，扬帆代表人民政府欢迎金家让弃暗投明，并要求张志千带口信给金家让：“安全、机密行事为第一，没把握不要匆匆成行，什么时候安全回来，由他自作决定；武器弹药不要多带，少带或不带；为了安全除已知情者外，不要再扩大……”张志千回到洋山后，向金家让转达了上海方面欢迎他起义归顺的口信。金家让凭借自己的经验，体会到人民政府对他是真诚欢迎的。
1950年1月11日晚上，金家让一行8人驾船两艘，乘着海上微弱的星月，离开洋山，经过10多个小时的航行，于12日中午时分抵达吴淞口，市公安局社会处早有人在此接应。金家让携妻带女和张志千由专车接往秘密据点安置；陆洁等4名随从暂时各回各家，或去亲友处借宿，随船带来的电台、密码、文件以及12支长短枪、子弹等全部上交。
第二天，扬帆就带着李涤非、王征明、钱明等人去看望了金家让，对他的投诚义举表示高度肯定，并设宴为他接风。这使他很感动，即向上海公安机关提供了在洋山收集到的13起重要情报线索，作为“见面礼”，以表明他的诚意。根据他的情报，破获了潜伏特务组织（包括武装特务）案30余起，缴获电台8部，密码58套，枪172支，子弹3万余发。
为了隐蔽工作的需要和根据金家让的立功表现，经请示中共上海市委和公安部批准，上海市公安局决定将金家让作为情报派遣使用。在扬帆局长的亲自指挥下，组织了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并制定了工作方针、任务和措施。扬帆决定此案由政保处情报科主办，李涤非科长负责，丁正、诸纪芳为助手。
如何暗用金家让及其武装特工，为最终肃清沿海岛屿及太湖地区残余的国民党武装、打击台湾派遣特务创造有利条件，李涤非和丁正、诸纪芳及情报、侦察部门的同志一起琢磨，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经市局领导同意后形成文字方案，呈报中共上海市委和中央公安部，很快获得批准。
金家让留在洋山的旧部，有陈孚以下百余人。这支人马成份复杂，既有金家让忠义救国军的老部下，又有当地招揽的特务、军警、逃亡的反革命分子，还有新收编的海盗土匪。李涤非觉得要将这些虾兵蟹将收拢起来，鼓动他们走弃暗投明的道路几乎不可能，不如权且留置原地，待合适的时候一并处置。他认为，眼下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在上海与洋山之间建立一条交通线，以便于了解和掌控陈孚这支队伍，同时也可以通过这支队伍，了解整座洋山岛上的敌情，为最终解放舟山群岛提供便利。
为此，李涤非与丁正、诸纪芳等精心设计了一套周密的步骤。首先，通过通讯联络的方式，使敌方相信金家让已经率部“挺进”成功。接着，利用敌方给的供应线，派出不知内情的商人黄铎去洋山，向留在洋山的参谋长沈千里和保密局浙江站长沈子岳讲述金家让部挺进大陆的经过和概况。由此进一步探明舟山、洋山等岛屿残匪部队的情况。结果获得了一些特务线索，并按预定方案将老牌特务陈孚、汪年瑞带回来。黄铎此人非职业特务，原是与国民党军队有生意往来的商人，对舟山一带敌特和土匪头目都比较熟悉。1949年秋，黄铎去洋山做生意失败，在极端困难的时候，金家让收留了他，任命他为总务兼警卫。为了感恩戴德，他对金家让颇为忠心。但他却并不知道金已经起义、弃暗投明的实情。
1950年4月，又派黄铎去洋山向保密局要款，并护送对洋山余部加强控制的盛德标、袁可永去舟山。这时，人民解放军解放舟山的战斗已打响，沈千里等逃往台湾，黄铎、袁可永设法回来了。此后，敌特残部龟缩到大陈披山等小岛屿，保密局又在此设浙江特别站。逃往台湾的沈千里等匪特在海上漂泊40余天，后为美国军舰救起并护送到台湾。当敌方得知他们是金家让在战乱中命其撤往台湾的，而沈等人又吹嘘金家让如何忠于党国，他们又如何历经千辛万苦才坚持下来等等，更使保密局和美国顾问对金家让增加了信任和器重，并使沈千里成为与金部联络的唯一人选。
1951年5月，以开辟从太湖到披山的交通补给线为由，派黄铎去披山，由陈孚、陆洁出面，代金家让向黄交代任务。陈孚此人1926年加入中共，曾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在武汉江汉区任宣传干事。1931年被捕叛变，充当中统特务，担任过科长、江苏省室副主任，和金家让有旧交，曾经结拜为盟兄弟。金受命潜入大陆时，拉其入伙，毛人凤授予陈孚江南特别站上校书记的头衔。
陈孚告诉黄铎：金老板要你开辟太湖到披山的交通线，与保密局取得联系，争取指示和接济。汇报内容是：一，金老板有宏图大略，有办法，是毛人凤亲信，将要干一番大事业；因此不说给予接济。二，注意观察海岛各游击队谁强谁弱，以便选择，好壮大队伍，增强金老板的势力。三，如有人托带信件必须谨慎小心，有交情的才给带，不能粗心大意。并将事先备妥的黄铎身份证件、金家让给江浙沿海特别站站长兼江浙沿海反共总指挥吕渭祥的亲笔信，还有给毛人凤、周至柔带去的太湖地区的土特产、日用品等礼物，都当面交给了黄铎。
黄铎抵达披山后，受到吕渭祥和美国顾问杜兰陵将军的热情接待。听了黄铎的汇报后，他们甚为满意，并表示可以实行不定期的空投武器等物资。当黄铎返回时，保密局发给发报机2部、密码3套、美钞2000元、伪造的人民币3亿元，以及“空投组织和接应方法”、密写剂和其他补给品等，还有毛人凤写给金家让的一封亲笔信。海岛头目陈永昌给了两套密码，要求与金家让部建立通讯联系。此后，黄铎又三下披山、去台湾，每次除带回美金和毛人凤的指示外，还有敌特线索情报……
