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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主编与真主编
前面叙述因为记忆错误有点乱，我是2007年快年底搬去跟小葛一块住的。2008年1月到《家长周刊》上班的。
三月份，主编被开除，四月份，新的“主编”上任了，但他实际从来不管采编业务，只管市场推广。
记得那天好像是三月底，通知我们报社全体人员全到北京现代教育报社去开会，早上赶八点半，反正我迟到了，公司老总说，你就坐那个位置——主持人的位置——我以后主持开会也把这个位置留下来给迟到的人坐，哈哈。
现代教育报一个姓李的副社长主持会议，给大家介绍新任主编、姓李，名字狠伟岸，跟之前的中堂一字不差。他曾经在英国留学，还在路透社（不是路边社）实习过，北大传媒博士在读，学历资历很显赫，北京人、父亲是中学校长。小伙子英气焕发、阳光帅气高大上，谦谦君子、说话像个女孩子，很斯文狠羞射滴样纸——我也很喜欢他的形象、彬彬有礼的。
之后，他的几个弟兄入住《家长周刊》，后来，他私下给我打电话，坦承地告诉我，他对文字工作不太擅长，所以他就不管具体采编业务工作，拜托我帮他把关——我也乐得如此——大家各得其所。
在我领军《家长周刊》期间，报纸质量在逐步上升——这是《北京现代教育报》领导们首肯的，报摊上零售数量也在慢慢增加——我还先后接到三次外地打来的电话，要订我们报纸。
小“主编”上任后，只管他原来团队的市场推广（推广报纸），从不过问采编业务，无论选题确定、采编管理、后期制作甚至包括签板他都从不涉及，而且，一个多月后才得知，他平时根本不看我们报纸（我当时心里很不爽）——闻所未闻吧？主编不看自己编辑出版的报纸。所以，编辑部签板是我负责（代签）的，最后，由北京现代教育报指定的一位副社长签板后送厂印刷。
其实这份报纸多少有些土气，关键舍不得花大钱聘请美编，所以，报纸拿在手上不大气。
不过，小“主编”做了件事倒是挺不错——之前我已经跟公司说一定要重新招聘编辑，并且工资不能低于三千元，所以，公司有限采纳我的意见，通过小“主编”分公司招聘了一批编辑记者（月薪三千），而且经过严格筛选（三轮面试），这批人很好，小“主编”他们对新人特别打招呼：一定要尊重陶老师、一定不能顶撞陶老师、一定要服从陶老师！所以，这批人很乖，对我非常尊重，我也尽心帮助他们提升职业素质，我们相处始终融洽，而且成为好朋友——我从来不以领导面目出现与自居。
这时编辑部就出现了一些微妙的情况，就最早那批几个编辑呢，本身与我新招聘的两个记者分成两帮、彼此不服气；而最新招聘的几个编辑呢，基本上都正规大学毕业（虽然没什么名校），他们各方的能力，比原来所有的都强，这就出现了什么情况呢？我之前新招的两个记者编辑，就跟老编辑们抱团了，可谓“汪伪合流”——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最后来的记者编辑就是为淘汰他们而出现的，尤其我招的两个编辑记者，心理落差更大（老的早就被边缘化了、他们最怀念燕郊科技学院毕业的小主任），因为我在重新安排版面分工时按照能者上前的原则布置任务，她们俩感到被我冷落与轻视——这符合事实，新编辑能力比老的强，我当然要委以重任啊！
汶川地震没钱回家照顾妈
突如其来的汶川512地震差点把我妈陷入绝境。
4月清明节的时候，我妈去给我外婆上坟，结果呢，不小心被亲戚家的一只狗从后面撞倒了，然后造成股骨头骨折。4月份我妈还在医院里住了大概半个月，出院以后到家里虽说能够走动，其实还需要经常卧床，行走是不方便的，必须借助拐杖，而上下楼的话是绝对无法独自行走的。
汶川地震就把我妈给害惨了，因为汶川地震嘛跟以前地震不一样，有很多余震，第1次地震的时候我爸妈都在，我们家楼房其实还比较结实的，结果都裂了一条缝，然后呢，我爸把我妈扶下去的。但是后来有一次余震发生的时候，我爸不在家，结果我妈勉强到门口，使劲呼唤我爸，很凄惨。邻居才把我妈扶下楼。
