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月底的复活节开始，许多树叶开始泛黄，早晨和傍晚有了寒意，澳洲的足球季节开始了，然后是4月25日 – ANZAC DAY 澳纽军团节。ANZAC是澳洲和新西兰陆军军团的首字母缩写，威廉·伯德伍德爵士将军首次使用，其合法地位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的确认。这天是澳洲和新西兰最重要的国定假日之一，老战友们聚集起来参加纪念仪式和年度游行，以纪念两国军人1915年在土耳其加里波利遭受的一场伤亡惨重的战役。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国家纪念日，在澳洲国家记忆中具有准宗教地位，成为国民身份，成就和生存的象征。但这又是一个最令人困惑不解的节日，每年的澳纽军团日都有人在抱怨，为什么我们要这样隆重地纪念一场没有很好的道德理由，又是损失惨重的败仗。
拂晓时分曾经被称为士兵进攻的最有利时机，对位于前沿阵地即将投入血海的士兵来说，拂晓那宁静祥和的时刻总是显得那样珍贵。每年的澳纽军团节，大小城镇的人们在拂晓时分聚集到战争纪念碑前，许多家庭借此机会将红色罂粟花放在纪念馆荣誉榜上列出的亲戚名字旁边，悼念历次战争中的亡灵，向所有的国防军军人致敬。戴罂粟花纪念战争亡灵的传统源自加拿大的军医约翰.麦克雷（John McCrae）写于1915年的诗“在佛兰德斯的田野上”，该诗为纪念牺牲战友而写，描写了被炮火摧残弗兰德斯大地上，只有遍地的尸体和颜色鲜艳的红罂粟。
澳纽军团日有朗读“颂歌”的传统。 这首被广泛引用的诗文取之英国诗人和作家劳伦斯·比尼翁（Laurence Binyon）的诗“堕落者”（For the Fallen），该诗收录于1914年在伦敦出版的“风云者：伟大战争的诗歌”。这首颂歌1921年以来一直在澳大利亚的纪念活动中应用。
“尽管我们日渐衰老，但是他们永远不会。
他们永远年轻，岁月沧桑不能改变分毫。
在日落和拂晓时分
我们会缅怀他们的。“
在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新老军人们聚集起来，参加传统的军团节游行，他们穿上军服，带上所有的勋章绶带，列队穿过城市中心，纪念在历次战争中牺牲的战友。游行队形通常为二战老兵打头，然后是海军，陆军和空军的队伍，各式军乐队，澳洲退伍军人的后代，英联邦和同盟国部队。纪念活动没有杀气腾腾的军威显耀，没有寒气逼人的武器展示，在祥和的乐曲声中，在轻松行进的队伍中，只有对过往战争的祭奠，和对牺牲老兵的致敬。游行队伍中经常可见年事已高，但是仍然坐着轮椅，拄着拐杖参加游行的老兵，甚至有家属举着已过世的老兵照片走在游行队伍中。澳大利亚最后一位参与加里波利战役退伍军人阿历.堪宝（Alec Campbell）已经于2002年5月逝世，享年103岁。1996年，阿历·堪宝已经是唯一在世的参加过加里波利登陆的澳纽军团老兵，他对记者说：“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能活到今天，因为必须有人来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加里波利是个多么可怕的错误，...颂扬战争毫无意义，那（战争）是蠢事，...澳大利亚决不能再跟随哪个大国，我们只该保卫自己的国土，再也不要去参加别国的战争。”
除了各大城市的游行，所有的小城镇，甚至普通居民区都会在拂晓6点钟时举行每年一度的纪念仪式。我还清楚记得20多年前第一次参加住地纪念仪式的场景，4月底的悉尼早晨6点天还没有亮，1-2万人的小区，会有近千人摸黑聚集到烈士纪念碑前，这其中有孩子，有怀抱吃奶婴儿的年轻夫妇，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大家面容庄重悄然无声聚在一起，向历次战争中牺牲的英烈致敬，站在他们中间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血肉共同体的感觉，这就是澳纽军团节的魔力之所在。
澳洲虽然在1900年成立联邦政府，统一了分散的各殖民地政府，但当时的澳洲居民的内心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民族和国家意识，他们下意识地觉得自己还是一个英国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交战的一方是英、法、俄等国，另一方是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等。当1914年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澳洲政府立即表示全力支援英国。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费舍(Fisher)发誓澳大利亚要与英国战斗在一起，直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分钱。政府一声召唤，大部分澳洲青壮年自愿报名参军，奔赴国难。
