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传教士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禧年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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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爱程（加拿大温哥华《真理报》主任兼总编辑） 来源：磐石的博客

原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08ff3c0102dwvs.html

博主按： 看到这些文章，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动。这些本来与中国人素昧平生的国外传教士（我说的是真正的基督徒），被神的爱所驱使，来到当时落后的中国传扬福音。他们不仅传扬福音，还把医院、大学、科学等等好东西带给了中国人，对现代中国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然而，他们也像主耶稣一样被误解，被逼迫，被诬蔑，这是他们背起的十字架，因着这十字架的能力，耶稣的死在他们身上发动，耶稣的生就在中国人身上发动，感谢神把这样的人赐给中国！如今，我们享受着他们带来的祝福，也让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学习他们的样式，把耶稣的爱，耶稣的生命带给其它国家，把爱给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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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中国学生学者传福音时，一个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干了那么多坏事，我们为什么还要信他们的宗教？”

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就是因为生在“新中国”的这一代知识份子，在国内所接触到的有关在华西方传教士的资料都是负面的。比如，在华西方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马前卒”，是“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而基督教则是“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就如去年10月1日罗马教廷将一百二十名在中国的天主教的“殉道者”，册封为“圣徒”之后，《人民日报》就刊登文章，指名道姓地抨击那些所谓的“圣者”，说他们有的是“作为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工具的外国传教士”，有的是“作为那些劣迹斑斑的外国传教士的帮凶和追随者的中国教徒”，还有的是“在由于外国传教士凭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横行乡里，欺凌百姓，激起人民反抗中死于非命，而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殉难者和殖民地教会势力的牺牲品的中国教徒”（见《揭开所谓“圣人”的面目》，署名为“史岩”，《人民日报》2000年10月3日）。

这篇文章虽然是针对天主教传教士的，但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的宣教士并无明显的差别，一言以蔽之，都是“一丘之貉”。

在官方舆论主导了这样一种一面倒的认识之后，对在华西方传教士做任何正面的评价是十分艰难的。然而，我们必须要还历史一个公道，否则我们无论是作为基督徒，或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学人，都会感到有负于历史，有负于前人和后人，也有负于自己的良心。

 

 

在这里，我完全无意于美化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全部行为。西方传教士和我们一样是普通人，也会有普通人有的弱点和局限。他们当中会有一些信仰不纯正、行为有缺失的人，也会有一些对中国人抱有深刻种族偏见的人，会有一些滥用西方人所拥有的条约特权，“横行乡里，欺凌百姓”的人。在中国和西方列强发生直接利益冲突，甚至爆发战争的时候，也一定会有一些西方传教士背离自己的职责及对神对人的信实，采取一些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行动。对此，西方教会史家，特别是一些原驻华传教士都有相当多的反省，我们中国基督徒更没有必要一味地为之遮掩。

然而，承认在华西方传教士的行为有失误和不足之处，和全盘否定其在华宣教事业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在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内，在华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中国教会的建立，以及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和社会服务等的现代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任何一个心存公正，又对这方面的历史事实做过一番考察的人，都不会将其一笔抹煞。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只能进行提纲式的简述。我想，在华西方传教士为中国人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文字的通俗化

 

 

中国当时通用的文字是文言文，与民众日常使用的口头语言相去甚远，不经过长期的专门训练，几乎无法正常地阅读和写作。那时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是文盲，这虽然是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必然结果，但艰涩难学的文言文也是一大原因。传教士为了在较短的时间里，把福音传给一般未受过教育，或仅受过很少教育的普通老百姓，从一开始就尝试将书面语言通俗化。他们用接近通俗语言的“浅文理”（即简易文言文），或直接用口头语言翻译圣经，撰写福音单张。而这是在以提倡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正式登场的半个世纪之前。

在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宣教工作中，文字工作就占了很大的份量。除了翻译出版圣经，他和后来的米怜（William Milne）等助手一起，编印了很多讲解基本信仰的通俗小册子，免费分发给中国人。后来的许多传教士也仿效其做法。例如，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牧师梁发所著的福音小册《劝世良言》，就在当时广泛流传，影响了许多人。甚至后来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都是在这本小册子的影响下，决定发起“拜上帝会”的。到1860年，大约有一百万份福音单张分发出去，1890年增至近二百万份，而到1905年就增至三百七十万份。这些文字不只传播了福音的种子，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推广文字通俗化，扫除文盲，提高底层群众文化知识水平的作用。

