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华国锋与“你办事，我放心”的若干史实zt

来源: 世事沧桑于 2021-03-29 16:17:37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92652 bytes)

（当年流行的“你办事，我放心”画像。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对于经历过1976年那段历史的人来说，“你办事，我放心”是铭刻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忆。因为那是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

　　1976年10月下旬，在全国各地庆祝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各种集会报道中，“你办事，我放心”就家喻户晓了，成为毛泽东主席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的根据而广为人知。

　　那一年我14岁，记事，也稍懂事，而且在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高指示”指示下，也很“关心国家大事”。

　　那时，毛泽东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是天大的“国家大事”。我记得，《人民日报》和地方报纸，都在大肆宣传“你办事，我放心”这个“最高指示”。当我们家从街头敲锣打鼓的队伍里恭恭敬敬把“华爷爷”像请到家里，和“毛爷爷”的并排挂在墙上时，村里的支部书记还带领我们举行挂像仪式，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一起朗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

　　稍后，时间不长，一张《你办事，我放心》的油画，在全国发行。我们家仍然是从街头敲锣打鼓的队伍把这张画像恭恭敬敬地请到家里来的，只不过是免去了上一次的仪式。油画里，毛泽东和华国锋相对而坐，两个发型都一样的“大背头”，让人印象深刻。

　　所以，在当年我这个年龄的孩子眼里，“你办事，我放心”就是毛泽东主席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的根据。这种固有的观念，一直持续到1999年听到章含之对这个“指示”的另一种解释为止。

章含之的否定说法，站不住。

　　1999年，我还在《百年潮》杂志任职（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杂志社社长郑惠先生与章含之女士熟悉。我记得有一次陪郑去于光远先生家谈稿子后，出来后直接到了章含之家（两家住的很近）。郑惠希望章能够写点回忆乔冠华的文章。章说，她正在全力编辑《章士钊全集》，目前抽不出时间来。不过，既然谈到乔冠华，章很健谈。她谈得最多是她和乔的委屈，以及与这些委屈相关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之间的事。

　　随后，话题转到了华国锋。她说：是华国锋把乔冠华给打下去了，原因就在于乔了解毛泽东给华国锋所写的“你办事，我放心”，根本不是毛为指定接班人而写的。

　　听到此话，我心里一惊，很想听个究竟。但是，郑惠对这个问题却并不在意，我也不好贸然发问，话题也就错过去了。

　　2000年夏，《章士钊全集》出版发行（我陪已经辞去社长职务的郑惠去参加发行仪式），章含之对郑惠说，现在可以集中精力写回忆乔冠华的文章了。郑惠因为已经从《百年潮》杂志辞职，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约稿了，只是含糊地让章和我联系。章大概也没把我放在眼里，彼此客气地点个头，这事也就放下了。

　　2002年，章含之的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出版，我特意查找是否有关于乔冠华与“你办事，我放心”关联的回忆。还真有。书中写道：

　　也许有一件事也是乔冠华必须被清除的因素。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告诉我说会见前，华国锋要他在人大会堂等候。当时，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说话已很不清楚，有事需要写下来。在此之前，这种情况已存在一些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人就捡那些条子收藏。我曾对冠华说，哪天我也拿几张留作纪念。当时，冠华说：“你千万不要去拿这些条子。这些条子都没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后，有人断章取义利用某张条子，而它恰恰在你手里，你如何是好？”这天，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华总理收起来了。”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叫我去办了。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传达毛主席会见外宾谈话及其他指示。深夜，冠华回到家时对我说：“有件事很奇怪，华总理下午明明给我看三张条子，到了政治局会上，他只让大家传阅了两张。那张‘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拿出来。”我随口说：“你不是说过这类没有上下文的条子日后很容易作任何解释吗？”冠华说，国锋同志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于谦虚，不拿出来。此事我们也就淡忘了。

