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敷媚2021-04-08
1951年春的一个雨夜，北京前门胡同。
一名身着军装的解放军干部，撑着雨伞走在街上，行色匆匆。
突然，一个人钻到他的伞下，险些撞到他的身子。
“同志，借你的伞避避雨吧！”来人笑嘻嘻地说。
他有些不快，可一看对方也穿着军装，也是解放军，就答应了。
两人就这样一起往前走，他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转眼一看，两人的眼神碰到了一起。
两人几乎同时呈现出惊讶的表情，但一瞬间又消失无踪。
就这样，两人谁都没出声，谁都没再看对方一眼，一直默默地走，直到分开，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不久后，有关部门收到举报，投降日寇、谋害杨靖宇的叛徒程斌就隐藏在北京某处。
1951年 4 月 28 日，北京市公安局经过缜密侦查，迅猛出击，在北京东单牌楼胡同十一号逮捕了程斌。经举报人辨认，这个程斌就是那个撑雨伞的解放军干部。
更令人称奇的是，举报程斌的人就是借伞避雨的那个解放军干部。
1940年，杨靖宇因叛徒出卖，被日寇杀害。为什么在11年后的1951年，一个解放军干部成了谋害杨靖宇的叛徒程斌？程斌是如何叛变，又是如何谋害杨靖宇的？在此之后，程斌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变成了解放军的干部？举报程斌的解放军干部又是什么身份？他为什么认识谋害杨靖宇的叛徒程斌？这一切都要从东北抗联的故事开始讲起。
杨靖宇将军
1945年9月23日，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驻地。
时任东北局副书记彭真、陈云，正在听取周保中等人关于东北抗联抗联的情况汇报。
从9月20日夜到23日凌晨，周保中汇报了足足两天两夜，彭真也认真地听了两天两夜。
听完报告，彭真心潮起伏，感慨万分地说：
“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二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就是东北抗联的十四年苦斗。”
这便是我们熟知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历史上最艰苦的三件事”的来源。
这三件事，究竟哪个更艰苦？
我认为难分高下，也没必要分出高下。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长征用了2年，南方游击战争坚持了3年，而东北抗联苦斗日寇，坚持了整整14年。
在广袤的白山黑水间，东北抗联几乎没有装备、补给，大多靠自给自足，不比长征、游击战争中的红军好，甚至更差；东北抗联的敌人是日本关东军，不比长征、游击战争的对手国民党军队差，甚至更强。
然而，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这样强大的对手面前，东北抗联坚持斗争了整整14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直坚持到1945年抗战全面胜利，这些热血男儿从未停止过对日寇的艰苦斗争，涌现出一大批革命烈士，赵一曼，赵尚志，杨靖宇……令人肃然起敬。
东北抗联牺牲的高级将领中，杨靖宇的英雄事迹最为感人。
有英雄就有小人，有忠诚就有背叛，那些忠诚的革命战士、勇敢的抗日英雄，很多人因为被叛徒出卖、谋害而牺牲，杨靖宇就是如此。
出卖并谋害杨靖宇的叛徒不止一个，至少有三四个，但其中“出力”最多，最令人痛恨的叛徒，无疑是程斌。
程斌，吉林伊通人，汉族，1912年出生，比杨靖宇小7岁，他17岁从长春市自强中学毕业，在长春市一个叫大恒钟表店的地方打工。
程斌有文化，也有想法，青年时期的他加入“学生反日救国会”，秘密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后来又加入共青团。
1932年11月，杨靖宇奉命整顿各路抗日义勇军，程斌所在的磐石工农义勇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程斌担任一个小队长。