兴办教育，传播科学知识

西方传教士对教育的重视，直接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端。传教士们每到一处，除了传福音之外，首先要做的常常不是建教会，而是兴办新式学校。他们把学校看成传福音、培养信徒信仰基础，以及栽培当地教牧人才的重要途径。马礼逊初到中国时，中国尚不允许外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设立教堂和学校。所以他和米怜、梁发等人，于1816年在马六甲创立“英华书院”，开了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先河。从那以后，特别是1842年的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式的近代化学校就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足迹，在中国大地上兴旺起来。

在1876年，还只有不到六千名学生在传教士办的学校就读，而到了1889年就增加至近一万七千名。那时候，进外国人的学校还被视为不光彩的事，所以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大多是生活无著的贫困人家的孩子，甚至是被遗弃或失去父母的流浪儿。但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教会学校已经蔚然成风，日益成为中上阶层家庭所追求的目标。远在1905年清朝政府宣布“废科举，兴学堂”之前，传教士们就早已为中国教育制度的近代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高等教育方面，传教士们也同样是中国近代专业教育的先行者。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淡江大学等许多名校，都是西方传教士所创办的。

中国人出洋留学在今天已不是新鲜事，而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很多王公贵族宁愿砍头，也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洋蛮邦”去。而开创中国人出国留学先例的，同样是西方传教士。有史可考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叫容闳，他于1847年被一位美国传教士布朗（Samuel S. Brown），带到美国东北部的康乃狄克州，在著名的耶鲁大学完成学业。他回国后说服清廷的洋务派大员，获准从各地教会学校选召一百二十名小留学生，于1872年由他亲自带领去美国学习。自那以后，中国各地出国留学的人便逐渐增加。到上世纪初，出国留学已经成为各阶层青年学子争相追求的人生目标之一。

医疗卫生事业

在介绍西方先进的医药知识及卫生制度方面，传教士也是功不可没的。从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就已经有传教士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设立小型的医院。此后他们几乎每到一地，都会创办医院。不仅是为了传福音，也是看到了当时中国人的切实需要。传统的中医药，虽然在治疗一些常见的慢性疾病上有其独到之处，但在治疗急性病和传染病方面往往毫无办法。比如当时流行的霍乱、鼠疫、猩红热、脑膜炎、肺结核、麻疯病等，中医药基本上是束手无策的，因为对微生物的传播特点几乎没有什么认识。传教士医生把西方当时最先进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手段带到中国来，帮助了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完全没有能力看病求医的贫穷人士。传教士也尽可能把一些建立在生理学和生物学知识基础上的西方卫生观念传递给中国人，使他们开始形成合乎卫生学的生活方式。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只知道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如何在抗日战争中，为八路军建立战地医院，怎样不辞辛劳为中国军民治病，甚至在血液不足时为病人输他自己的血。很少有人知道，远在白求恩医生来华之前，早已有数以百计的传教士医生在中国默默奉献，像白求恩一样不时用自己的鲜血抢救中国人的生命。有的传教士医生在十分偏僻的隔离区建立麻疯病院，长期和麻疯病人生活在一起，想方设法为他们治病，给他们爱，向他们传福音。那时，就是麻疯病人的亲人都不敢接近他们。正是这些“上帝的使者”的努力，才使国人慢慢地打破了对麻疯病的盲目恐惧，建立了麻疯病也可以治愈的正确观念。

中国的近现代医学教育和医药科技，也同样发端于传教士所创办的医科大学和临床观察研究。中国著名的协和医院、华西医科大学等，都是传教士所创办的。我在《基督教传教士在禁止鸦片贸易中的历史贡献》（《海外校园》第29期）一文中提到，在鸦片贸易的初期阶段，人们对鸦片的看法就像二十世纪中期人们对香烟的看法一样，大多认为吸食鸦片只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嗜好。因而，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军民百姓都趋之若鹜。而正是传教士医生，在临床观察中积累了大量鸦片毒害人身体，破坏家庭生活的资料，并在他们本国信徒的协助下，发起了抵制鸦片贸易的运动。经过他们长期的抗争，终于迫使英国政府立法，取缔了鸦片贸易。

扶困济危、帮助弱势

 

 

