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尘封的家事
束美新 五颜六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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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束美新
父亲束星北和母亲葛楚华先后生了七个孩子，依次是儿子束越新、女儿束沪新、儿子束孝新、束庆星、束义新、束润新，最后是我。自从1931年父亲回国结婚，母亲就一直默默地陪伴在父亲的身旁，在父亲最艰难困苦时，母亲给了他最大的安慰和支撑。我母亲慈悲为怀，厚道、大度。无论别人说父亲什么右派啊、反革命啊，她都坚决地与父亲站在一起，精心操持家务，认真抚养孩子，与邻里的关系也一直很好，遇事处之泰然，从来没抱怨过。
束星北夫妇
母亲9岁时外公就去世了，外婆在湖南湘乡。母亲从此在教会学校上学，学会了爱，学会了宽容大度。母亲常常对我讲，她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嬷嬷们的奉献精神。但学校却说教会是特务机构，这和从母亲口里知道的完全不一样。母亲总是对我们讲，后退一步，天地宽。做人不要光考虑自己争面子，更要学会给别人搬梯子。
1957年，“反右”前束星北全家福
肃反运动期间，父亲受不了，曾想到自杀。1955年5月的一天早上，母亲悄悄地指着脚盆里父亲那套湿透了的衣服告诉束庆星，你父亲昨天晚上去过海边了，你不要只顾着看书，上去看看，和他谈谈话。哥哥就告诉父亲可不要想不开，既然从来没做什么亏心事，就不需要害怕，事情总归会查清楚的。父亲说：“如果我死了，你敢不敢去北京为我告状？”哥哥坚决地回答：“如果你死了，我就不去了，因为你已经死了，去也活不过来了。如果你不死，我敢，现在就陪你去。”不久，哥哥陪父亲去了青岛市检察院。
听完父亲的陈述，检察长问：“束教授，你认为自己是不是反革命？”父亲说：“当然不是。是，我还会来找你？”“那就好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人家怀疑，那就让人家去怀疑好了，人家说你，那就让人家说好了。是不是反革命最后要根据事实来判断，而不是根据有没有人怀疑和说你的人的多少来定。”他接着说：“你是教授，过去用笔杆子、嘴皮子工作，现在是参加实际斗争。这是一场群众运动，我们要接受党的考验，要挺直腰杆，决不能自暴自弃。”临别时，检察长将他们送到门口，并再三叮嘱父亲要记住三句话：“真金不怕火炼”、“大度包容“和“忍耐”。此后没听说他要离婚、自杀。当时，四个孩子一个在高中、一个在初中、两个在小学，父亲不能没有顾忌。
我从来没看见父母互相指责和争吵，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有时候，他们可能闹别扭，父亲跟母亲赔个笑脸，什么问题都过去了。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肃反期间，我七八岁，半夜睡觉醒来，听外面的房子里父母谈话，声音很小。母亲说：“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离婚，我没有别的条件，我只要带着妹妹。”我听后很害怕，担心了好一阵子，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现离婚的情形。
束庆星1956年从青岛二中毕业，高考成绩很好。父亲当时已经挨整，受到牵连。清华北大录取时，他的档案被甩到一边。亏得还没录取完，父亲获得短暂的平反，他才得以上复旦大学。我大姐束沪新只考上了石家庄俄语专科学校。二哥束孝新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后，分到成都机车车辆厂，后被送去劳动教养，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还有一个哥哥下乡到莱西。母亲原在山东大学校产科工作，“反右”受牵连，站在凳子上被批斗。1959年，山东大学迁往济南时，她被迫辞职。直到1983年底，经山东省政协主席赵芳洲过问，山东大学才为她补办了退休手续。
大哥束越新1950年18岁当兵，做到飞行教官。父亲划为右派，又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后，就不让他飞了，1959年复员回青岛。回来后强迫父亲写检查，家里气氛才有点沉重。当时我真的从心里恨他，我的两个哥哥也恨他。后来大哥对我说，父亲犟，不这样，说不定早就被打死了。想一想确实是这样的。父亲不想写检讨，检讨确实是他的亲笔。但据我所知，很多检讨是大哥让他写的，甚至是我大哥写完让他抄的，但是大哥不承认。大哥坦率地认为改造的办法是根本行不通的，认为父亲基本上没变，还是老样子。我只能说他学会了保护自己，变得更低调更成熟了，但我真的没有感觉到大的变化。在这一点上，我和大哥的看法一致。