此后，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程斌先后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保安连政委、柳河县游击队政治部主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1935年，年仅23岁的程斌被任命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成为抗联中的骨干将领。
程斌能迅速升迁，一方面是因为他个人作战勇敢，率军打了一些胜仗，有一定经验和指挥能力；另一方面，跟杨靖宇的信任也是分不开的，杨靖宇把他当左膀右臂看待。从程斌的成长轨迹来看，基本上是杨靖宇前进一步，他就跟着前进一步。
抗联的环境很艰苦，但再苦再累，杨靖宇也没有妥协过，屈服过，他利用山高林密的优势，带领抗联打游击，给日伪军造成很大麻烦，日军把杨靖宇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但多次派兵围剿都无功而返。
为了消灭抗联，日本侵略者开始改变围剿策略。自 1935 年开始， 日本在东北全境实行“集家并屯”，强迫在抗联游击区域里分散居住的村民搬到大屯集中居住。
日本人这么做是为了割断抗联与群众的联系，经济上封锁抗联，从政治上孤立抗联，进而消灭抗联。 可以说，日本鬼子这一招又狠又准，确实挤压了抗联的生存空间，动摇了抗联的生存基础，让抗联的日子越过越难。
从1938 年 2 月开始， 日寇又改全面围剿为重点进攻，集中优势兵力重点攻击抗联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之一——第一军第一师，也就是杨靖宇麾下爱将程斌的部队。
在日伪军的大规模进攻下，第一师陷入极端困难，根据地不断遭日军洗劫，设在山林里的密营被陆续破坏，部队给养困难， 战斗力下降，活动区域逐渐缩小。
日本人为了对付抗联，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除了经济封锁，军事进攻，还采取政治手段，以威逼利诱等方式招降纳叛，策反抗联将士，进而瓦解抗联。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熟谙中华文化的日本人深知这个道理。
日本人的策反方法很简单，一是封官许愿，许以高官厚禄，二是强迫威逼，强迫抗联家属去山里找回亲人， 或者捎带口信召回亲人，而这两招屡试不爽。
抗联队伍的阶级成分很复杂，不少战士是从土匪改编而来，他们中的有些人缺乏坚定的信仰，当遇到威逼利诱时，很快便动摇了，仅仅三个月内，程斌带领的第一师就有四五百人向日军投降， 一师的战斗力被大大削弱。
更令人担忧的是，抗联一些高级干部也抵挡不住日军的威逼利诱，投降叛变。
1937 年 12 月 21 日，一军军需部长兼一师政治部主任胡国臣被捕叛变。
1938年2月 13 日， 一军政治部主任兼参谋长安光勋被俘叛变。
这些高级干部的投降叛变，起到了很恶劣的示范效应，带起了一股抗联将领叛变投降的风潮，动摇了其他指战员的战斗意志，这其中就有程斌。
日寇对一师是又打又拉，一方面指使叛变的胡国臣、安光勋给程斌写劝降书，许以高官厚禄；另一方面，以重兵疯狂围剿一师，以迫使程斌乖乖就范。在日寇疯狂围剿下，一师与军部的联系被切断，主力孤军奋战，加上补给困难，士气十分低落。
人们经常说，日本鬼子可恨，但更可恨的是汉奸。这一点在胡国臣、安光勋身上体现地淋漓尽致。为了迫使程斌投降，两人叛徒向日本献计：程斌是出了名的孝子，对母亲十分孝顺，可以逮捕程斌的母亲和哥哥，迫使程斌投降。
为谄媚日寇想出如此毒计，胡国臣、安光勋这对汉奸可谓毫无底线。
1938 年夏，日本人依计行事，先后抓捕了程斌的母亲张氏、 哥哥程恩，并将两人的照片印在传单上，到处张贴、散发，以亲人的性命要挟程斌投降。
程斌得知消息后，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失败、悲观的情绪逐渐占据了上风。
1938 年 6 月，程斌召集一师六团政委茨苏、保安连政委李向前开会，以研究部队给养问题为由，试探他们对投降日寇的态度。
茨苏听出了程斌的弦外之音，坚决反对投降，程斌的伪装被戳破后，不耐烦地说：
“我们吃不上饭，没有给养，你说怎么办？！”
