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农场里不是芝麻绿豆的事：（八）一段不了情
她的名字中有个蕾，就叫她蕾吧，67届初中生，上只角卢湾区不知道哪个学校的。她们那一批是68年冬天来连队，算来那年她17岁。她的绰号叫皮蛋，是她那些同学这样叫的，连队里的老职工给她另起绰号，叫她“小瘪嘴”。女孩子有点“瘪嘴”，有时其实也是长得很洋派的样子。那为什么叫她“皮蛋”呢？她皮肤白里透红，面如桃花，怎么会扯上黑不溜秋的皮蛋呢？有一次我这样问。得到的回答是：“你傻啊！不是吃的皮蛋，是扑克牌里的皮蛋。”
她歌唱得很好，音准声甜，咬字也清楚，她不唱那些宏伟激情的歌，唱“北京的金山上”，“洪湖水，浪打浪”，等等，后来我听邓丽君唱“何日君再来”，常常会想起她当年的唱。她起先只是在连队里文艺小演出时唱几个，后来被场部的文艺小分队吸收去了，常出去表演，到自己农场里的各连队演，也到其他农场，甚至到农场以外的公社去演。
说起场部文艺小分队的成立也有个故事。我们农场不知道是哪个连队里，有个会弹钢琴的男孩子，据说他的钢琴弹得不是一般的好，而是专业水平上的好，但种田和弹琴是“两股道上跑的車”，连队里也没有琴可以弹。这个钢琴孩子在連队里过得糟糕透顶，有些活他就是不肯干，说是那样会把弹琴的手弄坏了，他打小时候起大概就是被这样教育。但农场里的队长不吃这一套，臭骂暴骂不算，差不多要把他打成拒绝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了，当然这也和他出身于反动资本家有关。然而时来运转，钢琴伴唱“红灯记”隆重地诞生了，人们把崇明岛上唯一的一架钢琴弄来让他弹，乖乖弄滴冬，弹得比殷承宗还好。于是把架钢琴放在拖拉机的拖車上，再加上一帮唱歌的，唱样板戏的，跳“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洗衣歌”的，这就成了全岛最牛的一个文艺小分队。蕾能在小分队里担任独唱，真不容易，也是有她的实力，能把无数参加競争的人比下去。歌唱得好，台上风度好，出众的漂亮，从此就有了“XX农场一枝花”的称号。但好景不长，这个钢琴孩子被一个回岛度假的海军文工团的领导见到了，一定要把他挖走，但他是反动资本家出身，入不了部队，最后闹到北京中央，下了专门文件特批让他参軍走了。他这个台柱一走，小分队没了特色，也只好解散（或者演出机会不多了）。蕾虽然回到连队，重新种地，但也带了“本农场一枝花”的称号回来。至于那个钢琴孩子在改革开放后去了台湾，成了当地挺有名的一个钢琴家，这是题外话了。
蕾开始收到求爱的情书了，不是一封二封，好像挺多的，她刚刚走上社会，不知所措，就找一个她所在排的，已经结了婚的老大姐请教，那个老职工家里有缝纫机，她常去改个衣服什么的，关系特好。这些情书大概都是老三届的高中生所写，引用古诗，也常常会有外国诗，雪莱的，什么什么＂司机＂写的作品。那个老职工大姐告诉她，如果不喜欢，就根本不用理睬这些求爱的人，把信扔掉就是。但蕾好奇，很想知道这些她不懂的诗句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可难为了这位大姐，她的文化程度更低。