文革初期，山东海洋学院、青岛二中等好几帮学生抄家，要带走我父亲。大哥就和他们争吵，说：“你们找青岛医学院去，没有青岛医学院的同意，你们不能把人带走。”学生们只好带走母亲和大哥。后来看我大哥穿军大衣，有所顾忌，抓我母亲也没什么用，才将我母亲和大哥放出来了。后来我们逐渐理解大哥了。他等于从天堂到地狱，人生落差太大了。我和大哥开玩笑，我们弟妹都没进过天堂，都没有你那样的感受。
1960年，父亲看到大哥从一个飞行教官沦落到街道上拉地排车，就全力指导他研究颜色光学。颜色光学是一门边缘物理学科。父亲教大哥物理、英语和德语，大哥也很刻苦，两个人全神贯注地研究学问，写出了《颜色光学》一书，就不大在乎外面世界的事了。父亲的精神完
全转移到帮助大儿子重新站起来的信念中。改革开放后，大哥创立了颜色光学研究所，并担任颜色光学学会会长。
父亲在月子口水库劳动期间，每月20元生活费，大哥复员回家，没有工作，母亲也没有收入，我们几个未成年，生活异常艰难。1960年他到青岛医学院，拿到85块钱，日子过得依然紧张。当时运动不断，好在他人缘好，帮助别人修半导体什么的。打饭的时候，伙房师傅特意给他多加饭菜。
1975年春节的全家福
我家从各方面都是优先考虑父亲的。灾荒年代，母亲在阳台上养两只鸡，鸡下蛋以后首先考虑给父亲增加营养，然后考虑我大哥。我1964年上高一，传染上了结核病。为了治病，家里只好变卖东西，包括樟木箱子等。父亲非常坦诚，邻居小孩找我玩，他就说：“妹妹得结核病了，小心不要传染上，别和她玩。”
1971年底，父亲跟随青岛医学院到北镇，就是今天的滨州。当时连卧底的手段都用上了，动员他的一个学生监视，定期向公安部门反映他的情况。我也看了档案中的很多揭发材料。我不怪这个学生。他卧底的事泄露，遭人白眼，被迫离开山东大学。他感觉窝囊，想找我解释，我说没有必要了。那个年代向党汇报，是一种要求进步的表现。只有在民主意识健全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不正常的。
父亲一心想摘帽子，但一直没摘成。刚有一点希望，就破灭了，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我觉得他的状态还是比较自然的。他跟我说，当反革命和右派要当大的。他是大右派，青岛人都知道束星北，都说怎么有本事，还说他贪财。我问父亲：“怎么人人都说你贪财？”父亲说他不爱做的事情，就会要钱。他不会捡好听的话说，很坦诚。但是往往坦诚大了，就真诚地跟人提意见了，就说人不爱听的话。父亲在意的是自己的感觉。有一次他身上挂了一块“反革命极右分子束星北”的大牌子回家，我看了很心酸，眼泪马上掉下来了。谁知，他却安慰我说：“哭什么，认识我的人反正知道我是束星北，不认识我的人，反正不知道束星北是谁。”
1974年春节，父母在北镇青岛医学院分院时，因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心电图、脑电图等进口仪器全坏了，无人会修，便将父亲从分院调回青岛。得知父母回青岛，我写信给上海、南京、成都、莱西的哥哥姐姐，相约春节回青岛。就在这次除夕的聚餐中，父亲向全家人郑重提出，他死后要将遗体捐赠给青岛医学院。原来，他在打扫卫生时，看到医学院的尸体标本奇缺，尸源基本上是靠无人认领的死刑犯人，造成医学院的学生到毕业都没有碰过尸体。他随即与解剖学家沈福彭教授约定，去世后将遗体捐赠给医学院作医学研究。他患有哮喘病，常年喷吸一种叫肾上腺素的药物。医学上讲此药会损坏心脏，而他用了多年，心脏却没有发现问题。因此希望死后解剖遗体，验证肾上腺素对心脏是否有害，也算不枉在医学院工作这么多年。
五嫂王惠玲告诉我：“我和束义新开始确立恋爱关系时，他在青岛玛钢厂工作，我在纺织厂。玛钢厂的军代表跟我说，家庭问题不可以选择，新型的社会关系是可以选择的，你找这么一个人，你想干什么？我说，他父亲是右派，他不是。贼的儿子不是贼。他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怎么就成了反动的？党的政策是即使有错误，也要挽救啊！军代表又问我，你不怕受到牵连？不怕被遣返到农村去？我的态度很坚决回答，全国七亿人口，五亿农民，那五亿人就不是人啊？当农民又怎么了？你们能把我遣送到月球上去？不能吧。军代表就不说话了。1966年，束义新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上是隔离和软禁，直到1968年才放出来。我那时没法与他联系，想起来真是不容易。记得有一段时间，政策有转暖的迹象。我感觉这个很重要，就写好字条，用包味精的塑料袋包好，用橡皮筋缠好，包在用开水烫好的饺子里，与其它煮熟的饺子混在一起送给他，帮助他树立信心。他在里面得不到任何消息啊！我们就这样传递信息，多不容易啊！他当时的处境很险恶，他的一个好朋友就是在学习班上被活活打死了。”在那个年代，王惠玲有勇气走进我们的家庭，很不容易。她一直精心照顾我父母的生活，我很佩服。
束庆星回青岛结婚，女方家里不同意，因为他是残疾，父亲又是右派，他俩等于是私奔到青岛的。父亲觉得这样是对对方的不尊重，就叫五嫂王惠玲把他们送回上海，请严中简当媒人到女方家求婚。在那样的形势下，父亲这样做没掉价。此后，女方家对我们的态度才好一点。