茨苏坚定地回答：“就是三天三夜吃不上饭，我们也要革命，投降敌人是可耻的！ ”
程斌见茨苏反应强烈，担心他检举自己，影响投降大事，竟然拔出手枪，一枪将茨苏打死！
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一旁的李向前瞬间懵了，甚至不知道逃跑。
啪！程斌又是一枪，这一枪射向了李向前。
幸运的是，李向前胸前衣兜里的一个厚笔记本，帮他挡了一下子弹，李向前这才反应过来，转身就跑。
啪！程斌又开一枪，打中了李向前的脖子，李向前捂着脖子，匆匆带伤逃走。
附近的战士听见枪响，急忙赶来。
“这两个政委都是叛徒，六团政委被我打死了，另一个受伤逃跑了。 ”程斌欺骗战士们说。
接下来，程斌接连写了几封信，找人辗转交给日本人，在取得日本人信任后，程斌召集全师班长以上干部会议，公开了自己准备投降的意图：
“这些天的情况，你们都看见了，军部联系不上了，日本人对我们追逼得越来越紧，我们是没希望了。”
顿了一顿，环顾四周，程斌接着说：“我要领着你们投降去。 ”
此话一出，场面立时乱成一团。
“我们打小鬼子这么多年，怎么能投降呢？投降了还是爷们吗？还不叫日本人杀了头啊！ ”有人大声喊到，接着就有人高声附和。
程斌一听觉得形势不妙，立即拔出手枪，啪得一声拍在桌子上，眼一瞪，气势汹汹地吼道：“吵什么吵？！你们想怎么地？！ ”
程斌一拔枪，他的保安连也齐刷刷举起枪，几十支长短枪、 机枪黑洞洞地对着在场的干部。
大家一看，程斌这是早有准备，下定了投降的决心，谁也不吱声了。
程斌一看大家都被吓住了，语气便缓和下来，开始给自己找台阶下：
“你们都知道我的母亲和哥哥落在日本人手里了。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为国已尽忠了，现在我要为母亲尽孝， 我不投降， 他们就活不了。”
这时，程斌的哥哥程恩上门了，他一见程斌，就按剧本开始演：“你革命还要妈不？ ”
程斌说：“不革命也得要妈！”
就这样，兄弟俩演了一场“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不革命也要妈”的苦情戏，给程斌披上了“大孝子”的外衣，也顺便敲定了投降的具体情节。
从 6 月 29 日到 7 月 1 日，在程斌的软硬兼施下，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先后有 115 人向日军投降。程斌这个抗联骨干，杨靖宇最信任的左膀右臂就这样沦为可耻的叛徒。
程斌叛变投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他的“示范带动”下，一师很多将士放弃抵抗，或者一哄而散，或者举手投降：连师长都投降了，咱们还拼死拼活干啥？
讽刺的是，程斌打着“孝敬母亲”的旗号投敌，他的母亲却以他为耻，拒绝和他相见，他的外婆已经80多岁，身体原本就不好，听说外孙当了汉奸卖国贼，一气之下竟被活活气死，死前留下遗言：“生不用贼养，死不用贼葬。”
心虚的程斌听说外婆这番遗言，竟不敢回去给外婆送葬。
程斌投降日寇后，很快成为日本人的忠实走狗，公开表示愿意“对付其它匪团，并誓赎前罪”，日军让程斌担任伪通化省警务厅富森警察大队副大队长。这支部队又称程斌讨伐大队，专门负责“讨伐”抗联，而最重要的讨伐目标就是杨靖宇。
程斌长期追随杨靖宇，又是抗联的重要将领，十分了解抗联的活动规律和作战特点，更掌握着许多决定抗联生死存亡的重要机密。程斌深知，抗联之所以能在深山老林中坚持斗争，主要是因为有后勤补给，想要消灭抗联，必须切断他们的补给线。
程斌对付抗联的第一招就是摧毁密营。
所谓密营，是抗联设在深山老林的秘密营地，里面储存着粮食、布匹、药品、武器、弹药等重要物资，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坚持抗战十余年却无法被消灭的关键。
密营是抗联的高度机密，设置很隐蔽，日军极难发现，程斌却一清二楚，他带队将抗联的密营几乎破坏殆尽，摧毁了抗联的经济基础，导致抗联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
切断给养后，程斌大队又开始对杨靖宇领导的抗联进行疯狂讨伐，他熟知抗联的作战规律，采取“车轮战”的方式，白天由日军出动追击抗联，晚上由程斌大队深入山林抓捕搜剿，使得抗联将士疲于奔命，完全得不到休息，战斗力锐减。