老职工大姐的丈夫是我们宿舍里的常客，常常来我们宿舍里听我们谈天吹牛，他说他喜欢我们宿舍的那种氛围：我是写毛笔字的，连队里的大批判专栏是我负责，“大批判专栏”是一个连队必须要有的门面装璜，老毛每有最新指示发表，也是由我在屋子的山墙上贴上红纸，用大刷子写上“欢呼”，“庆祝”之类的大幅标语，另外，连队每年“抓革命，促生产”的年终总结也是我主笔，我糊里糊涂就成了连队的“笔杆子”。我们宿舍里还有一个是围棋发烧友，收了工就找人坐在床铺上盘着腿下棋，另一个是学画的，连队屋山头上的宣传画都是他的作品，他的蚊帐上也都是他不小心塗上的颜料，还有几个是66届初中生。虽然在农场的茅草屋子里，我们这些人还是很小资，我们有一个小煤油炉，一个室友从家里拿来一个带过滤器的咖啡壶，我们还有几斤真正用咖啡豆研磨细的咖啡，记不清是来自于云南还是海南，煮咖啡时我们要把门窗关严，因为太香了，走过的人都要进屋来问个究竟，你们在搞什么鬼马？煮好的咖啡加上糖和奶粉，就倒在各人的漱口大搪瓷杯里，大家分享喝！大姐的丈夫对蕾说，那些情书里的诗句到底是什么意思，只好去问那个连队的“笔杆子”，连队里，大概他能弄明白。蕾同意了，就让那个老职工拿了信来问我。
我从那个老职工手里拿到信时，一看就笑了，因为里面有一封居然是出自我一个很熟悉老同学的手笔！我无意之中竟然看到了老朋友写的很肉麻的情书。当然，我绝对保护别人的隐私，守口如瓶，不能在这种事上开别人的玩笑，只是就事论事对几句诗作了力所能及的简单解释，就将信和我作的注释一起交那个老职工，原物送回。这样的事情大约有二，三次。
有一天，我正在宿舍里用毛笔抄写大批判专栏的稿子，那个老职工兴冲冲地来了，一进门，就叫我马上跟他走。“什么事啊？”我问他。他高兴得话也说不清楚，半天，我才弄明白，原来蕾又让他拿情书来叫我注释，老职工夫妻就对蕾说，不如你们两个谈“敲定”算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也只有他能配上你了。而蕾，居然点头同意。于是，这个老职工兴奋万分，馬上跑来找我，说是蕾还在他家里等着，要拉我立马去他家，和蕾“相亲”，敲定，拍板。
这对老职工夫妻是好心，他们也许觉得，蕾长得这么好，很多人在追蕾，但她都不喜欢，现在她钟情于你，在他们家等你去，这样的好事，你怎么可能不去呢？问题是，这对夫妻怎么就这么任性，一定认为我会去呢？
我不是柳下惠，这样漂亮活泼的女孩，人见人爱，我也不例外，但当时我对她一点儿也不了解，我想她对我也是一点也不了解的。我到农场才刚刚一年，她连一年也不到，我们俩又不在一个排，从来没有在一起干过活，说过一句话。她连我是什么样的“狗崽子”，什么糟糕出身也不先打听一下，就这样决定要跟我谈恋爱了，真是单纯，直率，可爱到了极点，想来她的家庭在文革中大概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她也没有体会到阶级出身论对无数年轻人那种剔骨剜肉的痛苦和伤害。
我现在能去“相親”吗？如果去的话，第二天就一定会成为連队的头条，那对老职工夫妻不可能把“某人有对驴耳朵”这样的秘密不讲出去。蕾的风头那么招人注目，如果有：“人见人爱”，也必然会有“人见人妒”，我这种人趟进去合适吗？那个时代的人们可不是象现在这样开放，文革时期男女确定恋爱关系是一件正儿八経的事，不是说以后觉得不合适就可以轻易一拍两散。我怎么可能对一个完全不了解，仅仅因为她漂亮就轻易去确定这种关系呢？农场里的生活无聊，最好的消遣就是谁和谁在打谷场的稻草堆里被人捉到，谁和谁在防风林带里滾在一块这样的新闻，我臉皮薄，实在没有这种定力能扛得住任何风言风语。就算今后真要谈恋爱，我也期望是一种相对自然状态下，很低调，瓜熟蒂落的产物。还有，我反省一下自己，我现在有资格谈恋爱吗？文革把家里弄得一塌糊涂，父亲戴着几顶“莫须有”罪名的大帽子还关在牛棚里，母亲天天胆颤心惊地过日子，不知道文革后期会如何发落处置他们。我自己只拿18元钱一个月，今后拿什么去养老婆孩子，讲什么爱不爱的！至少，也不应该是现在。
于是，我，拒绝了，说得很委婉。
我不知道那个老职工回家后是如何去和蕾讲的，一个“骄傲的公主”，也许是她人生很纯洁，很真诚的第一次，竟然被人毫无理由地拒绝了！