父亲对我的教育
我上学时，父亲不提倡我按部就班地做作业。说：“你懂了的题目，可以不做作业，要做不懂的和似懂非懂的。上课时听懂了，就不要做重复性的工作。”他从不过问我的学习成绩，不要求我们考多少分，不要求那些表面的东西。而是希望我多动脑子想，增强理解能力，做一道题，得从几种方式得到同一个答案，非常严谨。他基本上不大管我们的学习，我问学习题，他三言两语就说明白了，更多地让我们自己独立思考。所以我在学校学了更多的东西。这和现在的教育思想是不一样的。
父亲不给我们留任何财产，他说他的父亲太有钱了，所以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们，很少有出息。我1960年考上青岛二中，学校叫我划清界限，让我写思想汇报。我划不清啊！1964年，班主任建议我住校，说我在家里会养成娇骄二气，容易受父母的影响，达不到划清界限的目的。在学校里，大部分老师对我非常好，个别老师比较差劲。有几个同学认为我父亲是反革命分子，歧视我，确实让我觉得寒心。那时候一个人七尺布票，父亲一米八五的个子，我哥哥也都是大个子，所以我和母亲的布票就给他们了。母亲将她的衣服改一改让我穿。母亲的衣服都是好料子，我在学校里就显得穿得很好。老师和同学就以资产阶级小姐讲究吃穿批判我，给我压力不小。但我这个人不自卑，就和你们比学习。
我在中小学的成绩一直很好，不用父亲操心。1966年高中毕业，正好赶上文革，不能继续上学，又担心上山下乡，因小哥哥下乡到莱西，非常穷困，爸爸不表态。大哥坚决阻止我下乡，要我在家好好学外语。我因为对大哥一直有看法，就没有听他的。1967年，在南京的姐姐叫我去南京工作，我姐夫的姐夫是南京军区的领导，我在那里待了近一年。后来姐夫说，有一封青岛人民来信，说父亲破坏上山下乡，把我弄到南京去了。我一看这个情况，赶紧回到青岛。到那儿看见大字报写的是“反革命极右分子束星北滚出合江路一号”。家被搬到登州路33号了。我到33号一看，只有17平方米，乱七八糟，关于电磁学的书泡在水里。
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家里两层楼变成一层。搬到合江路一号，家具又少了一些。这次到33号，就只剩下一个写字台和一个圆桌。写字台是父亲看书用的，圆桌是吃饭用的，白天吃饭，晚上拼成大哥的床。父亲又买了个单人钢丝床，母亲用两个小板凳在钢丝床的床帮上睡觉。家里没有我住的地方，只好借住在邻居家。父亲患有严重支气管哮喘、肺气肿，有时几乎喘不上气。我什么话都没说，把家里整理干净。买煤等比较重的家务活都是我干。有一年国庆节，我到北镇，看见夏天的短袖衣服还挂在那儿没人洗，心里很难过。
学校说我逃避下乡，其实他们知道我父亲是右派，因为二中很多老师是山东大学家属，对我家的情况很熟悉。我这个姓一提，都知道我父亲是谁，当时的报纸报道束星北是大右派。遇到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随遇而安。后到聊城的三线厂当了工人。我每年回家一到两次，照顾父母。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已经结婚，父亲不太愿意我报考大学，担心会影响我的婚姻。大哥和五哥让我考，说你学习那么好，不考要后悔。结果我报考了。考试前，父亲在济南开会，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说记住会做的题先做，不会做的最后做，就这么两句话。他还建议我不要考山东大学，认为他们的基础和底子差，希望我考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我说，太不务实了，我想考北大浙大，能考上吗？能有个学上就不错了。通过努力，我考上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数学系。毕业时，父亲认为我做学问已经来不及了，希望我做具体工作，也可以搞点技术，但一定要学好英语。许多技术资料是英文的，仪器也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英语是工具，把英语学好后，看懂第一手资料，就能比别人领先一步，工作上就能得心应手，我就这样做了。
束星北复出后的随笔小诗
父亲对我非常宽松、民主，这种教育方式是中国不多见的。他是慈父，对我的关心比母亲都多，我非常感恩。他那刚直的品格、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气概和对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都让我难以忘怀。他教育子女绝不说违心的话、谎话，我们从小就受这样的熏陶。