　　5个月后的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时，冠华正参加完联大会议后顺访意、法两国。在巴黎时听到消息，他与曾涛大使举杯畅饮，他哪里会想到此时的华国锋已对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大概要逃跑，我们可以派架飞机把他老婆送去！”同时，他把那三张条子发到全国，尤其是“你办事，我放心”，被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敏感的西方记者嗅到了一点气氛，在巴黎问冠华“听说你回国后有麻烦”。冠华仰天大笑，说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舒畅，这是无稽之谈。他又哪里知道，此时华国锋已向外交部党组说“乔冠华是最先看到‘你办事，我放心’这张条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见，却抵制毛主席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

　　于是，在冠华踏上他深情钟爱的祖国土地准备与全国人民分享胜利的欢乐时，一张天罗地网已经摆开，一项“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莫大罪名已在等待着他。冠华一介书生，还认为这些都是误会，他说只要向华国锋等人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谁知，一个外交部长、中央委员此时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任何人都不接他电话，直到最后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都没有一个中央的领导找他谈过一次话！往事不堪回首！（301-304页）

　　关于乔冠华为什么会被解职，1976年12月2日，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宣布免去乔冠华外交部长职务的决定时解释说：

　　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这次会议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长职务。现在讲讲为什么免去乔的外交部长。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控制外交部，早就看中乔。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觉卖身投靠“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明知道主席对“四人帮”有严厉的批评，但他却在外交部当谣言来追查，说这是“政治谣言，分裂中央”。他对毛主席指定华国锋同志担任总理，极为不满。他早就知道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却反对刁难。在批邓中，毛主席认为外交部的运动有问题，让他请示华国锋同志，他不去，他找江青，有意把外交部运动搞乱，要把知道“四人帮”底细的王海蓉、唐闻生同志打成“反革命”，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扫除障碍。毛主席批评乔“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乔同他的夫人章含之反对周总理，把康老揭露张、江的叛徒问题向江青告密，态度恶劣，至今不能取得群众谅解。鉴于外交部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免去）乔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

　　李先念讲话中罗列了乔冠华夫妇数项“罪状”，涉及到“你办事，我放心”这一项，是指责乔冠华刁难华国锋的工作——毛要他“请示华国锋同志，他不去，他找江青”，而非章所言乔知道毛给华写这个条子的底细，“抵制毛主席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　

在那个年代——这是必须强调的，人们惯常的思维方式是“阶级斗争”意念下的你死我活，你不是无产阶级的人，必定就是资产阶级的人。在粉碎“四人帮”后，为了证明粉碎“四人帮”的正义性，这种意念更加强化，渲染和夸大“四人帮”及其所谓的追随者的所谓罪行就成为必须——这就是为什么中央要在不长的时间内连续三次下发“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材料的原因。乔冠华夫妇也就在这种渲染的过程中，被定为敌我矛盾了。

　　在外交部，第一次揭批乔冠华夫妇，大概在11月初。据当时在外交部系统对外文委所属对外友协任职的宋天仪记载，11月2日下午，“参加外交部第一次揭发‘四人帮’大会”，开始“批判乔冠华夫妇的”。他写道：“历史又重写了，外交部重点又在攻乔夫妇，批邓时期的重点对象王海容、唐闻生的‘小团团’翻身了，目前是歌颂的对象。”

　　第二天下午，“全友协传达外交部核心组简报：乔冠华、王某（干部司长）、杨某（政治部主任）的检查交待，以及部核心组的发言情况。乔等承认她们上了江青的当，在批邓运动中整王、唐的材料，想打倒王、唐，结果为‘四人帮’抬了轿，在外交部引起了两派内战。但从中看出，外交部确实矛盾复杂：乔夫妇与王、唐不和，毛主席找他们四人和解无效；毛主席指示华总理等五人小组处理外交部问题；毛主席不要唐当他的翻译，而是华主席圈定了冀朝铸（周总理翻译）等等，王、唐也承认它们（她们）发展一帆风顺，骄傲等。”