就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生活仍然在继续。我在田里干的是用牛的活，犁地，平整水田，甩着长长的鞭子，大声，粗野地吆喝着牛。在大田里干活的人们插秧，拔草，大太阳底下，在望不到地头的棉花地里锄草，松土，活儿枯燥，机械，单一，闷气，他们常常用非常羡慕的眼光来看我们用牛的人。收工时，大田里干活的人们扛着锄头，三三两两沿着拖拉机路懒散地走着。我骑着牛，勒着牛绳，“扎扎”地呼喝着，一陣小跑，越过他们，绝尘而去。
我也打篮球，高中时，我打了二年校队，一直打中锋的位置，连队里有一个篮球场，喜欢打球的人也不少，但他们都没有象我一样受到过正规的训练，他们不懂什么时候要打联防，什么时候打盯人，我告诉他们每个人在场上如何跑位，我带球切入上篮受阻时，会怎么给他们分球。我们每次和其他连队正式比赛时，看球的人还不少。蕾从来没有来球场看过球，但她的宿舍就在球场边的一幢二层小楼里，楼下是连队的小卖部，会议室，托儿所，医务室，等等，楼上有六七个房间是女生宿舍。毎次比赛，我都会看见她在楼上的走廊晒收衣服。我想她一定更加在好奇我，想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我也在想了解她。
她穿着很时尚，下田干活都穿着很新的衣服，连队里因此也有人不屑，尤其是很多女生。和她很要好的几个女生为她辩解，说她是家里的小女儿，上面只有一个哥哥，下乡前一二年，人突然窜高疯长，原来的衣服都穿不下了，家里也没有旧衣服适合她穿，只能想办法置了些新的给她下乡。但是她確实也是个追风的人，上海馬路上流行什么，她马上就学了来。有一段，上海的女孩子流行穿蓝底上印细小白花的罩衫，那种布料一下子被搶光，但她就能在第一时间穿着出现在连队里。一会儿，上海又流行冬天戴风雪帽了，那种既能包住女孩的头又能围住颈部的新颖東西，刚刚上市就被卖光，一帽难求，她又能第一个穿戴着出现在连队里。但她有时也追得太过，太任性，有些良莠不分，有一个阶段，上海的“拉三”（俗称作风不正派的女孩）时兴赤脚穿皮鞋，成一种标志，但也表示反叛，“阿姐就是拉三，怎么样！”她居然大胆到有样学样。
然而，不久之后，我干活受伤了，伤势长久不见好，越来越严重。我根本无法再下田干活，连走路也困难，无法再打篮球了。农场是个非常实际的地方，不能干活，人馬上就变得毫无价值，废物一个。
我在高中时代，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努力向德智体全面发展，我自信自己不会考不上大学，也从没有考虑过不读大学的话我还能干什么。1966年6月18日晚上，中央宣布高考暫停搞文革，想来上海象我这样的人也不少，很快就传说哪里哪里的高三应届生自杀了。67年我被分去铁路上干活，先扛大包，后来做铆工，每天钻在火车车厢底用铆枪打铆钉，震落的塵土黑灰洒得滿身滿脸都是，一天工作下来，就成一个活脱脱的“黑人牙膏”，但就这样的活儿我也没有资格做，68年夏天又把我赶下乡去崇明农场。在农场，我仍然努力工作，就象在读书时要把每一门功课都读好一样，我尽力把每样农活也做好。我太卖力了，结果受伤。
从大学关门，没有书念，到不让留城，上海工厂的活不让我做，我一步一步走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最后却发现，自己连农民也做不下去了，我精神上终于彻底绝望，崩溃。
