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忆事5〉
记得是1974年的秋冬，有一天我在北京王府井突然看到一个人，试着叫了一下他的名字：‘曾骥’，结果果然是他，我的中学同班同学。
还是在大约7~8年前，当时由于文革，学校都不上课了，但大家没事还是每天都到学校，坐在教室里三三两两的侃大山，也到球场打打球，运动运动。有一天曾骥一脸恋恋不舍的和大家说：‘我要走了！’大家问他，‘走哪去？’他也不说。从此以后大家就再也没见过他了！直到我在王府井认出了他。
那天，曾骥穿了一双系带的老式棉鞋，一身破旧的学生装，戴着一顶蓝色的带两个耳朵的那种老式棉帽，精瘦精瘦的。他也认出了我，并热情的邀请我去他家坐坐，并说他家很近。
曾骥的父亲是田家英，毛主席的秘书，母亲是董边，全国妇联付主席。文革前，一家人是住在中南海里的，我们这样的是没资格到人家家去做客的。我跟着曾骥走了没多远，就到了东四附近的一个大杂院。从一个破旧的院门进去，靠左一排平房，曾骥把我领进这排平房靠头的一间房子里。屋里共2个房间，一里一外。里间好像没有窗户，黑黑的。外头一间还摆了炉灶。里间一张大床，外间搭了一张简易小床。曾骥告诉我，他妈和他姐姐，妹妹睡里面，他就睡在外间的简易小床上。我们俩就坐在他的小床上开始叙旧。
原来，文革开始不久，曾骥的父亲就在毛主席的书房里，在两排高大的书架之间，用‘上吊’的方式自杀了。第二天，他们全家就再也进不去中南海了。
田家英是成都人，曾骥又是田家的独子，曾骥和我说，他妈当时就想保住田家这点骨血吧。思来想去，托人在四川洪崖的大山里找了个知青点，就把他送走了，还嘱咐他：不能告诉任何人去哪了！这就是他当年不辞而别的原因。
他妈安排了他之后，他姐姐和妹妹均做为知青，一个到了內蒙古一个到了山西，而她妈妈自己也被送到江西的干校。就这样，他们一家四口，天各一方！
曾骥在四川洪崖的知青点设在一个大山的山头上，老百姓给他们盖的房子。一共有差不多20多个知青。曾骥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每天和大家一起劳动。他告诉我，他在那里劳动特别肯出力，很快，他就掌握了那里的农活，而且和其他的知青比，他的农活样样都第一！
几年后，农村开始给城里招工的推荐知青了，一批一批的知青开始陆陆续续的离开，到最后，那个山头上只剩下他自己了！孤独开始了，每天连个说话的都没有。他自己经常对着大山狂喊，狂叫，也只有大山的回声与他做伴！
直到我和他相遇的前不久，他终于接到了他妈的一封信，信中说，她妈已经从干校回到北京，全国妇联给他妈找了个房子，从中南海拉出来了他们家的一点旧家具，这就算是在北京落了脚了。她妈已经分别给他，他姐姐，妹妹写了信，希望全家回北京团聚一下。他找当地的村民借了一点路费，这才回到北京。不曾想，这么快就遇见了我。
那天我和他聊了几个小时，说到伤心处，他忍不住嚎啕大哭！后来他说他妈快回来了，我就告辞了！
几天后，我们班有个同学会，地点定在大工家里。因为大工的家最宽敞，她父亲是外交官，中国首任驻联合国代表，她家就住在当年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家楼上。那天我把曾骥也拉来了，在大工家宽大的客厅里，我们聚了差不多20个同学。大家见到曾骥都感到万分吃惊！因为都分别了好多年了，没人知道他的音信！
那天的主题是每个人都说说这么些年的经历和如今在干什么。大家一个接一个的都说了。轮到曾骥说了，他开始结结巴巴的讲述他的故事，没有一个人插嘴，大家都安安静静的听。曾骥讲到自己一个人在山头上那一段时，怎么一个人对付山里的野兽，怎么的孤独……突然，他又一次的嚎啕大哭起来！
聚会后的几天，我和同学胡嘎犇儿相约，又去了曾骥的‘家’。一进门，曾骥就和我俩说，他又要离开北京了。我俩很吃惊，怎么这么快就走了？他说，他已经在家里待不下去了，必须得走了。
原来，有一天，他妹妹在里屋睡午觉，枕头边放了一本书。他在家没事，想找本书来看看，就到他妹妹的枕头边去取那本书。没想到，他妹妹忽然醒了，猛然看到一个人在她的床头，立刻大叫了起来，并称：曾骥要强奸她！起身到外屋抓起灶台上的菜刀要杀曾骥！邻居听到他家那么大的动静，急忙跑来劝阻，并夺下他妹妹手里的菜刀。他妈妈回来后，他妹妹立刻告状，哥哥要强奸她！不容分说，他妈妈立刻让他滚出去！僵持了几天，曾骥在家里就这样没法待了，必须尽快的离开北京，再回到他那孤零零的山里去！我们只有安慰他，以后总会有办法的！还能说些什么呢？
就这样，第二天，曾骥一个人孤零零的去了北京火车站，（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第二天就走）又走向他的大山，他那孤零零的山头！
没成想，我们的这一别，竟成了这辈子的永别！
后来听说曾骥回到洪崖的大山里以后，终于忍受不了这世界带给他的这一切，他，自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