传教士秉承主耶稣关怀“弟兄中最小的一个”（马太福音25:40）的精神，每到一地，都从帮助弱势群体切入。他们建立孤儿院，收容孤儿和弃婴。著名的“扬州教案”，就是因“传教士收集婴儿，用他们的肢体和器官制药”这样一个恶意的谣言引起的。其实是传教士常常出于爱心收容孤儿和弃婴，而那些孤儿和弃婴有很多本已身体虚弱，甚至患有不治之症，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死亡的几率必然高一些。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看到孤儿院里常有小孩死亡被埋葬，出于对外国人的偏见，就认定他们在虐杀婴孩。再加上一些排外情绪很重的士绅和官员的怂恿，便发生了暴民围攻内地会驻地的事件，致使戴德生和他太太等多人被打伤。

传教士不但收容孤儿和弃婴，而且为他们设立学校，教导他们正确的价值观，也使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成为有能力自立于社会的人。在抗战期间，两位内地会的女传教士为了把她们所管理的孤儿学校的孩子们转移到大后方，竟带着他们从山东，经过河南，一步一步地走了数千里路，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一直走到陕西某地，才得到了其他传教士的接济。也是在抗战期间，河南一家传教士医院的女性医护人员，冒着自己被日寇强暴的风险，保护了在医院里避难的数百名中国难民，其中大多数是老弱妇孺。

救济灾民也是传教士经常做的工作之一，无论哪里发生洪涝灾害，流行疫病或者战争，哪里就有传教士的身影。美国女传教士慕拉第（Lottie Moon），在山东传教近三十年。她为了帮助灾民，把自己所有的都奉献出来，致使她自己长期营养不良，去世时体重只有三十七磅。

移风易俗，提高妇女地位

传教士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妇女，这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冲击力。传教士是兴办女学、传播男女平等观念的发起者。他们把很多出身贫困家庭的，或失去父母的，或被遗弃的女孩子，培养成了女教师、女护士、女医生，给当时的中国社会树立了尊重妇女，提高妇女地位的实实在在的榜样。很多人都听说过传教士反对裹足陋习的事，其实传教士在反对童婚、纳妾、奴婢制度、包办婚姻、贩卖妇女等中国社会的传统弊病方面，也都不遗余力

后来，随著基督教教育体系的发展壮大，全国各地的教会中小学和大专院校，为中国培养了一代新型的女性知识份子，她们和男子一样活跃在中国的教育、科技、医疗、护理、新闻、法律、政治等各个领域。虽然不能说传教士就是移风易俗、提高妇女地位的唯一推动力，但他们在这方面所发挥的、首开风气之先河的功劳，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以抹煞的。

让国人直接认识真理

新教（更正教）传教士，秉承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传统，每到一地，必先将圣经译成当地的通行语言，好使当地人直接从圣经中认识上帝和耶稣基督。第一本完整的中文圣经，就是更正教宣教士奉献给中国人的。

第一位来华宣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于1807年来到中国后，由于满清政府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他一时无法从事公开的宣教工作。但他一点都不气馁，马上开始学习中文。很快，他便决定亲手翻译圣经。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在1819年完成了全部新旧约圣经的翻译工作，并于1823年出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长声，在他所著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指出：

“基督教的圣经全部译成汉文在中国开始传播，这是天主教在华活动了二百多年所没有做的事，而由基督教(新教)把它初步译成了。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得以完整地介绍给中国，马礼逊是第一人。”（p. 24）

此外，英国浸信会派驻印度的传教士马士曼（John Marshman），和一位担任澳葡政府翻译官的亚美尼亚人拉沙（Joannes Lasser）一道，花费了十六年的功夫，于1822年完成了《新旧约全书》的中译本。后来，又有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又称郭立士，Karl Fariedrich Gutzlaff)、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合作翻译，于1840年前后完成。

到了1853年，又出版了米怜、麦都思、施敦力（Stronach）、布朗（Brown）、马儒翰、裨治文、理雅各（James Legge）和克陛存（M. S. Culbertson）等人合作修定的所谓“代表译本”。由于参加者对神的名称有分歧，因而出版了“神”版和“上帝”版两种不同的译本。

1890年，上海在华传教士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准备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并于次年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分别负责文理(即文言文)、浅文理和官话三种译本的翻译工作。其中，“浅文理译本”于1904年出版了新约部份，“文理译本”于1906年出版，而于1919年出版的“官话（国语）和合译本”则成为最受欢迎，也流传最广的中文圣经译本。至此，“神的话语”正式成为中华文化体系中的一个无法忽略的组成部份，默默地发挥著净化心灵，匡正世道的功效。

