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拉萨叛乱的直接原因众说纷纭，中共的说法是中共西藏军区邀请达赖喇嘛到军区观看文艺节目，引起噶厦政府保守官员的不满，从而发动了这次叛乱。但在这之前，被中共军队击溃的云南四川藏区和西藏各地的叛乱武装已经云集拉萨周边，并以“卫教军”的名义进行活动，这些外地武装成为拉萨叛乱的主要力量。西藏流亡的噶厦政府官员则认为中共邀请达赖喇嘛是要绑架他，这样就激起了民众反抗并发展到武装暴乱。但中共为何要绑架达赖喇嘛的动机却无法得到解释，因为中共当时已完全控制了拉萨，达赖喇嘛的动向都在他们掌握之中，绑架实属多此一举，因此这种说法或许也仅是想当然而已。
拉萨叛乱的深层原因，应该是中共的所做所为与西藏旧有制度在数年中冲突积累的结果。是西藏僧侣和寺院集团和贵族们对试图改变自己传统的外来力量，进行最后一次倾其全力的反抗。叛乱领袖们都是西藏统治集团的成员，而参与者大多是与他们有着利益关系的人们，包括一些下层民众。
由于在西藏这样一个以落后耕作方式为特点，领主和寺院庄园经济为基础的前工业化社会里，绝大多数贫穷的个体民众，在生存方式上的选择余地是非常小的。这种社会和经济力量结合所产生的压力是如此强大，加上宗教价值观对个体的影响，在集权化社会群体里，下层民众自然普遍会追随权力，但对于个体而言，这样的参与并不是出自民族之间的仇视或者任何政治动机，而是来自某种纯粹对权力和信仰服从的惯性，甚至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求生的压力。
此外，叛乱者们攻击的主要对象并不是所有的“汉人”，而是中共的军队和文职人员。但这些叛乱者骚扰和攻击藏人民众的事情也较普遍。显而易见，“反抗中国的人民武装起义”仍然使用中世纪的运作方式，缺少现代的组织和计划。而这些泥沙俱下的行为，成了后来诟病这次武装反抗的口实。
达赖喇嘛在叛乱刚刚发生时急忙出走，证明了西藏统治者所有的认知和思维，都出自一成不变的传统，一旦面对未来的不可预测，他们总是将决策的责任推卸给“神”，似乎这样就可以掩盖自己的手足无措。达赖喇嘛在很多年后说，在他出走前由乃均神汉进行了打卦占卜，而“神谕”的指示是让他赶快出逃。这一点是可信的，因为西藏宗教领袖历史上的流亡，都无一例外地是认为接受了“神”的指示。
不过，当达赖喇嘛在夜色中悄悄走出罗布林卡，他不知道有一支中共军队注视着他的离去，他们本来可以阻止他，这也使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老谋深算。只是那时达赖喇嘛没有意识到，他将也许永远不可能再回到这里。他更没有意识到：他的离去，将意味着西藏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
中共为什么要在尚未完全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急于去改变西藏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从而激化矛盾并导致暴力对抗？这引起了后来人们的疑问。美国人罗斯·特里尔（Ross·Terrill）在其所著《毛泽东传》里曾经对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军队在长征路过川康藏区时的状况作了这样颇有意味的叙述：“在四川过大草地是长征中最恐怖的日子。陷人的沼泽、饥饿、当地居民（藏族）的敌视、骄横和对毛泽东的一系列政策的不明了，使毛泽东丧失了上千名战士。藏族首领对汉人深怀敌意，她威胁说，谁要是帮助红军，就活活煮死谁。这些长征者为求得食物不得不开杀戒（不然他们只得吃松果、蘑菇和青草）。毛泽东后来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偿还当时不得不从藏民那里拿走的给养。’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这样做了。毛泽东的奇妙话语或许是尖刻的嘲讽，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些措施，或许应该与1935年藏民对毛泽东的做法有关。”
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多年前红军与藏族不愉快的遭遇，是否真的影响了毛泽东对于西藏的政策，当然，按照毛泽东的性格和其一贯的作为来说，这似乎是可能的。但起码从表面上看，当时中共或许认为西藏已是自己囊中之物，无能为力的僧侣们也已经俯首称臣，似乎没有必要再耗费人力物力实行军事管制。可以直接进入到政治统治阶段。
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标志着中共统治西藏第二个时期的开始。毛泽东那种中国农民式的狡黠在此显露无遗。因为如果达赖喇嘛不走的话，中共要接管西藏的政权，在道义上还受“十七条协议”的牵制和约束，或许还要假以时日并且大费周章。而此时中共却可以以对方“叛乱”为口实，背弃“十七条协议”中自己的承诺，然后轻易从容地填补这一空白。而六十年后中共以所谓“国家安全”的理由，撕毁背弃《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也是异曲同工，恶习使然。
中共统治西藏的最终目的，是为确立对这一地区资源的垄断和控制。只是这种迫不及待的行动，与道德叙事的所谓“解放”，甚至技术意义的“国际法原则”都无关系，中共从来都鄙视和不遵守人类社会所制定，基于普世价值的任何规则，不论它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是多边条约还是双边协议。
在达赖喇嘛出走几天之后，中共解散了噶厦政府，并以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取而代之。除了接管西藏政权的所有职能外，中共还以他们最擅长和最成功的方式，建立了社会的各种基层组织如居民委员会和农民协会等。
1959年以后，是中共对西藏统治的党化专制时期，正处于中共与西方（包括前苏联）关系不断恶化，国内形势也急转直下。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对中共的独裁专制的批判，导致了被称为“反右运动”的大规模镇压，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群体从此在中国不复存在。接下来“大跃进”的失败使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眼看建立政权之初希望能得到民众支持，以吃饭不要钱的公共大食堂为模式的“共产主义”成为泡影，为避免国内局势的崩溃，毛对国内采取血腥强力镇压与意识形态清洗结合的手段，对外则扩大与西方世界摩擦以转移民众视线。于是中国传统的闭关锁国又重新开始，西藏也不可避免地被遮蔽在铁幕后面，那里发生的事情，在很长时期不再为外界所知。（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