当时，我本来应该回家，但表面上是我一个人带着大家干脱不开身，可实际上是我当时没有钱，无法回家。因为我虽然1月份到这边上班了，但第1个月上班不足月，只有不到两千元，春节回击来回机票等还花费一些钱（回家前找小葛借了两千）。第2个月开始有工资4000多，但是我房租每个月约一千，而且是季付。开始是小葛垫着一个季付，那么发工资后首先要还钱给小葛，最多的时候欠了他六七千元（其中房租约三千），所以我每个月发工资就得把钱还人家，只留自己生活费。而如果我回家的话来一回机票就两千多，其他还要花点钱。万一回来工作给弄没了那又怎么办？所以如果我要回家又要跟小葛借钱，所以我就有点不好意思老借钱。而我妈也坚持不要我回去，怕影响我工作，说你回来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就顺水推船没有回去。但这件事给我后来跳槽埋下“伏笔”，成为一个很好的借口。
大概两三个月以后吧，一次和我妈通电话，我妈才给我说起当时那些艰难情形，细节我现在记不太清了。但说实话，当时我一边听我妈的电话，一边眼泪水一个劲往下流，当时的自责愧疚啊……
新老编辑之间的矛盾
小“主编”平时不在边办公，他们子公司在国际大厦，他曾来召集大家开会，但很谦虚，让大家坐着，椅子不够他自己站着。他说，你们得坐着，我站着。我站着坐着都是CEO——我对此印象很深，对我也产生影响
小“主编”派了一个行政总奸统管《家长周刊》，这个所谓总奸也没上过大学，就成教学历，编辑业务他到不干预，但经常有事没事找编辑记者谈话（只找他们招聘的），问工作进展等等，尤其经常找长得漂亮的辣个姑凉谈话（姑娘说也没谈什么，就是随便聊）。关键他找人谈话也不通过我，之后也不跟我沟通，感觉就在于掌控编辑部，我也不管他，“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反正我做人与世无争。开始，我们中午还一起在食堂吃饭，但多几次后觉得跟他没有很多共同语言，就不和他一起了。编辑记者们和他谈话后，反而对他产生不好印像，最后，就我和编辑记者（他们招聘的）一起在食堂吃饭。我跟编辑记者在一起吃饭，没有什么领导与下级之分，因为我说过这样一句话：“饭桌上没有领导！”所以我们在一起吃饭都是各买各的，也没有人来照顾我、帮我买饭、买的东西请我吃。大家坐在一起各吃各的饭、或者你尝尝我的、我尝尝你的，君子之交淡如水。
这批新招聘编辑记者嘛，真的是想做事，也热爱文字工作，所以这样我们就很和谐了。结果他们既不喜欢《家长周刊》这帮老编辑，因为他们嫉贤妒能、与他们产生隔阂，也不喜欢小“主编”派出的总奸之类，因为他们文化素质不够高，没有共同语言。
我之前招的那两个姑凉嘛，以前因为是我工作的宠爱、业务骨干，所以她们也有点放任自流，比如上班迟到啊，迟到了还在工位上吃早餐等，我当然要批评制止她们啊，这样她们心里就对我产生抱怨。而在新人进来后，能力比他们强，我显然更要重用啊，所以，她们心里产生落差。记不得具体事情了，有一次我找其中一个姑娘谈话，批评她的错误，结果她不仅不接受，反而顶撞我。我当时就说：“你不服从你就别干了！”没想到她居然摔门而出对我嚷道：“你开得了我吗？”
我真的要她走人，但小“主编”他们却不站在我一边，我一气之下撂挑子不干了。我说她不走人我走人！但后来小“主编”打电话劝我，承诺让她跟我道歉，我当时钱袋不充实，只好委曲求全。
人与人是有默契的，当初她敢设置电脑密码不交出来，导致兼职副主编被气跑，她也知道不会被我惩罚，甚至估计我也希望她这样做（事实也是，尽管事先我们没有预谋）。所以，她们现在觉得我“喜新厌旧”、薄待她们，心里自然恨我。
到了五月，公司让我派出两名得力编辑去公司参加一项工作，于是，我趁机“借刀杀人”，把体育教师出身、电大新闻专业编辑与人大中文系硕士毕业的编辑派到公司，这两人工作都不给力，虽然原因在于待遇太低。前者被我“委以重任”感到很高兴，后者看出我的意图只能无奈接受，其他编辑看破不说破，哈哈。
逼格很高的洋泾浜公司