建立中国教会

 

 

西方传教士也遵行主耶稣的嘱咐，为接受了基督信仰的中国人施洗，并建立中国教会。初期中国人对其持有强烈的排斥态度。马礼逊在开展在华宣教工作的第七年，即1814年，才有机会为第一位中国信徒施洗。从此以后，便有越来越多的人信主，教会就这样像一棵纤弱的幼苗一般，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了根，并且日渐茁壮地成长起来。

就在1817年前后，有位印刷工出身的梁发（又称梁阿发），成为中国教会史上第一位华裔牧师，也是马礼逊在文字、教育和传教工作中的得力助手。从这样一个卑微起点开始，中国教会在传教士的辛勤培植下慢慢地成长壮大，到十九世纪结束时，已经达到信徒二十多万人，到1927年达到五十多万人，而到五十年代初西方传教士被迫撤离中国大陆时，已经接近一百万。

在中国教会建立的初期，中国信徒和中国教牧人员在信仰上还不是很成熟，因而需要西方传教士的栽培、护持和指导，所以给人的印象是比较缺乏独立性。但是，随著中国信徒的信仰根基日渐牢固，教牧人员的灵命、素养，和传道、教导及牧养教会的能力的提高，中国教会便日益具有了独立独特的本土化特色。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已经有了像王明道先生所带领的教会那样，完全不依赖西方差会支持，也不需要传教士参与指导，真正坚持“自立、自养、自传”原则的中国教会。

中国教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独立，到半独立，再到完全独立的发展道路表明，教会是上帝亲手建造的。他建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要“神的子民”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作盐作光”，给迷失的世人新的盼望和新的人生方向。而西方传教士，在把上帝的话语传递给我们中国人，并在中国的大地上建立上帝的教会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是“上帝的使者”，并且非常忠实地完成了主耶稣托付给他们的“大使命”。对此，我们中国人理应对他们抱有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才对，而绝不应该用百般的羞辱和侮蔑来对待他们。他们出于对上帝和对我们中国人的爱，放弃了本国的舒适生活，远离故乡和亲朋好友，来到中国，甘愿和当时的中国人过同样的艰苦生活，甚至贡献出鲜血和生命，这是很值得我们尊敬的。

编辑于 2018-05-10

博主按： 前两篇博客侧重介绍传教士在中国工作的实效，是肉眼可见的医院、大学等等，这一篇侧重于传教士对中国现代思想形成的影响。一点感想是，神的国度的传扬就像接力比赛，福音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过去，来自欧美的传教士将福音从中东带到了我们中国，如今该是中国人的责任了，将福音的接力棒递给下一个国家，下一个地方，中国人，不要懈怠，努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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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教士来华的过程，就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过程。16世纪40年代(即明末清初)，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主的天主教开始进入中国。文化传教和知识传教“激发和推动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高潮，”形成了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以利玛窦为主的耶稣会传教士，向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传播了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大大拓宽了中国士人认识世界的眼界，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因而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运动，是“中西文化大规模碰撞与融合的一场序幕和预演，外来的文化与宗教切人了中国文化系统”。

但是在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耶稣会士向中国传入的西方文化知识多限于自然科学，如算术、天文历法、地理等，而对西方的人文科学，尤其是西方社会经济思想方面的介绍与传播甚是缺少，“于当时后世经济思想影响尚小。”造成这种传播知识面差异的原因，依笔者看来，主要是传教士为了传教的方便。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不是向中国人传播最新的知识，而在于用它来敲开中国士大夫的灵魂，以传播天主教的福音”。考虑到两种不同文化间差异性所带来的不便，在当时中国较为封闭的世界认知环境中，传教士传播一些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不相冲突、让中国士人感到好奇的自然科学，更易于得到中国人的认同和交流。传教士们以“介绍数学、地理、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知识以引起人们的好奇，然后取得机会结交朋友，转而论证天主教教义，引人入教”。

到18世纪初，由于“礼仪之争”，引起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清政府开始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和对外交往的“闭关”政策，禁止国人私通传教士、学习西方文化，第一次“西学东渐”运动结束，东西文化交流因此堵塞了一百多年。清政府实行的严厉“禁教”政策，使西方传教士大多转入地下，通过秘密传教活动继续扩大其在华的宗教影响，增强其实力，为以后传教士大规模地进人中国奠定了必要的宗教基础。至此，西方在华传教活动开始进入以英美新教传教士为主的传教时期，开始了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大规模第二次“西学东渐”运动。

