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进入相关议题讨论前，笔者必须严正交代，我与当代史学领航人物余大师英时先生之间关系，一不认识、二不来往、三不通联、四未谋面、五未交谈。这「三不二未」行为准则，证明我和余大师之间，「前世无冤，今生无仇，来世无怨」。我与余大师既无交谊，又无冤仇怨，何以要写〈余大师英时先生与我一段公案〉？此事说来话长，我曾深切考虑许久，要不要将二十五年前这段公案和盘托出，避免再度伤害余大师清誉。毕竟在二十五年前，为了一篇〈一代学阀余英时〉，搞得余氏门人康乐被逐出师门郁郁以终，这则意外事件始终是我内心挥之不去的阴影，也影响我对学术中人搞帮派作为有深刻体认，逼使我由学术界转往新闻界发展，自认今生可以摆脱与学术界之间的纠缠。无奈事与愿违，二十五年后历史又重回原点，面对余氏门人王泛森、黄进兴之流的学者侮慢攻击，到底要不要回应，我思考时间长达三个多月，兼以事务繁杂，每天上电视台评论「国是」，时间已将我的精力消耗殆尽，个人实无心也无力去回忆二十五年前的这段公案。何况余大师的学术风范一向受人景仰素享清誉，其为人处世之风，本不该由我评论。再者余大师著书立说，史学、才、识、德兼备，若有论证疏失，宜由同行专家学者评论，我实不宜为文再度冒犯余大师，以免遭到其门下弟子全面围剿。所以我忍下来不再重提往事、公案，而免重蹈康乐事件的覆辙。
讵料一则意外事故，却让我卷入「学术漩涡」难以脱身，于是我下定决心少上电视，专心致力写〈余大师英时先生与我一段公案〉，望余大师看后能谅解我写此文的用心，将过往「公案」放下，使我与余大师及其门下皆能领悟放下的真谛。尤其是余氏门人应该好好想想，其师余大师英时先生既是当代史学领航舵手，又是克鲁格奖得主，兼能引领学术风潮长达数十年，这分清誉与成就得来不易，不要再把时间拉回到历史原点，而使余大师令誉受损。
其实我写此文目的，一是为余大师已逝弟子康乐辩诬，一是劝诫余大师当权弟子王泛森、黄进兴等人，不要躲在余大师保护伞下「暗箭伤人」，毕竟容忍多元异己批评，一向是余大师著书立说的风范，偏偏余氏当权弟子忘却余大师身教与言教，为一篇〈一代学阀余英时〉旧文与我缠闹不休，还指称我是与中国唱和的大统派，另捏造谣言说我一天到晚打探余大师及其门人行谊，还暗指我是破坏余氏门人团结的罪魁祸首，类似这种私下「莫须有」的指控，听后我愿仿效余大师作为「一笑置之」不拟答辩。结果是越不回应，闲言越多，这反而让我想起康乐「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肩膀，对照余氏当权弟子私放冷箭又不敢公然站出来为其师争辩的嘴脸，我为余大师悲。为了却余大师及其门人疑惑，我写此文就是希望余大师及其门人莫要为一篇年少习作，与我缠闹下去。此因我既非学术中人，也不敢染指圣洁的学术殿堂，而余大师及其门人的舞台还在学术殿堂，殿堂圣洁与否系乎余大师的身段、言教、学风，若余大师以八十高龄仍无法体认身教、言教、学风的重要，我只有徒唤奈何了！
此外，我写这篇文章另一层用意，就是劝诫余氏门人王泛森、黄进兴要多读余大师名著，以彰显余氏学风非浪得虚名，之所以如此说，乃是卢建荣具名指控史语所三位研究人员疑涉抄袭李敖著作事件。此事未经「公示」，身兼中研院副院长王泛森、史语所所长黄进兴连抄袭内容都不知道，居然利用史语所官网对外强硬表示，这三位研究人员经内部查核，纵使是引证史料相同，原创论证雷同，均与抄袭无涉。换句话说王、黄认定所谓「抄袭」，乃是一个字不改的照原文抄录才算抄袭。
对王、黄的背书，我曾请相关人士劝解王、黄等人，不要「硬拗」。因为依据余大师英时先生两本名著《犹记风吹水上麟》（台北：三民书局出版）、《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台北：东大出版）， 只称郭沫若《十批判书》大量抄袭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论证，即是暗讽郭沫若大量抄袭钱穆著作，并非是一字不改的抄录，而是郭沫若对于一部「得益甚多的书」，不但在《十批判书》的正文只字不提，而且还特别在〈后记〉中「对之甚轻蔑」，这就构成学术上最严重的抄袭罪了。（为免于余大师及其门人误会，我郑重引述全文，不改更易一字，并愿意注明出处，乃是《犹书》页99 ∼136，《历书》页103 ∼123，若读者有兴趣可自行参看余大师连写二篇文章痛责郭沫若抄袭其师钱穆先生的著作。）