　　11月12日，“全友协传达外交部核心组第2期简报，内容是乔冠华的检查；外交部政工简报，传达了毛主席在乔写的上告王海容、唐闻生材料上的批示：‘乔冠华借刀杀人，是借中央之刀杀王、唐’。”（宋天仪：《文革日记》，207－208页）

　　其实，这份告王海容、唐闻生报告是章含之署名的。12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发［1976］24号）发出，其中第三部分“五、‘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康生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所列举的材料中，有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及影印件，用钢笔书写在5页白纸上，全文如下：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活。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活。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之

　　　　　　　　　　　　　　　　　　　　　　　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

　　专案组还对这封信件加了如下按语：

　　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送给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坚持同“四人帮”斗争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舰队”，疯狂叫嚣：“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江青所谓的“更大的胜仗”，就是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统统打下去，“四人帮”篡权复辟。

　　这本专案材料的编印时间，距“四人帮”被捕仅两个月。康生仍是正面人物，按语保持着“文革”式语言，不足为怪。而且，在那个年代，这封信被加上这样的按语，实际上是向全国昭示乔冠华和章含之是“四人帮”的人。乔冠华的政治生命也随之终结。

　　12月24日下午，“外交部系统五千人在北京体育馆召开‘彻底清算四人帮反党集团成员乔冠华罪行大会”。乔冠华等被定罪。（宋天仪：《文革日记》，211页）

　　这与乔冠华知道“你办事，我放心”底细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如李先念所说，乔冠华是怎样“早就知道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却反对刁难”华国锋的？1979年9月4日在外交部传达的一份有关乔冠华的材料中说：

　　华主席给乔看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的批示，乔却对人说，对华还要看一看。江青曾对乔说“对华主席还要看一看”，乔对人说，江说的有些道理，华长期在地方工作，一下子管这么多事拿不下来。华一次让乔留下，乔说这是“陪太子读书”，是“乡下绅士”。76年，乔到朝鲜进行秘密访问，金日成多次提到华主席，乔回来后不转达金对华的问候。（杨荣甲：《外交部文革--我的经历与思考》，290页）

　　这其中说到乔冠华的问题是两条：第一，追随江青；第二，他轻慢华国锋。当然是刁难了。

　　2008年1月26日，章含之去世后，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悼念她。我写道：

　　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出版之后，章含之解释说，在北京好的房子都是大红门，大红门非常凝重、厚实，具有历史的沉重感。推开一扇大红门，我们就能看到一段历史。的确，在她的书中我们也的确读到了历史，但是终觉意犹未尽的，那两扇大红门只开了一半，令史家有思之枉然之感。

　　章含之不遮挡的是她在外交工作中的具体作为。赶上了七十年代中国外交凯歌行进的大好时机，她作为一分子，也为此尽到了自己的力量。在中国进入联合国的代表团的活动中，她尽心尽职；在中美建交、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中，身为翻译的她展现了非凡的才华……。这些对历史补充的细节，为史家所看重。

　　而她遮挡的是，身处“越来越由部内两位毛主席身边的人（指唐闻生、王海容）掌握”的外交部，身处政治漩涡之中她和乔冠华的作为。其实，种种迹象表明，当年嫁给乔冠华之后，章含之便不可避免地与各种权力、甚至是高层权力的争斗搅和在一起。尤其是在1975至1976年前后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和人事变动之中，毛泽东在“四人帮”集团与邓小平的平衡过程中，乔冠华与“四人帮”、与毛泽东、与华国锋、与周恩来、与邓小平的真实关系是什么？他被毛“借刀杀人”批评的行为，是属于自身的选择还是无奈的自保。还有，在这一过程中，章含之与唐闻生、王海容如何由友谊演变到竞争并超越了一般含义上的竞争？有论者说，“乔老爷”毁于“两位小姐（王、唐），一段婚姻（章）”；章含之则屡屡提及：“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我只要不受他（乔）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究竟是卿卿误我，还是我误卿卿？这一切，都成为谜团，令史家一头雾水。

　　这一段议论，也适合于她对待华国锋，以及与华国锋有关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态度和看法的评价。