一、新教传教士与晚清经济思想近代化的先声

18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制度已在英国得到确立并继续发展，同时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促使英国经济开始向近代经济转型，英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扩张。为适应海外扩张的需要，英国基督教新教也“掀起了一场全球性的宣教运动，各宗派纷纷组织传教差会，派遣传教士向海外进行传教”。19世纪初，英国新教传教会开始了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规划，新教开始了与中国的接触并逐渐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体。1807年第一个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到达广州，标志着新教传教士活动在中国的开始。第二次“西学东渐”活动由此拉开帷幕。

由于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政治、经济后果，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科技、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方面产生了一系列的新兴思潮，各种各样的学说和观点此起彼伏。在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想方面，大量的经济著作问世，出现了各种经济学流派，西方近代经济思想开始兴起和发展。1776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巨著。该著作总结了历史上的各种经济观点，创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政治经济学理论成为了一门独立的科学，标志着资产阶级近代经济思想体系开始形成。由于“新教与耶稣会士带来的天主教有着本质意义上的区别，它不仅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且本身也是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因而在第二次“西学东渐”活动中，新教传教士不仅为中国传播了先进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为中国传播了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社会思潮，从更深层次为第二次“西学东渐”运动注入了全新的思想内涵。

从1807年到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鉴于当时的中国“禁教”政策，许多新教传教士活跃在南洋和中国南方沿海一带，通过创办报刊、译著立说传播宗教，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在这一时期一些新教传教士开始向中国零碎的传播一些西方的经济学说和经济制度。1839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在新加坡出版了《制国之用大略》一书。该书论述了治国的一些根本法则，介绍了西方的民需、货币、税收、教育、财源等经济政策，是一本简明的政治经济学读物，第一次向中国传播了不同于以往的经济知识，开始了西方经济学说向中国的介入。1840年，郭实腊又出版了《贸易通志》一书。书中介绍了许多在西方普遍流行的货币、纸币、银行兑换及保险制度等政策；特别是书中还特意对蒸汽机作了介绍，向中国介绍了当时西方国家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贸易通志》是鸦片战争前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最为详尽的一本书，也是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了解世界的主要的参考资料。后来魏源编撰《海国图志》一书对许多国家贸易商业的介绍，也主要来源于此书。

明末以来直到鸦片战争前的中西文化交流运动，来华传教士向中国输入的西方文化知识虽然多限于自然科学，但亦开始了西方经济知识与政策的传播；尽管这些传播尚是肤浅的、零碎的，并没有涉及到西方近代经济思想的一些“内核”，且对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和传统的经济思想没有起到根本的触动作用。但应当肯定的是，这一阶段的来华传教士为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经济思想的大规模引入做了重要的铺垫，其作用堪称晚清经济思想近代化的先声。

二、新教传教士与晚清西方经济思想在华的早期传播

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逐渐被打开，“闭关锁国”的对外体制越来越趋向于瓦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势力由沿海的五口通商口岸进一步深入到中国的内地，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深刻的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面对这“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变”，以奕新、曾国藩和李鸿章为首的一些清政府的上层士大夫阶层，惊醒地认识到要“制夷”，就必须“师夷”。“自强”成了朝野普遍的呼声，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被越来越多有清醒意识的士大夫所接受。近代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向西方学习以达到“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

当时的中国，已不仅仅满足于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更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法律、政治、经济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在经济领域，以王韬、郑观应和薛福成等为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向西方学习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在他们看来，“中国要富强，必先发展经济以富国，建立起强国的经济基础”。这种对西方文化学习的迫切要求，就必然要求大量通晓西方经济知识的人才和大量西方经济著作的传入。然而自18世纪初期开始的“禁教”与“闭关”政策使中西方文化交流已中断一百多年，造成了国内通晓西文人才的短缺。《南京条约》，特别是《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被迫对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实行“驰禁”政策，外国传教士开始大量涌人中国沿海及内地。据有关资料统计，到1860年，基督教传教士自1844年31人增加到100余人；到19世纪末，增至1500人，其中英国新教传教士占50％，美国传教士占40％。英美新教传教士已成来华传教士的主体。新教传教士的来华，其目的虽主要是传播宗教，为西方获取在华政治经济利益服务，但客观上也充当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起到了重要的桥头堡作用，促进了第二次“西学东渐”运动高潮的到来。中国也迎来了学习西方近代经济思想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学习西方近代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想的过程，就是西方经济学传人中国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一个历史分期性。由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有初步传播和广泛传播两个时期，相应的，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化也有两个时期，即早期的近代化和后期的近代化。从1860年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前，是中国经济思想近代化的早期阶段，经济思想的中心是“振兴商务”；从1894年至1911年，为中国经济思想近代化的后期并最终形成的阶段，经济思想的中心是“振兴实业”。