我想过自杀，各种方法的自杀。有一天，我回上海去看病，还没有走出连队生活区，就被人叫住，说是有一个在连队蔬菜班里监督劳动的干部自杀了，他原是上海什么部门的干部，隔离审查被放到崇明农场来，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问题，也不知道他已経来了多久，他不准和其他外人接触，想来他的家人也不会知道他人究竟在哪里。他是用一把斧子砍自己的脑门当中，流了很多血，但没有死成。人们叫住我，是让我等场部卡車来，送他去南门港县医院时，路上帮了照顾一下，我也可以搭便车。我见到他时，他的头已经被纱布包了起来，胸前的衣服上全是半干的血迹，脸色苍白得就像刷了石灰水似的。文革开始后，我也曾见到过好几次自杀的人和事件，但如此近距离接触一个用这样残忍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人，还是第一次。这让我知道，原来真要死，也不容易。
我终于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渐渐地平静下来，接受了我己经伤残这样的严酷现实。
有一天，那个想撮合我和蕾的老职工又来找我，说蕾刚从上海回来，带了一本书来，是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州委书记”，她先想到了我，带口信问我想不想看。我熟悉这个作者，读过他的很多作品，我不可能拒绝书的诱惑。小说很快拿来了，崭新的上下二册，好像还没什么人翻过似的。小说很好，涉及一些很敏感的问题，比如共产党制度中的档案问题：什么人都可以写密报，黑材料，当事人却毫不知情，也无从为自己辩解，但这样的東西会在你的档案袋里随着走你一辈子。那个年代能读到这样的小说，我很感叹，读完后，用毛笔在一张纸条子上写了“谢谢”二字，夹在书里送还。
70年开春，我自告奋勇，当起排里三头牛的放牛郎。放牛很轻松，但责任也大，无论刮风下雨，每天天不亮都要出去，但放牛也有一个好处，很轻易就可以抓到魚。下雨天，水田边上要开个小缺囗放水，水就泄到大的排水渠里，水渠里面的魚（主要是鲫魚）喜欢逆着水往上窜，在小缺口处放一个竹制的魚篓，既不影响排水，魚也会自动往篓里去，篓子口是细竹絲编成的漏斗状，外面大里面小，魚进去容易，想出来基本不可能。每次下雨，我在放牛时找有魚的地方按放三，四个魚篓，半天后去收获，每个魚篓子里都会有四五条巴掌大的鲫魚，而且，雨下得越大，魚也越多。我每次抓了魚回来，鱼大家要吃，洗魚却成了个互相推诿的苦差事，于是规定，宿舍里的弟兄们轮流当值。
有一天，我又抓了十几，二十条鲫鱼，这次轮到一个老初三的小弟去河边洗，他和蕾是一个排的，这傢伙去河边才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们问他怎么会事，他说他正好在河边碰到了蕾，就和蕾做了个交易，魚全交给她，她洗好烧好后留下一半，其余的一半还给我们。晚饭时，小弟果然拿囬了烧好了的鲫鱼，还带回蕾的口信，1，上面二条最大的，煎的最好的，是给抓魚人吃的，2，如果感到这样的交易不错的话，希望以后照此办理，3，如果抓魚人还能抓住蛇的话，不要打死了扔掉，她很想吃蛇，因为对皮肤好。
崇明的芦苇荡，排水渠里有很多蛇，我放牛时见得多了，但属于水蛇，并不大，一般就是一尺多二尺的光景。有一次，我还真抓到了二条大蛇，三尺多的，我杀好，剝了皮洗干净后让宿舍里的小弟带给她，她大概真煮了吃掉，送囬我一纸条，上面也是“谢谢”二字。
我能明显感受到，她还是在乎我，但在农场里生活，两口子身体都健康，尚且活得挺累，田里干活时，队长一声收工，有孩子的女人在田埂上奔走得飞快，第一时间往家里赶，让人看了难免酸楚揪心，我不能想像，把生活的重担都压在女人一个人肩上的情景。我死了心，绝不想去连累她，我自己也不需要别人的怜悯。
71年9月，上海要抽调一批66届老高三去当中学老师，这是第一次从崇明农场的知青里抽调，事先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名单公布后，二天后就走人。就像是做夢一样，真的没有想到还能离开农场，走的那天，我们十来个被选中的幸运儿早早就起来，打点好了行李，然后在篮球场集合，等待场部的卡車送我们去南门港码头。蕾的身影好像一直在小楼的走廊里晃动，車来了后，很多人过来和我们道别，我没有见她出现。