大战爆发八个月后，澳纽联军乘船抵达土耳其海岸，他们计划夺取君士坦丁堡（现称伊斯坦布尔），并将土耳其赶出战争。想不到的是联军在加里波利的达达尼尔海峡半岛（Dardanelles Peninsula）和一支庞大的装备精良的土耳其部队不期而遇，而来自伦敦的英国军官并没有掌握当地的地理形势和敌情分布，导致澳纽联军陷于一个无望的危险境地。
1915年4月25日凌晨4点30分，澳纽联军在安扎克海湾（Anzac Cove）大举抢滩登陆，却发现自己面临陡峭的悬崖，上面还有土耳其人严阵以待的机关枪和大炮。在充满血腥味的一天结束时，阿里·伯努（Ari Burnu）悬崖上的战斗夺去了754名澳大利亚人，147名新西兰人的生命，并炸伤了2千多名士兵。在接下来的2天中，有超过2万名士兵在这个海滩登陆，其中许多人丧身于此。
加里波利战役英国人共投入48万9千部队，其中包括6万5千人组成的澳纽军团。经过8个多月的浴血战斗，最后英国人发现胜利无望，于1916年1月9日撤退，这场战役造成25万人的伤亡，其中包括澳纽军团伤亡2万6千多人，阵亡8千多。
在一次世界大战其间，澳洲军人还战斗在欧洲和非洲前线。在一战规模最大的索姆河战役，澳洲有3个师先后参加了Pozieres和Mouquet攻坚战，他们遭受了任何军队在任何战争中从未遇到过的最猛烈炮火轰击。一次次的冲锋反冲锋，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短短19天的战斗，3个师就损失了2万3千人，几乎等于在加里波利8个月里的伤亡总和。
当时澳大利亚全国人口不到5百万，为了战争一共动员了41万6千多人参军，全部都是志愿兵，其中有33万多人被派往海外。伤亡总数达27万5千人，其中死亡约6万2千人，伤亡人数占全国工作年龄人口的五分之一， 损失可谓非常惨重。战场现况惨不忍睹，一个士兵在家信中写道：“我们长满了虱子，浑身的衣服破烂发臭，胡子拉茬，疲惫不堪。我的外衣在腐烂，上面有别人的血，还有同伴的脑浆，...”。 另一位士兵布莱恩·刘易斯（Brian Lewis）在战场失去了一个兄弟，他回忆战争结束时：“我们对英国失去了崇敬。我们不再为帝国军队感到光荣。” 前线战士流淌的鲜血，一张张寄回国的死亡通知单，一封封充满血泪的家书，使澳洲民众催生了最初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他们不再是英国人，澳洲的利益和英国的利益并不一样。
在最初萌发澳洲民族意识的过程中，有一个传奇人物的推波助澜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他就是查尔斯·比恩（Charles Bean）。21世纪的著名记者罗斯·库尔萨特（Ross Coulthart）在查尔斯的精美传记里这样写道：“查尔斯最初是英国人最敬畏的英国人，他对帝国权势和英国种族优越性感到兴奋。” 查尔斯是一战时期的澳洲战地记者，他不但一次又一次深入战场报道战争实况，还在战后再次到访土耳其，详尽地记录了澳纽军团在加里波利战役中的战斗经历。整个战争期间他留下271份笔记本和日记（主要是战争的第一手资料）和4000张照片，战后花费20年时间撰写了六卷关于一战的澳洲官方历史。他耳闻目睹刚愎自负的英国军官瞎指挥，澳纽军团官兵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和无辜士兵的惊人伤亡，这一切动摇了查尔斯的帝国情怀，催生了他与日俱增的澳洲自我认同感。
查尔斯于1918年在“澳大利亚人在你手中”一书中写道：“战争中最重要的是发现了澳洲人的性格。正是这个人物冲向了加里波利的山丘，并一直坚持在那里。” 查尔斯认为“澳洲民族意识的诞生”于1915年4月25日。他认为那场战争不是光荣的胜利进军，而是作为一个新国家的坩埚，铁血交融之中凝聚了一个崭新民族的灵魂。正是这种认识使他一辈子奋笔疾书，奔走呼号，对澳洲民族性格的塑造，以及弘扬澳纽军团精神奠定了基础。查尔斯的一生体现了最典型的从英国身份到澳洲身份的转变过程。
澳纽军团纪念日活动是在1916年4月25日首次举行的，在澳大利亚，一些州政府组织了一些活动，人们聚集在一起纪念在加里波利失去的亲人和朋友。正是在纪念加里波利的运动中，萌发了真正的澳洲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尽管澳新军团并未取得战争胜利，但这些士兵的出色表现却令全世界瞩目，也成为这个崭新国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每年澳纽军团纪念日中被再三强调的勇气，耐力，伙伴关系和牺牲的价值观。
每年的澳纽军团节纪念活动，不但在澳洲新西兰的大小城镇举行，而且还在土耳其的安扎克海湾同步展开。在海湾的登陆旧址建有永久性的纪念碑，每年4月下旬有数千澳洲新西兰人前往那里，参加4月25日的纪念活动。