在西方经济学的初步传播过程中，新教传教士发挥了主体作用，他们“用以西洋政策学术之工具，大抵可分为报纸杂志及书籍学校三项：报纸杂志所以记载时事，发挥议论，介绍常识；而书籍所以介绍专门知识，学校直接教育中国也”。⑾当时国人主要通过两个渠道获取西方近代经济知识，一是传教士的译著活动，二是学堂开设的经济学课程。其中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贯穿了西方经济思想在华早期传播的整个过程，起着重要的传播作用。

(一) 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

早期西方经济学说的传人，丁韪良、艾约瑟、傅兰雅及李提摩太等新教传教士起了重要的作用。通过他们对西方经济学的译著，西方的近代经济理论开始在中国得到引入与传播。特别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作为向“中国介绍西方经济理论的第一人”，在其中起了开拓者的作用。

1、 丁韪良与《富国策》

丁韪良(1827—1916)，为美国基督教新教长老会派传教士。1850年他来到中国，开始了其在中国长达60多年的不平凡的传教经历。他的传教经历几乎贯穿了整个晚清时代，见证了整个晚清社会的变迁。作为一名传教士，丁韪良的使命本是传播基督教，但是剧烈变动的晚清社会使他不可避免的卷入到当时社会变革之中，参与了一系列与其身份不相符的社会活动，成为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积极参与了帝国主义的侵华活动。如1858年作为美国驻华公使的翻译，他参与起草《天津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他参与对北京城的抢劫，并主张列强划分在华势力范围、“以华制华”和由美国割据海南岛等，以加强奴役中国。在中国人看来，他是一个地道的侵华分子。另一方面，他多年从事在华的翻译、教育等实际工作，长期担任中国著名教育机构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负责人，在晚清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16年12月，丁韪良在北京逝世。在一生的传教活动中，丁韪良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著作，其中“英文著作有《花甲记忆》、《北京被围日记》、《中国的觉醒》和《震旦丛书》等”。中文著作有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部法学著作《万国公法》、第一部经济学著作《富国策》。而《富国策》一书作为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经济理论著作，对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化影响深远。

1869年，在海关税务司赫德的大力推荐下，丁韪良辞去美国长老会的教职工作，出任北京同文馆的总教习一直到1894年，开始了其在华最有意义的一段时光。正如有些学者指出：“丁韪良在将西学介绍给中国最有作为的时期就是他在同文馆工作的30年(1865—1894)，尤其是在他任同文馆总教习的25年间(1869—1894)”。在同文馆工作期间，丁韪良“翻译和鉴定的书籍共11种，另著作其它中文著作16种”。同文馆开设时，也相应的开设了“富国策”即经济学的课程。由于该课程是在中国首次开设，没有现成的教材可用；为了满足课程的需要，丁韪良与同文馆卒业生汪凤藻共同合作，将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法思德所撰的《政治经济学提要》泽成中文，以《富国策》作为书名，呈请总理衙门批准后，“于光绪六年(1880)首次出版”。

《政治经济学提要》是法思德在1876年发表的经济学著作，是反映当时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一本政治经济学理论著作，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译著时，丁韪良对原著做了一些修改和个人的阐述，将原书四卷改为三卷，卷一论生财，卷二论用财，卷三论交易，“对当时英国经济学理论所包含的生产、交换、分配等观点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系统地介绍了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同时，《富国策》还向中国介绍了当时西方国家一些经济思想家的理论，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大卫·李嘉图的分配理论等。尤其可贵的是，该书还首次向中国介绍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尤其重要。

《富国策》第一次向中国系统介绍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虽然由于翻译上的问题，该书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它对于打破传统“重农轻商”、“贵义贱利”的中国封建经济思想观念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对以后的维新派影响尤其大。后来梁启超把它作为商政之书列入《西学书目》中。

