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是反抗侵略者的英雄的人民。你是看不起义和团吗？没有义和团的反抗，全中国都会像印度一样成为殖民地。

19世纪末，各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边疆和邻近国家，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危机。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政治上则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在文化上他们通过教会深入中国城市和乡村进行侵略活动，使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终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自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

 

教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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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1862年），江西巡抚沈葆祯为教案事曾派员到民间密访，问起民众为什么要与教士拼命，民众回答说：他们要夺我们本地公建的育婴堂，又要我们赔他许多银子，且叫从教的人来占我们的铺面田地，又说有兵船来扶制我们。我们让他一步，他总是进一步，以后总不能安生，如何不与他拼命？可见，教方妨害其生计的侵略活动，是迫使他们起来反抗的最直接原因。由于民受害最深，抗争也就最坚决。当查访者问及“教方真的有兵船来，难道你们真的与他打仗吗？”民众回答说：目下受从教的侵凌也是死，将来他从教的党羽多了，夺了城池也是死……横竖总是死。他不过是炮火厉害，我们都拚着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只要打不完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

德国圣言会传教士安治泰说：“哪里有教民，哪里就发生词讼。”

备受教案困扰的曾国藩在奏折中写道：“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

张汝梅在处理完大刀会案件后指出，教民“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

袁世凯尽管极端仇视义和团运动，然对于民教相争一节，仍不得不坦陈“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

1861年恭亲王奕?奏：“传教士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诉讼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给，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