经过一年多的周旋，金家让部向台湾保密局报出赫赫战绩，称部队已扩大至9406人，总部以下设6个纵队、1个联勤大队、28个支队、1个警卫队、2个独立中队，有长短枪5847支、轻重机枪168挺、小炮5门，活动区域遍及江浙两省的整个太湖地区。1950年8月，毛人凤发来嘉奖电报，将“江南人民反共突击纵队”扩编为“江南人民反共突击军”，委任金家让为少将总指挥、陈孚为少将副总指挥，并将其他一些特务武装交与金家让联络和统一指挥。
毛人凤毕竟是老奸巨猾的狐狸，不轻易信任别人，怀疑一切，是其处事待人的根本原则。为了考察金家让的真伪，他暗中不断派人前往大陆窥探摸底。李涤非为了打消毛人凤的疑神疑鬼，采用移花接木、无中生有、偷梁换柱等计谋，故意将一些自然灾害、生产事故、刑事抢劫案件等造成的损失，由金家让谎称为行动战果报告台湾总部。
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使台湾保密局确信金家让游击队在太湖地区开展活动，在江苏省公安部门支持下，李涤非和市局政保处选择青浦淀山湖畔一个小村庄，布置了一个假装的“游击军总部基地”，架设电台，设置参谋、警卫、岗哨和游击队员。金家让本人及其随员几个月不理发，成天在太阳下晒，以致晒得浑身黝黑，造成长期在农村生活的逼真形象。
1951年11月27日，经李涤非批准，金家让派遣交通员黄铎、黄钧、赵忠政等３人按照毛人凤的要求，赴台湾接受培训、考察。行前，李涤非特意让金家让以总司令的身份在戒备森严的总部基地接见他们。又黑又瘦的金家让充分施展表演才华，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落魄江湖的少将总司令又疲惫又憔悴的形象。
黄铎等人于1952年1月14日到达台北，当面向毛人凤详细报告了其所见所闻金家让游击基地的情况。1月16日，毛人凤亲自召开欢迎大会，对金家让部深入大陆敌后的忠勇果敢大加称赞，并将黄铎等带来的太湖银鱼、莼菜、笋干等太湖地区土特产，附以“金家让敬赠”字样，分送蒋介石、宋美龄、参谋总长周至柔等，表功邀宠。次日，蒋介石特派儿子蒋经国前往保密局招待所，看望慰问黄铎等三人，对金家让在大陆的所作所为“深表赞许”。毛人凤还亲自出马，专门陪同三人拜谒参谋总长周至柔。由于黄铎等人对金已秘密起义浑然不知，他们在台湾的汇报完全是情真意切，以至于毛人凤等各级领导对此也深信不疑。
毛人凤叮嘱黄铎，回去告诉金家让，“勿求有形队伍扩展，以免目标过大”，“现在部队要分散、隐蔽，避免作战，保存实力”，静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黄铎返回前，还受到胡宗南的接见。保密局发给经费4180美元、人民币1400万元（旧币），向金家让等颁发了奖状、奖金、勋章等，另有托他带给大陆亲朋好友的信件20多封。
1月22日，黄铎等人返沪，毛人凤派军统老行动特务邵文炳跟随，任命其担任金部布置组少校副组长。到达上海后，邵被接到一个可靠的特情处安置。李涤非考虑到此人是以行动擅长的危险人物，不宜长期监视控制，遂于4月19日将其秘密逮捕。
舟山群岛解放后，台湾保密局总部不再要求金家让开展军事行动，而是要求其注意保存有生力量，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搜集情报为主。金家让在我方控制下，打着“江南人民反共突击纵队”的旗号，采取“收编加委任”的方法，吸引已经潜入大陆的特务武装、散兵游勇和湖匪游击队加盟其麾下。消息经保密局通讯总台和其他地下渠道发布扩散，吸引来自浙江长兴、江苏吴兴、吴县及太湖流域多股武装力量，达到了让这些反动武装“自投罗网”的效果。如吴县双林镇“双林突击大队”，频繁活动于上海周边地区的“反共救国军江苏省游击队”等，都主动上钩，被我公安机关会同当地部队逐一予以围歼。
在扬帆直接领导下，在李涤非和战友们的努力下，从1950年2月到1951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先后发现武装特务活动线索70起，分别涉及保密局、蒋经国、丁治磐等多个国民党特工系统。这些线索除转交有关省市地区公安机关侦破外，上海市公安局直接侦破25起，捕获武装特务250余人，缴获电台2部及一批枪支弹药。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武装匪特逐渐接近“清零”，社会治安秩序持续趋向好转。
在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向台湾、香港等地派遣情报人员方面，据李涤非回忆，在1951年至1954年期间，其中一名情报人员获得国民党保密局和中美联合工作部派遣大陆特务线索58件，敌特机关活动情况的资料24份。另一名派遣的情报人员向我方报告了潜伏特务线索320余件，捕获了敌特人员93名，偷运电台11部，敌特资料400余件，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特务机构对我方进行特务派遣的阴谋活动。
在上海解放之初惊心动魄的反特斗争中，公安英雄们建立的不朽功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
原载《大江南北》杂志2021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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