2、 其它西方经济学著作的译刊

受《富国策》的影响，一批其它反映西方经济理论的经济学著作也开始在中国传播。西方的经济思想开始随着经济学著作的译刊输入中国，中国的经济思想便开始了早期的近代化。除《富国策》外，这一时期译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著作还有以下一些：

(1)《富国养民策》。这是继《富国策》之后第二本比较重要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它是由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将英国经济学家、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数量经济学派的创始者之一杰文斯187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入门》一书翻译而来的，1886年经海关总税务司署以《富国养民策》的中译名出版。书中将经济学译为“富国养民”。1888年，《富国养民策》亦被编入《西学启蒙》一书中。

(2)《佐治刍言》。1885年，江南书局编译馆出版了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的《佐治刍言》一书。该书译自英国钱伯斯教育丛书中的《Homely Words to Aid Goverance》，系统介绍了西方社会主张自由、平等、以民为本等立国之理和处世之道。其中，第十四至三十一章是经济学的内容。《佐治刍言》对戊戌变法以前中国政治思想界产生了深刻影响。1896年梁启超将其列人《西学目录表》一文中。

(3)《生利分利之别》。李提摩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浸礼宗来华传教士。在华期间，他坚持文化传教的方式，主持广学会20多年，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并且积极参与了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鼓吹变革，着力影响中国士人与官绅，对晚清一代开启民智、睁眼看世界有重要影响。1893年，李提摩太写成《生利分利之别》一文，连载于《万国公报》。生利是指创造财富，分利是指产品分配；该书是一部讨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的经济学著作，1894年由蔡尔康翻译并正式出版。

当时一些传教士还利用自己创办或参与的报刊杂志传播和翻译了一些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关的经济理论，其成果如下表所示：

从1860到1894年期间，虽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只是初步的，数量也只有以上几种；虽然在西书的传播过程中，有些传教士出于侵华的需要，对西方的一些经济理论作了一定的歪曲述作，但作为当时西学传人中国的主要渠道，译书与传教士的贡献减如丁韪良所言：“这些书籍就像是一个杠杆，有了这么一个支点，肯定能撬动某些东西。假如说科学的创造者是凿了一口自流井的话，那么翻译家不就是在安装输入灌溉的管道吗?”显然，这类译书对中国士人思想的震动是空前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有关西国各书之翻译，而是时西国传教士对于西洋政事学术之介绍，于中国士大夫之思想影响尤大。”

(二) 教会学校与经济学课程的设置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开展洋务活动的需要，开始创设了少数几所与洋务有关、而与中国传统教育有别的新式学堂，如同文馆、广方言馆等。目的是通过这种新式的学堂教学培养一批精通西方知识的人才。近代新式学堂参照西方的学制开设了一些与西方知识相关的近代课程，如法学、医学等，当然也包括经济学。同时，新式学堂还聘请了一些西方传教士如丁韪良、艾约瑟、傅兰雅等任教习，负责新式学堂的教学。1867年，同文馆聘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富国策”(即经济学)教习，该课程在学生入学的第八年开课。经济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学校的课程规划中。受此影响，其余的一些近代新式学堂也相继开设了以“富国策”命名的经济学课程，直接学习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培养专门的经济人才。但由于传统教育体制的根深蒂固、顽固势力的竭力攻击严重影响着学校教学的正常运行，近代新式学堂从一开始就面临极大的阻力。与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相比，清政府的这些新式学堂在西学的传播方面要逊色许多。

在华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一些传教士认为教会学校的教育是传播宗教的一大有益工具。通过教会学校培养一批中国本土的传教人才对基督教在华的传播是大有裨益的，能在思想上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丁韪良就认为“要发展美国基督教在华势力，必须从教育入手。”伴随传教士的东来，一些教会学校也在中国得以发展。到1860年后，由于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教会学校的数量开始大量增加并出现了一些知名的教会学校，如上海中西书院、登州文会馆等。尽管在教会学校传教士所授的课程内容大多是与宗教知识相关的，但也有一些内容是西方的先进文化。在一些教会学校，经济学等西方经济理论知识的课程也陆续开设。据《文会馆志》所载登州文会馆西学正斋课程表可知，在学生入学第六年，学校将开设“富国策”课程，传授西方的经济学知识。从培养人才而言，教会学校在培养中国第一批经济学人才、促进经济思想的早期近代化上有其不可忽视的贡献，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评价道：“(教会学校)虽尚多宗教之意味及色彩，然其输入西学之功，固已甚伟，其促成国人讲求富强之绩，实亦不可埋没也。”