依据余大师对「抄袭」绵密的论证，余氏门人王泛森、黄进兴等人总不致于推翻余大师的论证，还要袒护这三位同僚吗？
讵料我善意的劝解居然勾起余氏门人的新仇旧恨，将过往这段不愉快的回忆与抄袭事件勾连起来，认为我意在羞辱余大师。为悍卫师门利益，不惜对外放话，对我进行森林式的人身攻击，讲许多不是事实的谰言，对此我本不想与之计较。然而余氏门人越说越离谱，除扣红帽子外，还很不道德的把他亲人都牵扯进来，说我打探余大师及其门人行谊。天地良心，好在台湾进行五都选战，我打探的都是以选情为主，更无暇顾及余大师及其门人行谊，类似这种谰言，把我说成天天紧盯余英时大师，这究竟是羞辱？还是抬举余大师？或是余氏门人自我膨胀？抑是余大师是五都市长候选人？这种离谱的谰言，出自余氏当权弟子之口，原因并不复杂，就是我不该在二十五年前写〈一代学阀余英时〉。我一再说，这篇文章仅是「愤青」习作，写得不很精熟，所以很快在我脑海中消除，可是谁都没有料到一篇写于一九八五年的文章，竟然会使余大师及其门人记恨二十五年。余大师记恨还情有可原，然而王泛森等人当年既非余氏门人，又非学术界人士，却有如此深沉的恨意，则是出人预料之外。个中玄机我不便揣测，但内情或许只有他们师生清楚，这则问题，只能请教余大师或许就可追出真相。
反过来说，我自问与王泛森、黄进兴等人素不相识，也从不往来。以王泛森而言，知道王泛森这号人物，乃是透过其弟介绍，于书店外交谈不会超过五分钟。我一生与王泛森碰面仅有两次，二次都在书店外，仅有点头之交，从无一语涉及王。以此点头论交，王对我记恨之深恐事出有因。
对于黄进兴，乃十多年前由允晨出版社丁总编辑介绍在福华饭店仅见过一次面，尔后双方非但没有交往，甚至连走在马路上，我未必能认出他。黄寡言少语，与人交谈面无表情，对这种人我是能避则避从不与之深交，故而当日的福华饭店交谈，时间虽长达二、三小时，受限于他是「意外」来客，主题人物应该不是他，而是另一位已投奔绿营的名嘴。
由此可知，我与王泛森、黄进兴等余氏当权弟子之间，全然不认识，何况他们认识我，均是出自他们主动，而我只是被动响应。于此，余氏门下当权弟子对我记恨，的确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至于余氏门下已逝弟子康乐，我与他从未见过面，却有两次通联。一次是二十五年前刊出〈一代学阀余英时〉后的三个星期，我打电话至史语所转接康乐，结果双方在话筒两端通联长达四小时，电话中康乐不愧是号人物，对于他所讲的话，他完全承认，最后一句令人闻之动容，他说：「为这篇文章，我自会向余师负荆请罪， 以求自我了断」。当初我没想到「自我了断」的涵意，直到多年后才得知康乐「负荆请罪」，付出代价是被逐出门墙，自我放逐。纵是如此，康乐在生前两年，有一天透过电视台与我联系，说余大师返台进驻福华饭店，他邀我能否去饭店看余大师，结果我拒绝康乐的好意。隔没多久传出他往生的讯息。顿时我感到懊悔，因为在康乐生前，他一直希望化解余大师与我之间的文字恩怨，无奈我已转战政论界，不想与学术界再有任何瓜葛，所以拒绝他的好意。回想第一次与他通联，他一再追问：「会有下一篇吗？」没想到仍被康乐料中，只不过这篇文章，居然是被余氏当权弟子逼出来的与康乐无涉。
我之所以清楚交代与余氏门人的侧面交往，目的是告知已过八旬的余大师，在余氏门人中康乐虽是爱说话、好玩，不适合从事研究学术的余氏大弟子，但他始终想要调和我与余大师之间的「文字债」（康乐语），其用心乃是弥补他与师门间的裂痕。至少他将这份心思挂怀于胸，也算对得起余大师英时先生。以康乐忝列余氏门墙之早，比之于王泛森、黄进兴之流「转师投靠」，到处为余大师结怨树敌，其风骨高下立判。康乐学术地位虽不如王、黄等人，但敢说敢当、有意化解文字恩怨的勇气，则是王、黄等人所不及。然而在余大师强烈处置下，康乐失宠郁郁以终，而王、黄在余大师抬捧下则成为史学界当权派中坚。以康、王、黄不同际遇，反思余门学风，仍是以党同伐异为主。余大师英时先生连一位「敢言敢当」弟子康乐都容不下，怎会容忍异己对余大师的批评。为一篇〈一代学阀余英时〉的短文，余氏门人缉凶二十五年还耿耿于怀，表明余大师英时先生无愧于「一代学阀」之盛名。