在程斌的疯狂围剿下，杨靖宇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孤身一人。1940 年 2 月 23 日，杨靖宇因叛徒出卖，惨遭日军杀害，年仅35岁。
杨靖宇牺牲后，日军残忍割下他的头颅，解剖了他的遗体，还举办了盛大的“讨伐杨靖宇胜利庆功大会”，而程斌这个讨伐杨靖宇胜利的“首功之臣”，毫无愧色地率大队全体警察参加了庆功大会，还被日军奉为上宾。
杨靖宇牺牲后，程斌继续卖力追剿其他抗联部队，后来又被日本派往热河省参加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烧杀劫掠，残害群众，无恶不作，罪行罄竹难书。
1945 年 8 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程斌自知罪孽深重，共产党和八路军不会放过他，便投降了国民党，被委任为东北行辕直属第三纵队副总司令，率部驻守在遵化县城。
解放战争中，程斌害怕战败被俘后被我党我军严惩，便一条道走到黑，率部负隅顽抗，在与我军多次交战中都是死扛到底，给我军造成了很大损失。毫不夸张地说，程斌双手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他害死的革命烈士比他消灭的日本鬼子要多得多。
1948 年11 月，沈阳解放。狡猾的程斌见状不好，带领一家人逃到了北平。由于隐藏很深，程斌的真实身份一直没有被发现。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程斌准备逃往长沙，但还没来得及跑，北平和平解放了。
按理说，在这种情况下，程斌这个大汉奸是跑不掉的，但狡猾透顶的他改头换面，换了一个名字，冒充傅作义部队的军官参加了起义。由于当时国民党军队管理混乱，档案资料很不完整，我军在对起义人员进行审查时，没有发现程斌的真实身份。
程斌这个人极为擅长伪装，他隐瞒自己的罪恶历史，作为起义人员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分配到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工作。此后的两年间，程斌为防止身份暴露，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后来因为工作勤奋，还成了军械处的管理干部。
如果程斌的伪装一直未被撕破，他将继续隐藏在人民军队中，或许永远不会被发现。但老天爷对这个叛徒汉奸也看不过去了，趁1951年春程斌在北京开会时，降了一场“及时雨”，正是在这场“及时雨”中，一名解放军躲在程斌伞下避雨，识破了程斌的真实身份。
这个避雨的解放军干部究竟是谁？
他是程斌担任抗联第一军一师师长时的警卫员，名叫刘其昌，当初和程斌一起向日寇投降，随程斌讨伐大队追剿抗联。抗战胜利后，刘其昌和程斌分开隶属不同部队，之后便失去联系，一直没有见面，谁都没想到两人会在1951年的春天在北京“邂逅”。
两人对视的一瞬间，程斌和刘其昌都认出了对方，同时惊讶于对方竟然都成了解放军干部，但俩人都心照不宣，谁也没做声，默默地并肩而走，直到分开也没说一句话。
回到驻地之后，程斌和刘其昌都打起了算盘，究竟要不要向上级揭发对方？最终，两个人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向上级举报对方。
举报之后，程斌和刘其昌都做起了立功升迁的美梦，结果却是双双被抓。
都出身抗联，都为荣华富贵当了汉奸，都为苟全性命混入解放军，都为立功升迁举报对方，最终双双被抓，这果真是应了那句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951 年 5月 12 日，程斌被热河省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当日处决于承德。这个出卖同志害死杨靖宇的叛徒，这个手上沾染无数鲜血的汉奸，终于付出了早该付出的代价。只是相对那些惨死在日寇手下的革命烈士，给他一个痛苦似乎“便宜”了这个罪恶的灵魂。
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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