三、新教传教士对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近代化的影响

综观中国经济思想近代化的第一阶段，传教士与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嬗变有着深刻的关联。反映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传教士发挥着一个独特的群体作用性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奇特现象，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代早期的“西学东渐”运动，传教士们在向中国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知识中的主体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尽管他们这种活动是在不自觉被动情况下发生的。

传教士促成中国士人经济思想观念转变，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影响最为直接的一个案例。使流传两千余年的“崇本抑末”、“贵义贱利”的传统经济思想开始逐渐瓦解。虽然这时期传教士向中国传人的西方经济学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从一开始就与洋务有关，是为了洋务运动的需要而传人的；甚至有些经济理论，还经过了传教士刻意的歪曲篡改；但这毕竟是两千多年来没有根本性质变化的中国封闭、固定的经济思想体系第一次受到外来经济思想有系统的冲击。从这个层面而言，传教士的作用是开拓性的。在对中国经济思想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传教士在树立中国青年的“富强”观方面也起到了预想不到的作用。在接受传教士经济学的课程教授中，青年学生们接触并认识到了西方各国的富强与中国的衰落。“西方的社会从15世纪以来已经从封建社会逐步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有许多东西是比中国先进，使得一部分有爱国心的青年不能不引起深思考，燃起了富国强民的思想。”从此，以求“富强”为目的的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变革，贯穿了整个晚清时代的经济发展过程。

以王韬、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渊源于西方。“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之所以能形成新经济观点的重要思想要素。”通过对国内一些传教士经济理论译著的阅读或自身对西方各国的游历，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西方的社会发展有了直观的了解并形成了自己的个人见解，希望中国也能走上与西方一样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鉴于中国的贫穷、落后，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使中国富强起来，籍以抵制外国经济入侵。”因此，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经济思想上围绕对外通商，发展民族经济来展开，具有不同程度的重商倾向。”王韬阐述了商富是国富之源的思想，认为中国自强求富，必先要富商，治国也要依靠富商。马建忠几乎吸收了西方重商主义的一切主要论点，在《富民说》一书中，他重点阐述了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出口的重商主义思想，认为对外贸易是一国的“求富之本。”薛福成则把发展商品生产看作立国之本。在他看来，对外贸易是“富国要径，”却不是国家的“求富之本。”只有大力发展工业生产，提高商品的质量，才能发展国家的对外贸易。这比起马建忠的贸易富国论进了一步。郑观应则以“商战”为其经济思想的核心，提出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的口号，以求用经济的竞争来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并认为要振兴国家的商务，就必须发展国家的工业，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对外贸易，用对外贸易的竞争方式作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的主要手段。可以说，郑观应的经济思想集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之大成。

从1860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了解还是表面的、肤浅的，他们所具有的主要是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与工商业的实际知识，有些虽已开始接触到一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但也是相当粗浅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对重本抑末、闭关自守、反对言利等封建主义经济和传统经济观念的批判，主张以商立国，振兴商务，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其经济思想体系还不太成熟，但这些经济思想的提出已说明“中国士人中的先进分子群体已经从观念上完成了从传统的‘重农抑商’向近代‘重商主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基本形成。”

 

四、结语

 

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造成了中国士人更大的惊醒，全面向西方学习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西学东渐”运动进入了更深的内涵：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器物”，更要全面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和法制等内容。这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交流渠道的日益增多，传教士逐步丧失了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主要媒介的地位；而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的活动中逐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主体作用。在经济理论领域，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提出经济改革的主张，促进了经济思想由“振兴商务”向“振兴实业”的转变。另一方面，日本逐渐成为中国学习西方经济理论的“桥梁”也是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中国经济思想体系步人了近代化的最终形成阶段。而传教士则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逐步退出，越来越扮演着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反动者。尽管如此，他们在中国经济思想的早期近代化中所起的进步作用和意义却是无法抹杀的。没有传教士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初步传播，就没有后来中国经济思想近代化的最终形成。

 

注：本文所用照片均来自《传教士与中国——令人感动的老照片》，不清楚具体出处，涉及到版权的请提出）

发布于 2018-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