但长期的改造在父亲的心理上还是留下了厚重的阴影。198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下班回家，远远地看见父亲在楼梯口徘徊。以为是没带钥匙，进不了家门，便赶紧跑过去，这才发现父亲的神色不对，满脸疑云和不安。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不说话，只是嘴向楼上的家努了一努。我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赶紧上楼，发现有两个民警在家里，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几天前我在中山公园丢了一辆自行车，报了案。人家是来通知我去公园派出所取车的。我下楼向父亲说明缘由，可父亲仍然疑惑，无论我怎么劝说，他都不上楼，直到警察走后才跟我回家。
真正了解我父亲，是在1992年以后，对我来说的确晚了。开始研究父亲，得感谢李寿枬与许良英关于我父亲是不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争论。1979年3月，《光明日报》曾发表父亲口述、宫苏艺整理的《我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一文，我从此开始关注父亲的历史。我先后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大量走访父亲的同学、同事、朋友和学生，可以说走进了父亲的人生，增加了对父亲的理性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王淦昌等人的鼓励，他们推着我做这项工作。2007年，我参与编辑《胡杨之魂》，我为拥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自豪。
父亲的朋友和学生
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王淦昌、严中简、张立文、王彬华等都帮助过我们。王淦昌曾多次来信询问、安慰我父亲，表示要给我家寄钱，要出我大哥结婚的所有费用。父亲生怕连累挚友，婉言谢绝了。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严仲简每月资助我家30块钱，连续9年，直至1966年他自己也被批斗为止。张立文作为青岛医学院院长，安排父亲从事仪器修理和教学工作，发挥他的一技之长。文革中张立文遭到批斗，说是我父亲的保护伞。父亲和张立文一起挨斗，幽默地说，你今天和我平起平坐了。
1982年，王淦昌、束星北及国家海洋一所所长曾荣（中）
1980年夏天，王淦昌到青岛参加全国高能物理会议。报到的当天上午，便到了我家。这是1956年后两人的第一次见面。20多年了，经历了多少风雨，我原以为会有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但没有想到却是非常平静，只是相互握了一下手，拍了一下肩膀，就坐到了沙发上。为了不打扰他们的谈话，我们家人退出了房间。我在门外的走廊上做饭，不时听到房间内他们提高嗓门的争论，一会儿又变成了开怀大笑。傍晚，我们全家人一起陪王淦昌游玩了青岛。他俩一同住在父亲的卧室里。我和母亲住在隔壁房间，不知道他们到底睡没睡觉。总之，我睡着前，听见他们的谈话声，早上醒来还是他们的谈话声。第二天上午，他们两人一起携手出现在全国高能物理会议上。这是父亲复出后第一次在全国性会议上露面。
父亲去世后，我和王淦昌一直保持联系。199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到他家，闲谈中我感慨道：“王伯伯，我父亲要有你一半会做人就好了，他也不会摔这么一大跤！”谁知他的脸当场就板了下来，严肃地说：“不对，你父亲说出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做出了我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还说，有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开会，就是举举手，鼓鼓掌，吃两顿好饭而已。
从事海洋研究的束星北
1978年到1983年，父亲有幸遇到了曾荣。曾荣顶着政治压力，请父亲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工作，从工作和生活上尽力照顾父亲。父亲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已71岁，靠个人拼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无济于事。所以，他就给自己定位为“作人梯”，把追赶的希望寄托于后人。通过广泛了解科研人员素质和科研状况，深入阅读有关海洋科学和海洋物理文献，他提出首要的任务是培养一支有深厚理论基础的学术队伍。在领导支持下，他组建了有28位科研人员参加的“动力海洋学进修班”，亲自授课、答疑、辅导、批改作业，先后讲授《张量分析》、《数理方程》、《理论力学》、《流体力学》等课程以及动力海洋学的若干基本问题。他常常对学生讲的一句话是：“你们趁我身体好时，多学点东西，不要分心，不要以后后悔。”