为解除余大师及其门人内心疑惑，我以自我剖析方式来说明当年写〈一代学阀余英时〉的过程。一九八五年我当时在党外杂志任职，为争取言论自由与国民党政权进行殊死战。偶然间我翻到一本《天下杂志》，内文有篇专访余大师的文章，余大师如何作答今日已不复记忆。然而在看完专访文章，我拿给吴祥辉先生详读，隔没两天吴祥辉先生与我商讨可不可以写篇余大师文章？我反复思量仅说给我几天考虑。于是我开始勤搜余大师所发表过的论文，看后我告诉吴，「文章写不下去」，吴笑笑说：「不要急于做决定」，此事逐寝。当然暂缓不等于不写，有一天我到中央图书馆闲逛，看到《史原》第 3 期（1972 年 9 月出版）放置桌上，不知是何人所借， 在好奇心驱使下我翻阅此书，内文居然有篇由邢义田署名发表批评余英时先生名著（页 175 － 178），文中还有不知名人士用铅笔写的眉批，我看到如获至宝马上拿到柜枱出借影印，回家细读，从眉批中发现这位不知名人士写下许多余英时VS. 汪荣祖、邢义田批文擦边球、封贡贸易、反智过头、红楼两个世界（原文如此写），余英时VS. 赵冈、高阳、陈启云?、陈寅恪该笑该哭、通政司康乐、小黄门陶英惠、钱宾四（穆）学生余英时、读书不通余英等，于是我循眉批所论事实按图索骥，先行找出余大师中英文著作及在报刊发表文章进行详读，看完余大师相关论文，我发现余大师是位绝顶聪明的史学领航人物，余大师知道在美国专售中国学术，必须取悦于美国汉学界领袖人物，如为博得费正清青睐，余大师将费正清「封贡」理论，从明清上溯至汉代。再者如余大师成名著作〈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有关「反智主义」的论述，完全误用贺德太《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理论。由于我的英文不好，文字也不及余大师犀利，为此我与吴祥辉先生商讨如何写这篇文章，记得吴祥辉先生提出的意见是：(1) 这是政论文章不是学术评论，直攻余大师要害即可。(2) 从余大师著作「提炼」出夤缘比附美国学术要员成例，以说明余大师学术人格的转变。(3) 运用学术关系探讨台湾学界人士对余大师著书立说的看法，限以老一辈学者为准。(4) 采访康乐、陶英惠、邢义田、汪荣祖等人，询问他们与余大师之间关系，或打笔仗心得。(5) 探询两大报副刊主编向余大师邀稿历程， 及刊出余大师文章后读者反应。
商议既定，我随即展开采访工作，结果是老一辈学者仅肯私下讲不敢明批暗讽，而康乐等人适巧都不在国内，至于两大报刊副刊主编至多以闲聊方式接受访谈，他们都对余大师推崇备至，还称余大师是「今之先圣」。由于访谈不如预期，问题回原点。幸好有位多话的副刊编辑告诉我说：余大师与汪荣祖针对陈寅恪「暗码索隐」打笔仗时，余大师传真至报社，严告主编如果要用汪荣祖文章，今后则不必向我（按：余氏自称）邀稿，主编为应付余大师火气，不得不转求汪荣祖「不要辩了！」对于这则讯息，我从未向汪荣祖查证。不过我个人却有难忘的回忆，可以佐证这是余大师惯用手法。回想康乐最后一次与我通话，要求我至福华饭店面见余大师。康乐向我保证，余大师不是一位介意怀恨的学术领袖，只要我答应，余大师在客房必以礼相待，所有谈话内容不会外泄。当时我反问康乐一句，谈话可不可以录音？康乐则支吾其词的叹口气说：「那就不勉强」，接着挂上手机。类似经验我相信汪荣祖也可能会有，只不过我与汪处理模式不同，当然是结果殊异。