《毛泽东传》借张玉凤之口说出否定意见，有些蹊跷。

　　张－玉－凤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也是毛泽东晚年最倚重的人，对毛泽东晚年的历史，她的说法被认为很具权威性。因此，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撰写的《毛泽东传》中，她的回忆常常是作为重要史料根据的。书中关于“你办事，我放心”的来历，就引用了张－玉－凤的回忆：

　　除一次外，华国锋是陪同毛泽东最后那几次会见外宾的惟一中央领导人。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向他汇报近期工作。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见后，华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同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儿，华返回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华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把上面的话重复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主席要纸和笔，我扶着，他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1778-1779页）

　　而据叶永烈《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记载，张－玉－凤对此事并不知情。书中写道：

　　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在华国锋准备公布毛泽东的字条时，作为华国锋坚决的支持者——汪东兴当时曾为这张字条专门找过她，要她证明字条的真实性。

　　在1976年，毛泽东的谈话记录者主要是张玉凤、汪东兴和毛远新三人，而其中最重要的记录者是作为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张玉凤。

　　汪东兴对张玉凤说，这是政治大问题，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但是张玉凤当时就说：“对这张字条，我没听到，我也没有记忆。”

　　不过，张玉凤回忆，自1976年初起，由于毛泽东病重，常常在和人谈话时写下一些纸条作为重点之意，而当时也有人专爱收集这类纸条。

　　由于毛泽东与华国锋的那次谈话，张玉凤并不在场，所以张玉凤会说“对这张字条，我没听到，我也没有记忆”。但是，从字条上的字迹来看，那确实是毛泽东手迹。（87页）

　　这样一来，同一个人对于同一件事的回忆，就出现了矛盾：“毛传”中张－玉－凤是关键的在场人物——她要复述毛的话，并且在毛写这个字条的时候“扶着”毛。而在叶书中，张不在场，“对这张字条”，居然既“没听到”，“也没有记忆”。　

“毛传”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代表中央的权威著作，从一般学术规范来说，该书的材料和观点，都会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哪怕你不同意，也应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说明。但是，叶永烈对该书中张玉凤的回忆既不采信也不加注，反而公布了与该书相矛盾的张玉凤的另一种回忆。显然，叶永烈认为，自己的材料来源比“毛传”的来源更可靠！

　　于是，两种观点打架，当事人张玉凤也不出面澄清，读者难免如坠云雾。

　　一般说来，像“毛传”这样权威的著作，对当事人的回忆是否采信，应该是非常谨慎的；而且，该书运用当事人的回忆，或是为了陈述事实，或是作为例证阐明观点，很少藉当事人的观点来说事。但处理张玉凤的回忆有些例外。

　　首先，把张玉凤的回忆插在毛“少量的外事活动”中讲述，多少显得有些突兀，或者不郑重。

　　其次，张玉凤陈述的是包括“你办事，我放心”在内的三张字条是怎么来的。讲完事实后特意强调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给我的感觉是，该书引用张玉凤的回忆，就是为了藉张之口说出这一结论的。

　　依我的理解，“毛传”这样处理史料，显然有自己的考虑：

　　第一，书中在藉张玉凤之口说出“‘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后，并不跟进自己的观点，显然是留有余地。

　　第二，在张玉凤说出“‘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结论时，华国锋已经以毛泽东的接班人身份开始掌管国家大事了。人们知道，“符合事实的”说，这当然是毛指定的。这样说来，让张玉凤特意从“你办事，我放心”字条上强调这一点“不符合事实”，“毛传”是有意为之的。

　　第三，以“毛传”编者所拥有的档案材料的天然优势来说，要否认“你办事，我放心”是毛指定接班人的根据，不会是一件难办的事情。“毛传”编者不用档案材料来否认，而只是借助张－玉－凤的回忆来说事，那么，或者档案材料中确无记载；或者档案材料中的记载无法支持这个结论，甚至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