为了照顾父亲的生活，组织上调我到海洋一所工作，父亲对我说，他很满足了。父亲说，你搞学问不行，把我照顾好，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我不服气，我不能让别人觉得我沾了你的光，我是有工作能力的。我觉得，要学好外语，能够看懂说明书，就能做出工作成绩。
1979年8月，山东大学对父亲的问题进行了复查。12月，经山东省委批准，20多年的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父亲写诗言志，“半生流浪半生沉，老态龙钟始遇春，但愿中华民族振，敢辞羸病卧黄昏。” 我们全家都希望他整理和出版1965年写成的《狭义相对论》，但他不干，说没有空：“先将《狭义相对论》放一放，我现在教教学生、搞搞研究，等我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再来弄。”但最后还是没有完成。
曾经授课的束星北
束星北与王淦昌
1982年，王淦昌、苏步青等都入党了。许多人也动员我父亲申请入党，曾荣还希望我父亲当所长，他当党委书记。父亲对曾荣说：“我不能以身作则，我在党外，你清闲我也清闲。我领导不了人，一个人都领导不了。”山东省物理协会聘请他当理事长，他不当。他很怕开会，和人家谈条件，说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开会了，现在要做的就是教学和研究。最后达成协议，说可以用他的名义，但是不要叫他开会。
1979年春，国家海洋局科技司司长陈炳鑫在曾荣所长带领下，向父亲求教关于数据舱安全回收时限的问题。陈介绍：当导弹弹头在预定海域溅落时，将会激起100多米高的水柱。数据资料舱在弹头溅落时被弹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料舱会离开溅落点向外漂移，打捞船在警戒圈边缘等待。我们必须在警戒圈内打捞，时间超过4小时资料舱将会自爆，在此时限内越出警戒圈，就可能落入别国之手。问题是弹头溅落后隔多长时间才可以安全打捞？
当时父亲感冒了，在床上躺着。有人给他拿来钢笔、计算器和纸张，他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复杂的计算，说：“资料舱溅落半小时后出发打捞就没什么危险了，1小时后，肯定安全。因为其时冲击水波的能量向四周基本扩散完了，没有必要再花冤枉钱做什么模拟试验了。”就这样，本来打算花上百万元经费研究的问题立马就解决了。我后来找过陈炳鑫，问洲际导弹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公开报道？他说，国家把这个项目交给海军，海军请海洋一所支持。海军参谋长拿了我父亲计算出来的结果交给钱学森。钱学森说，是束星北计算出来的，那就没问题，不用做实验了。
父亲的学生里最有名的是李政道。母亲曾说，父亲对学生的感情要胜过对子女的感情。李政道1943年在湄潭期间，父亲看他提出的问题与众不同，认定他是天才，对他格外关照。一年后，父亲被借调到军令部研制雷达，怕耽误李的学业，建议他投师吴大猷。1957年听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时，父亲非常兴奋。1972年10月李政道回国，周恩来总理希望他能为解决国内人才断层问题做一些工作。李政道表示：“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只是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
他表示非常想见老师。此时，父亲正在北镇青岛医学院分院打扫卫生，住两间很差的平房。青岛市革委会研究了多种见面的方案，都被否决后，有人提议让父亲到北京去见李政道。父亲说，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学生拜见老师，哪有老师去见学生的？最终没能见成。但这件事对改善父亲的处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77年，父亲收到了吴健雄和李政道寄来的一本英文原版书，扉页上题词：“敬请束先生指正。吴健雄李政道”，父亲看后，感慨地说：“啊呀，指正不了了！”
1978年，李政道准备到北京，父亲正好在北京开会。在北京等一等肯定能见到李政道，但父亲还是很快回青岛了。他对学生们说：“你们也是我的学生，现在是你们更需要我。我们的时间很紧，我怎么能放弃你们去见他呢？”李政道和父亲最终没能再次相见，十分遗憾。父亲去世后，李政道和我多次联系，请我到北京，请我吃饭。他过80岁生日，还给我发邀请函，邀请我去参加
作者（束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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