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然提出“血统论”的就是刘邓等高干子女。被中央文革小组和毛周批判了。
在9月、10月、11月、12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反动”的“血统论”遭到了大规模的批判。实际上,“血统论”在这一时期的泛滥已确实属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之一了,它已成为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支青年进卫军。
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大、中学校举行了全市性的大规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批判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批判“鬼见愁”对联及其所代表的“血统论”。
正是在这种批判中,文化大革命将矛头越来越深入地触及到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高中层一大批领导干部。
“血统论”的反文革政治倾向终于显示出来了。红卫兵已经不再把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首长请到辩论会上,期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了,有的只是明显对立的政治意识。
1966年11月27日,一批以“血统论”为主要思想基础的革命干部子弟在北京大学附中秘密策划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随之在老红卫兵的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秘密串连,并于12月5日发布了成立宣言。
造反派队伍中有很多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相关。出于他们的家庭出身,出于他们的政治地位、个人前途等一些根本性的切身利益,他们无疑有着批判“血统论”的强大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对“血统论”的批判要比对刘少奇的批判有着大得多的战斗冲动,甚至有一种直接反对“阶级压迫”的阶级性含于其中。此外,在造反派队伍中还有一些出身工人、农民的红五类学生,他们对“联动”高干子弟的特权优越感同样有某种程度的对立情绪,这种情绪有时甚至比那些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更为强烈。这些都汇入了批判“血统论”、“联动”的斗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