被当事人和“毛传”忽略的两个史实

　　因为章含之和张玉凤，以及“毛传”编者，都是相同的指向——否定“你办事，我放心”是毛泽东指定接班人的根据，所以，在陈述“你办事，我放心”这个字条的来历时，忽略了两个史实：第一个史实是，1976年4月7日，毛泽东就对华国锋说出“你办事，我放心”的话；第二个史实是，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拿出这个字条后，中央高层和全国人民，谁都没有认为这不是毛泽东指定接班人的根据。

　　概括地说，前一个事实，可以说是毛泽东的“生前安排”；后一个事实，可以说是华国锋的“尚方宝剑”。

　　1976年10月7日，即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1977年7月1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出《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华国锋正式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决议”中有这样一句话：“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需要特别引起注意。何谓“生前的安排”？理解为华国锋是毛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应该没有什么错。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的？

　　1976年1月21日上午，毛泽东同他的联络员毛远新谈话中，谈到了华国锋。

　　毛远新说：上次主席讲征求几个人的意见，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

　　毛泽东回答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1976年1月28日，毛泽东明确提议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华国锋，陈锡联同志任职的通知》（中发［1976］ 1号）宣布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同一天，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直截了当的把“你办事，我放心”作为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的根据。

　　据邓力群回忆，在毛泽东酝酿批准中央这两个决议时，对华国锋就说出了“你办事，我放心”的指示：

　　当时我的心态是，华国锋当了总理，邓小平撤销了职务，对邓小平同志继续主持工作的希望破灭了。但是，毛主席还保留他的党籍，以观后效，感到还是宽大。感到这同“文化大革命”前期不一样，对老干部还有所谅解。因此，对主席没有什么埋怨。觉得毛主席这一套，包括提法和措施，同“四人帮”搞的不完全一样。对华国锋不寄多少希望，但也没有什么反感。这时已传出“你办事，我放心”的指示。可以看出，毛主席不愿把国家交给“四人帮”，对华国锋感到放心。交给华国锋以后怎么样？看看吧。（《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56页）

　　这就是说，在中央传达华国锋担任总理的决议时，“你办事，我放心”就已经作为毛泽东的指示——那时可还是“最高指示”的——向下传达了。而且，在邓力群看来，“你办事，我放心”就是毛泽东把“国家”“交给华国锋”的根据。再进一步说，以邓力群这样仍在赋闲的干部都能听到传达的事实看，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的指示，应该传得很远了，党内大多数干部都应该知道。

　　邓力群的回忆不是孤证。当时参与这段历史的重要当事人吴德回忆说：

　　４月７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拿着毛主席写的条子给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毛远新解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

　　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说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的话。

　　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建议，是毛主席不把权力交给“四人帮”的重要措施。那时，上海已经贴出大字标语“拥护张春桥同志当总理”，毛主席批评了这个问题，让上海赶快把这个标语拿掉。（吴德：《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217页）

　　毛远新在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后，“还传达了毛主席说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吴德想表达的意思是，“你办事，我放心”就是毛泽东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的根据了。

不仅吴德如此看，鉴于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在中央高层，基本上都认为，这是毛泽东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的根据。

　　4月7日毛泽东对华国锋说出“你办事，我放心”的话，4月30日，毛泽东又把“你办事，我放心”写给华国锋，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看，事情就很明显了：即使4月30日毛泽东写下“你办事，我放心”的字条是为某项具体工作的指示而写，但因为有4月7日的“你办事，我放心”指示的铺垫，所以，在粉碎“四人帮”时华国锋拿出这张字条后，谁又会怀疑这是毛泽东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的根据呢？

　　在抓捕“四人帮”的当天晚上，耿飚按照华国锋的部署，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据耿飚叙述，他拿着两样东西去的，一是“你办事，我放心”字条的复印件，一是华国锋的手令。（沈容：《红色记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189页）

　　而在10月7日受命去接管新华社的沈容的丈夫李普，也有同类的记忆。他给我讲述过当年受命时的情况：

　　10月7日，新华社成立“五人接管小组”，我是成员之一。我们到紫光阁开会，会议由纪登奎和苏振华主持。纪登奎先让大家看了“你办事，我放心”和“不要招急，慢慢来”两个复印件，向我们透露了对“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的情况，交待了接管新华社的任务。