2008年5月下旬，《家长周刊》搬到朝阳区建国门外的国际大厦办公，正好小葛租的房子到期，我也搬家到传媒大学附近定福庄居住。小葛先帮我把东西搬下楼，叫我不要管他，我叫了辆中巴就一个司机跟我搬家，最后一个月结算水电小葛爽快地没要我出。
这次公司乘机把原来的一些编辑辞退了，同时，发行部广告部多数员工也被辞退，包括想和我打架的发行部主任，因为小“主编”团队专门做地推，他们后来把《家长周刊》推广到了五十多个北京社区里（在我离开之前），一开始是免费赠阅，希望后来获得订户。
至于采编团队，第三拨本身就是小“主编”他们招聘的。《家长周刊》老员工只有五个人留下并搬到国际大厦办公，我招聘的两个记者也过来了，但小“主编”任命她们为助理记者，显然比第三批编辑分量轻，实际上被边缘化，所以她俩后来就辞职了。
但是，被辞退的员工不服气，他们集体维权，要求补发加班费等，还组建QQ群加强联系，不过，我听说群里面还攻击诋毁谩骂我——挑头的是那个美编女孩，跟随的是那几个编辑。
那个美编女孩月薪四千，但是她觉得工作负荷过重（确实如此），所以在排版的时候“偷工减料”，怎么省事怎么排版。我当然不能迁就她呀，而且一开始她还糊弄我。我就是在那段时间专门研究板式设计——我曾经在西单图书大厦内地上坐着看了两三个小时版式设计书——因为这本书很贵，要一两百块钱，当时买不起。我也在网上研究这些东西，所以让她没法蒙混过关。那个姑娘也是什么成教大专文凭，上了涉及培训班之类。
小“主编”团队除采编人员外（都是业务员）模仿外企运作，但没有一个外国人，可每个人都有一个英语名字，上班男女都是白衬衣和裤子、西服领带。但对编辑部没这样要求，不过每个编辑照样搞个英语名字——他们也叫我搞一个，我没听他们的。
小“主编”叫捞沦饲（Lawrence），行政总奸叫涕剋（TeKe），还有一个项目助理总奸叫奸怂 （Jason）……
每天上下班和工作中，同事间彼此称呼英文名字响彻寰宇，听起来什么“波斯小鸡”、“安乐斯”、“麻辣鸡丝”、“马拉戈壁”满天飞，非常高大上、灰常有逼格、尼玛是在太有文化——但我却觉得怎么特么跟一群假洋鬼子混在一起啊！哎，鹅也是醉了……
小“主编”本来是公司下属子公司（有独立法人资格）CEO，据他给大家公布，之前他们是做影视项目，总公司给他们投了80万，但是他们没做成功，没有挣到一分钱，所以，他们希望运作《家长周报》能够获得成功。据后来其他途径获此，小“主编”他们获悉公司创办这份报纸并发生人事变动（主编被开），然后就搞了一份《家长周刊》市场前景的调研报告交给公司，想接手过来运作。公司老总上学不多、十几岁去日本打工，发现英语培训市场，回国后创办英语培训学校，规模做大。因此，老总的学历崇拜刚刚滴，就把希望寄托在李博士小“主编”身上。
《家长周刊》原前台接待也随着我们搬到国际大厦，当了一个编辑。原来那个被开掉的大妈主编说她是老板的眼线，专门监控大家，她当前台有点不安心，为了安抚她老板就给她一个办公室主任头衔，结果她就很当真了——不过她确实对老板忠心耿耿、非常崇敬，因为这个小姑娘啊，来自农村，20岁出头也是中学毕业以后没考上大学，就拿了个什么成教之类专科文凭。所以她就很仰慕老板——惺惺惜惺惺，老板也没上过什么学，十几岁到日本去打工，挣大钱，回来办了这么大的培训学校，为此，她也憧憬着有一天学历学识不高的自己像老板辣样，成就一番灰黄。她就一心一意为老板做好工作，老板也很重用她。
这种奴才型员工，对上仰人鼻息、对同事居高临下，实际上很招大家讨厌。别看她年纪轻轻，对我们说话有时候不太客气，张口校长（老板）、闭口校长，俨然代言人。而且她是主任，我是副主任，她觉得比我更高，而且心里面还未必看得上我，因为我这么大年纪了才副主任，她那么年轻都是主任了。像行政上的事情，比如编辑部员工上班吃东西，被打小报告打到她那去，她就直接来干预，我就很不爽。然后她就理直气壮地认为这是她的职责……
胎死腹中的“中国新闻改革”
