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Dorothy Bonett的新书Broad Sea and Empty Sky 正式出版。这是一本徐志摩诗作翻译作品，是迄今为止搜录了最多徐志摩诗作的英文译本。
Dorothy在耶鲁大学主修历史，是余英时先生的学生。大学毕业后，继续在耶鲁读研究生，从事东亚研究。她多年来在不同的大学教授历史和中文，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很感兴趣，愿意花大量时间研读文言文，虽然她说“两行文言文可能就要花掉我几个小时”，但很享受艰难的学习过程。她认为看简体字印刷的古典文学，感觉不是那么回事。我对她说，这就像我看什么书法协会里的人用简体字写古人诗句一样，不是那么回事儿。她对徐志摩的诗作情有独钟，惊叹他在遣词造句上的朦胧和唯美，认为他是中国最伟大的现代派诗人。她对徐诗的阅读和了解，远超我这个只读过几首徐诗的中国人。因为和她不时对翻译有些探讨，促使我也加深了一点对这个短命诗人的了解。
不寿的诗人很多，且都是大诗人。雪莱不到三十就死了，济慈死时才二十六岁，王勃、李贺也都只活了二十六岁，可谓天才短命。徐志摩比这几个好一点，去世时三十四岁，但又死得惨烈。一生虽然短暂，留给后人作研究和八卦的素材，倒是不少。他在情感上对林徽因陆小曼的炽热和对原配张幼仪的冷酷，既受追捧也被诟病；他对文豪泰戈尔、托尔斯泰的钦慕崇拜又让人觉得他可爱天真；他忠实于在莫斯科之所见而得出苏俄模式不可取的结论，已经由历史证明，其洞察灼见高于当时的鲁迅、胡适和瞿秋白。如果他不是早死，看到并经历抗战、内战、直至政权变色，那在走还是留的关头，会作怎样的选择？他会像胡适、傅斯年、齐如山一样毅然离开？还是会像陈寅恪、林徽因、梅兰芳那样留下？我想在大时代变迁之际，他应该会根据理智而非情感来作出决定。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非常出名，很多欧游华人都要到剑桥大学看看当年他眼中的那片康河景色。他这首诗还保住了一棵柳树，因为曾有人要砍掉那棵柳树，后来知道这柳树就是徐志摩诗中“那河畔的金柳”，才打消了砍杀的念头。剑桥在2008年为徐志摩立了一块大理石纪念碑，上面刻着作品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石碑的位置就面对着他诗中描述的风景。2018年，剑桥又在石碑旁边加建了一个徐志摩公园，每年还举行“剑桥徐志摩诗歌节”，可算待徐志摩很厚，Dorothy也在今年的诗歌节中朗诵了自己翻译的徐志摩作品。
“Broad Sea and Empty Sky”, 中文可以翻译成海阔天空，其实来自徐志摩一首小诗”阔的海“里面的第一句：阔的海空的天我不需要。他三十四年的人生，从来没有闲下他的追求，上下求索，碰撞挣扎，他在诗里用的是反话，他需要一个海阔天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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