为什么土耳其会允许昔日的侵略者来自己的国土举行这样的纪念活动，这又是一个令许多人迷惑不解的现象。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允许日本人来黄浦江边举行纪念淞沪战役的活动，是不是一定会举国哗然。这就不得不说说雄才大略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凯末尔是土耳其国父，不过他本人却不是土耳其族，而是欧洲阿尔巴尼亚的移民后裔。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凯末尔被任命为新编第19师师长。1915年晋升为上校，被任命为达达尼尔海峡战区司令官，全权指挥部队作战。对凯末尔来说，加里波利之战，几乎是必败之战。因为日薄西山的奥斯曼帝国面对的对手，是如日中天的日不落帝国英国。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土耳其将领，竟击退了英国、澳洲、新西兰、法国、印度和纽芬兰联军的登陆进攻，把日不落帝国重重地拍到海岸线下面。 1916年8月，凯末尔获得“伊斯坦布尔的救星”的称号，名扬全国，威震欧洲。其后被任命为第二军团司令，晋升为将军。
一战之后凯末尔又率军击退来犯的希腊人，从此掌握了左右土耳其政局的绝对权利。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正式成立，凯末尔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土耳其从此进入凯末尔时代。 凯末尔大权在握，立刻开始推行他筹谋已久的全盘西化政策，为此他迅速向昔日战场上的敌人伸出橄榄枝。 当年他有关加里波利的著名讲话被篆刻在安扎克海湾旁的纪念碑上： “那些在加里波利流血丧生的英雄们，你们现在躺在一个友好国家的土地上。请安息吧，约翰夫妇和穆罕默德夫妇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并排躺在这里。那些从遥远的国家失去儿子的母亲们，请擦干您们的眼泪。您的儿子们现在安息在我们的怀抱中，宁静安详。在这片土地上丧生之后，他们也成为了我们的儿子。”
对凯末尔来说，加里波利永远是见证他辉煌战绩的荣耀之地。对于土耳其来说，它是压垮腐烂的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将其分裂成不同的国家，并导致建立世俗的土耳其现代国家。在今天的加里波利战场遗址，土耳其建有自己的纪念碑和公墓，他们纪念这场战役的主题思想，并不是简单地炫耀自己的胜利和武功，而着重于在战争这个人类共同的悲剧中，普通士兵所体现的人性光芒。土耳其公墓中有一座雕塑，取材于加里波利战役中的真实事件：一名土耳其士兵在两军交火的无人地带，救助一位受伤的澳洲上尉。凯末尔的眼界和胸怀的确不同凡响，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能够成为穆斯林世界中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不过现在的土耳其当局开始从伊斯兰教中寻求前进的动力，前景不免令人担忧。
美国人至今尊崇他们的开国元勋 - 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而英国人则不遗余力为自己的军事英雄 - 纳尔逊勋爵和惠灵顿公爵树碑立传。在没有英雄崇拜情结的澳洲，平等的伙伴关系是民族特征的关键。澳洲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普通士兵，统称之为“ANZAC”, 将他们的牺牲与民族的诞生联系起来，作为自己国家和民族起源的叙事基础。 星转斗移，时过境迁。加里波利战役已经过去100多年，世界和澳洲均已面目全非，澳纽军团节所纪念的对象，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一战时期牺牲的将士，而是这100多年来所有牺牲的国防军人们。前辈们纪念按扎克日（ANZAC DAY）的初衷，和澳纽军团的精神，依然凝聚和鼓舞着澳洲全国一代又一代的人，就如查尔斯在百年前所说：“ 澳纽军团坚持和发扬不屈不挠的勇气，这代表着事业，机智，忠诚，同志心和持久力，这些都是永不失败的。”这应该就是我们今天纪念澳纽军团日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查尔斯于1915年拍摄的加里波利战役
悉尼澳纽军团节游行
游行队伍中的老退伍军人
笔者所住小区的军团节纪念仪式
自动自觉参加小区纪念仪式的普通居民。
位于土耳其安扎克海湾的纪念碑
位于土耳其加里波利的澳纽军人墓地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