我回城二年多后，我教的73届学生毕业，73年的年底，学校让我负责护送第一批分到崇明的学生去农场。到达他们的农场后（崇明有八个农场），一直到他们住处等等杂事都按排好，已经下午，早就赶不上当天回上海的船了，我决定回自己的农场连队里过夜。到达自己的连队时已是傍晚，朋友就按排我睡在原来的宿舍里，并关照食堂炒几个菜，准备几个人和我一起喝酒吃饭。我正和朋友在宿舍门口说话时，在大田里干活的人们收工了，人们走过我的身边，相熟些的和我打招呼，问候一下。人群里，我突然看到了蕾，她看见我时，显然也非常吃惊，却迅速低下了头，然而，在快到我跟前时，她忽然又抬起了头，高昂着，目不斜视地快步走过，我刚想和她打个招呼，但已经来不及了。我忽然感到，她大概和我当年一样，是不是在表示，她不需要别人的怜悯呢？晚饭时，我不经意地向朋友提起她，朋友说，这些年来她没有男朋友，都知道她把门关死了。我想，四年多前，在那个老职工家里等我的那一次，她大概是认真的。这次最后的见面，我记得她的脸很红，不知道是不是崇明岛上冬天凛冽的海风吹的？
四十年后，2011年春天，我去上海办事，正好遇上过去连队里的热心人组织回崇明活动，我就参加了。那天参加活动的人非常多，有300多人，组委会按排了七八辆旅游大巴。现在去崇明已经不用再坐船，大巴车队浩浩蕩蕩，一个多小时就回到了连队。我们在人民大道附近上車时，路窄人杂，也看不清谁是谁，到崇明下車后，几十年不见的场友们互相认人，寻找，激动，尖叫。当年连队里的人离开崇明后，再考上大学的没有几个，读了大学再出国读书的可能就是我一个，很多人对我的经历感兴趣，来和我打招呼，聊天，问我美国的真实情况。有几个当年的小女生，现在也都是60开外的老太太过来跟我开玩笑。一个说：“和你在一个连队里三年多，从没说上过一句话，今天看你头发斑白，慈眉善目的，才敢过来和你说说话”。我说：“难道我当年是个大色狼，你们小女孩和我说话，我就把你们撕了，吃了不成？”她们笑着说，“那倒也不是，你当年不是老高三的高大形象吗？我们小初中谁敢来跟你套近乎啊！”那倒也是，崇明农场的生态有时也和中学里差不多，高一级都是大不一样的，更不要讲相差三四级，高中和初中了。我说，“我当年腰伤了，可怜得一塌糊涂，你们要有谁来关心关心我，给我捶个背，揉下腿，我就肯定被你们中的一个领回家了呀！”其中一个快人快语的老太太说：“那人家皮蛋当年诚心诚意想要来领你，你怎么就没跟人家走呢？”我被噎住，说不上一句话来，原来她们都知道！这几只小蹄子，暗底下冷眼里原来看得清清楚楚，几十年了，还拿来说事！
蕾没有参加那天的活动，没有人知道她现在的近况，她去了哪里。
且不论别人的说事，她们是如何看待的，几年前，我自己看电视剧“血色浪漫”，当男孩要离开插队几年的山村，去和女孩告别，那女孩隔着山梁刚唱了一声“哥哥哟你走西口”时，我竟失声大哭，许久也停不下来，我知道，这一段往事，在记忆里是再也抹不去了。
我终于相信縁份，就象是坐长途的火车，车厢里的旅伴，有些人就坐在你旁边，有些人坐得远一些，而有些人仅仅是和你同一个車厢而已，有些人有机会和你聊天，而有人就根本没有机会和你交谈一句话，有些人坐了几站就下車离开了，有些人要和你多坐几站，也有人要同你，陪伴着你一起坐到终点。有什么理由吗？有的，那就是缘份，而缘份据说是前世修下的，今生无法改变，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你信吗？反正我是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