这时,小“主编”开始插手编辑部工作，开始是让行政总奸安排编辑很短时间完成稿件——他事先也告诉我了，我知道行不通但没反对，因为说了也没用——结果他宣布后编辑们纷纷表示时间仓促，完成有困难。傻子总奸一意孤行，强迫他们照办，后来他们私下找我叫苦，我就说你们尽量去做吧，实际上暗示他们不管不顾，有了我暗中撑腰支持，结果大家都没按时“交稿”，傻子总监无可奈何，从此不再对编辑们发号施令。
可一波未平、一波再起，小“主编”锐意革新、富有创意、别出心裁，要按照路透社做法进行新闻采编制度改革，让编辑记者每期（每周），一个版面准备四份稿件，然后选择一个稿件使用（其余废掉）。
这个改革可谓开天辟地、空前绝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很大胆，很新锐，很独特！因为国内所有媒体都没有这样做过，如果真的成功完全可以开创中国当代新闻事业之革命，《家长周刊》将成为引领中国当代新闻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
然鹅，理想狠哄满，现湿狠骨感。你想，编辑记者每期（每周），一个版面准备四份稿件，每个稿件两千字，要言之有物的话真难以做到。而且，如果是采写稿件，每周四个稿件除非是孙悟空不吃不喝采写都忙不过来。
路透社是全球大社，其稿源颇丰，选择余地很大，但恐怕也不是一人每周四篇稿件吧？因此，不知道小“主编”的奇思妙想源自何处？这反倒令我想起黔驴技穷几个字，纯粹瞎折腾！结果不言而喻，根本没法实行，最后无果而终。
后来，小“主编”他们与现代教育报李副社长召开重要工作会议，讨论报纸推广方案，但却居然没有让我参加，把劳资边缘化。只是在讨论编辑工作内容时，现代教育报副社长说也请我一起参加研究，他们才通知我参会。这时，我无意间听到李社长对小“主编”说，我们的报纸你还是要看一下，你是主编，如果你都不看自己的报纸……
我们搬到国际大厦后，劳动关系也转到子公司，但原公司“偷工减料”，没有办理相关手续，两个公司均为独立法人。但原公司没有为我们办理离职手续，子公司也没有跟我们签订劳动合同，可我意外获知工资居然减少了——此前，我是总公司中层干部，每月有几百元通讯午餐与交通补贴，但到子公司后，属于子公司中层干部，子公司中层干部没有补贴。于是，我就找小“主编”谈这事，指出此事应该事先或及时给我说明，他很客气，觉得我提的意见很对，并为此表示歉意，但表示子公司虽然没有补贴，但社保个人缴费部分由子公司承担作为福利，此外，每月可能还有一两千元奖金——“当然也可能没有。”他最后又补充说明，不过，他跟我的感觉是有，所以，我就淡定了。
但后来，我无意间从财务那里获知，一直都没有奖金——因为他们此前影视项目投入八十万却一分钱没挣到，现在接手《家长周报》也还是总公司在投入，所以应该没有奖金。此时此刻，哥不淡定了，五月下旬，我就准备跳槽。莉莉把我推荐给朋友——《装备制造》杂志执行主编，我找时间去面试后，按要求撰写了一篇稿件于五月23日发过去，获得通过。
本来，我在六月份就打算辞职，因为《装备制造》杂志通知我上班了。但我突然得知，子公司正准备给我们几个刚过来的上社保，我就改变主意不辞职，请假离开。
那个老板拥趸的主任姑辑悄悄告诉我，《家长周刊》过来的员工，只上几个人的社保，当然包括她和我，她当时跟我说这话的时候带着一种自豪感。
“你们的陶老师回不来了！”
我之所以是离开，根本在于劳资没得得到尊重，不管是待遇上还是其他方面。而我独自带领采编团队出刊报纸一两个月了，已经掌握了报纸运作流程，没必要在这耗下去。同时，我决定修理一下他们。那天周五，我提出请假理由是，汶川地震以后，家住楼房出现破损，要卖掉重买，所以需要回去处理。但小“主编”不同意我走，总公司老板也不同意，他们专门跟我说周末和他们在办公室碰聚商谈，我估计他们预测到我要走人，想挽留——因为他们需要我这么一个专业人士。我就坚决不同意，说我一个星期就回来了，而且对工作什做了相应安排（确实如此），小“主编”只好同意。
我在下一个周一的早上刚上班时，把医保本送到公司给他们帮我上社保，然后就假说去坐飞机转身离开——到木樨地中国工业协会《装备制造》杂志去上班去了。