　　华国锋给耿飚委派任务，给他一份“你办事，我放心”的复印件；纪登奎给李普“五人小组”布置任务，先让他们看“你办事，我放心”的复印件。我想，如果再查资料，相似的例子还应该有。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当时的中央高层，包括华国锋在内的人，都把“你办事，我放心”当作毛泽东指定接班人的尚方宝剑的，说这是毛泽东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的根据，用“根据”这个词都轻了。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第一次把“你办事，我放心”公之于众，是借助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之口。1976年10月24日，吴德在首都举行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

　　我们坚持拥护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华国锋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九七六年四月，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四月三十日，毛主席又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表达了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

　　10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说：

　　华国锋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九七六年四月，毛主席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四月三十日，毛主席又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按照毛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作出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与此同时，包括“你办事，我放心”在内的毛泽东给华国锋的字条，也在中央部委级传达。譬如，10月29日，“友协干部”集中“传阅外交部送来的毛主席三份亲笔字条：1、毛主席送华国锋的三句话，其中有‘你办事，我放心’；2、‘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开十二省会议’；3、‘国内问题要注意’”。（宋天仪：《文革日记》，207页）

　　10月31日，《人民日报》转发了《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在报眼的位置上——这里通常发表“毛主席语录”，摘录了文章中的这样一段话：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表达了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

　　11月7日，《人民日报》在报眼位置发表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的指示：你办事，我放心”。

　　此后，《人民日报》报眼上经常出现这段话，持续时间大约有一年。与此同时，报纸也在连篇累牍地宣传这一指示——既有中央领导人的报告，也有一般基层干部表忠心。

　　试问，在那个年代的那段时间内，章含之觉得这样的宣传有什么不妥吗？张玉凤觉得这样的宣传有什么不妥吗？“毛传”的主持者觉得这样的宣传有什么不妥吗？——如果较真的话，或可发现，“毛传”的主持者中有的在当年还写过文章宣传过毛主席这一指示呢！　

4月7日，毛远新在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按惯例肯定有会议记录留档；稍后，邓力群这一级别的干部听传达，也应该会有传达记录稿留档。而且，如果4月7日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时，张玉凤在场的话（她应该是在场），她也应该知道毛“你办事，我放心”的指示。

　　可是，“毛传”中涉及到此事，只是采信张玉凤的回忆而无视档案的存在；而张玉凤在讲述“你办事，我放心”由来时，则略过4月7日毛泽东首次对华国锋说“你办事，我放心”不谈，直接说4月30日的事情，并直截了当地说出否定的结论。诸如此类，都给我前文分析的“毛传”是在“留有余地”、“有意为之”提供了例证。

否定“你办事，我放心”开始于1980年

　　当然，若再往前追溯的话，否定“你办事，我放心”这个字条不始于章含之、张玉凤和“毛传”，在1980年就开始了。有研究者指出：

　　在邓小平复出之后，随着对华国锋批评的不断地升温，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人，对毛泽东对华国锋的手书“你办事，我放心”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邓小平曾经讲过，“你办事，我放心”，这样的纸条子，并不值得看重，他也有毛泽东写的这样的条子。例如，他曾在毛泽东面前推荐过万里等人的工作能力，毛泽东就说：“你办事，我放心”。即是说，毛泽东随手写下的这类条子，不足以说明毛泽东对某人的信任，达到了“放心”的程度，只是毛泽东年老了，精力不济，写个条子图方便，免得费口舌之劳。不过，中央高层其他领导人手中的“你办事，我放心”条子从来就没有向世人公布过。至于邓小平手中究竟有没有，只能作为一个悬案留待后人去考证了。（张锡金：《晚年邓小平》，7页）

　　如果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对华国锋批评过程中要否定“你办事，我放心”这个字条？这是另外一篇值得做的大文章，且按下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