其次这位主编还告诉我，余大师最不喜欢「不入流」人士批评他的文章，只要有人胆敢评论，文章事先要经过余大师过目，否则文章刊出余大师事先不知，事后的处理就更麻烦。所以副刊主编为因应余大师的火气与脾气，都会事先与之沟通，让余大师释疑或释怀。余大师的谱摆得很大，也难怪霸气纵横的史语所，见到余大师光临，上从所长下到研究员都要矮三截。类似余大师风骨对白人夤缘比附，对台湾研究人员颐指气使，这使我有切入点去研究余大师学阀心态。
由于副刊编辑的提醒，在写〈一代学阀余英时〉过程中，杂志社并未对外泄露，相关采访也暂时停顿，直到稿成，吴祥辉与我针对要害部分进行补强作业，我依稀记得吴提议邢义田评论余大师的文章，应改写。要确定余大师看后有没有对邢施压，以此与汪荣祖所受遭遇对照，为免于余氏门人的警觉，吴祥辉改派另外一组人马去探询余邢之间的互动，经邢的同学证实，余大师曾对邢提点过，也摸过头，于是由该组人马将此部分补足，再将全文刊载。
当时吴祥辉先生下标到底要用学阀、学棍名称，显得相当犹豫。有人认为将余大师比之于「学棍」，标题耸动可增加「买气」。然而「棍」系贬义词，有耍赖、无赖之意，我力陈不宜用「学棍」称呼余大师英时先生。毕竟余是著作等身、纵横美国汉学界扈从团体的顶尖学者，用「棍」来形容余大师显得我们量小，不成熟，难引学术界共鸣。至于「学阀」则有明确定义，表明余大师有开山立派的家法，余氏门人有效忠对象，门派既立、家法森严，余氏拥有的地盘及扈从比附对史学界自然有持续影响力，符合「学阀」定义。吴祥辉从善如流，于是〈一代学阀余英时〉则成为当期出刊杂志的封面故事。
此文由于使用笔名刊出甫经发行，即震动中研院，杂志社接到许多学者电话，连在台大教书的杨国枢，与之无关的民族所萧新煌和美国所张忠栋、美国教授墨子刻，都透过关系找吴祥辉要求说明这篇文章出自何人手笔。上述四人中，张忠栋和萧新煌尚分别与我私下见面谈过此文。而康乐也私下找过吴祥辉。更有中研院三民所所长陈昭南、民族所研究员陈其南??等人问吴祥辉，作者是谁的事。或许是回响不错，吴祥辉告知我再接再厉写「余英时外传」，这则消息不知何故居然外泄，引起《中时》、《联合》的注意。其中某报采访主任（忘了其名），特意请吴祥辉吃饭，说明余大师立场。饭后吴祥辉告诉我〈余英时外传〉一文暂缓执行，如果要写一定要采访到相关人士，甚至不惜打越洋电话亲访余大师，否则文章暂缓。就是为了不为人知的原因，在刊出三星期后，我「二度」打电话给康乐，双方终于联系上，长谈之后康乐才追问「会有下一篇吗？」这句话问得很突兀，我至今都不知道，其间究竟发生什么事， 吴祥辉没有明说，我也不便逼问，反正关切此事的相关当事人还存在于世上，有一天或许会给我明确答案。但由此我也领教到余大师英时先生不愧是「一代学阀」，船过水无痕的就将〈余英时外传〉阉割掉。
也许是〈外传〉虽写不成，但阴影仍在，余大师及其门人唯恐〈外传〉重出江湖，故以查〈学阀〉为名，行堵塞〈外传〉之实， 只要我一天不消失，余大师等人就一天不得安心。基于恐惧心理， 余大师及其门人会为一篇文章记恨二十五年，恐非事出无因。余大师自诩精熟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我建议余大师应好好研究〈心态史〉以便未来我写〈外传〉时可做最佳脚注。
其实我与余大师及其门人毫无往来，彼此也没有深仇大恨需要透过「造谣」解决，对其门人的苦苦相逼，反而让我怀念康乐起来。康乐生前不管什么人批评他，至少他心怀师门还想把「结」解开；但余大师门下当权派人士却要将「结」绑得更紧，以余大师时日无多体能分析，「放下」可以解决问题，「震怒」只会制造更多问题。再者以余大师年过八旬岁月来看，除非余大师「放不下」，当权派弟子个个「不敢放」，恩怨情仇持续演下去，恐非余大师所乐见。我曾经想过，余大师及其门人道、权、术都已掌握，何苦为一篇愤青旧作念念不忘，追杀到底难道能改变白纸黑字的事实吗？于此我奉劝余氏门人要学习「放下心更宽」的义理，难不成非要我逐篇连载〈余英时外传〉，双方才能罢战言和？诚然对一支点不亮的蜡烛， 说再多的义理都是废话，局势如此，就看余大师英时先生如何下这盘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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