我预谋地是让他们一个月没有主编，群龙无首，这样报纸质量马上就下来了，再回去就有点困难。一个星期以后，我就发邮件回去说，我家里还有事情没处理完，需要再请一个星期假——小“主编”很近人情就同意了。两周后，我就不理他们了，结果第三个星期后，他们打电话给我，问我什么时候回去上班？这个时候我才跟他们说我辞职——他们一下就明白之前上当了，哈哈。
“陶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离开后，编辑们不断在问我（我先没告诉他们我离职）。记得有一个南京军国关学新闻刚毕业的姑娘，是我指导她第一次采访，我走后老编辑们欺负她新人，把难度大的工作推给她干……昨天通电话获知，她依然在出版社工作，小孩都上小学了。
小“主编”在会上告诉编辑们：“你们的陶老师回不来了！”，意思暗示他们不要我了，哈哈。不过，令我感到很负疚的就是我“背叛”了我的团队，这是我15年媒体生涯中最和谐的团队，而我的离开对他们说确实是背信弃义，等于我抛弃了他们。但是我当时没有办法把他们全部带走，以后几年，我到了新的媒体需要用人时，曾经多次给他们打个=过电话邀请加盟，可惜他们当时工作稳定，不需要变动，我们就再无合作机会。
我离开期间，《家长周刊》已经搬到世贸天阶办公，租了一个更大办公区，月租三万，很气派。一个多月后，我去领六月份的工资、拿我的医保本。但经过底商时，意外看到总公司老板与小“主编”在与通道一墙（玻璃）之隔的咖啡馆谈话，老板面带责怪表情地向小“主编”说着什么……
我上楼到他们办公室后，他们撒气故意让我在门口来宾座位等了将近半小时。此外，他们非要扣我医保费——因为医保缴费是当月预交下月的，所以他们说我七月已经离职，医保缴费该我自己出钱，就扣我了的钱。我说你六月也没给我承担医保费啊？所以，你应该承担为七月医保费啊！但他们坚持扣我钱，所以，我就跟他们撕破脸——我本身就想找借口多修理一下他们呢。
于是，我申请仲裁，以入职超过30天公司没签订劳动合同为由要求依法赔偿一个月工资。他们给我打电话要求我撤销仲裁，说他们也可以起诉我，我不辞而别给公司造成了损失（据悉我离开一个月，报纸零售量下降一半）。我很强硬地说：“你们可以起诉我啊，我们法庭上见！”我知道他们拿不出证据来起诉我，但我起诉他门是有依据的。后来他们第2次打电话给我就软了、比较客气，说小“主编”意思说我过去工作挺不错的，这个事就算了，补偿我一个月工资（给了五千元），请我撤销仲裁。我确认他们给我补偿后，就撤销了仲裁。
隔几天后，总公司老板秘书又打电话给我，说冯校长听说陶老师的事情都没办好很震惊、很痛心，把他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然后向我表示歉意、希望我原谅！……她这么一说呢，我就得饶人处且饶人吧，放弃了对总公司申请仲裁——总公司和我们终止劳动合同，也没有提前30天通知，所以依法也应该赔偿一个月工资的——这事就这么结了。
不过，那个之前被老板开除的大妈主编闻讯后打电话对我感叹一番，她自己太老实，人家无预告的让她走人却没补偿她，欺负她老实人。问题是她不称职被开的凭啥补偿她？没索要损失就不错了，呵呵。哥一个人干三个人工作，她和小主任离开后就我一个人带编辑部，报纸顺利出刊，那公司实际欠我多着呢！
再后来很奇怪，他们没有招聘新主编，居然是找那个老板拥趸姑娘当主任，她的水平有限，我那些编辑慢慢就离职了。几个月以后，很奇葩的是，小“主编”和他的团队被集体辞退了！
再以后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家长周刊》又被北京现代教育报收回去自己办了，北青报兼职副主编到北京现代教育报当了副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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