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红军“长征”,打的红军头疼的的周浑元

从江西到陕北，让中央红军最为头疼和吃尽苦头的敌人不是何键、刘湘、龙云、王家烈等打着保存实力和地盘的小算盘的地方军阀，也不是郭勋祺、孙渡、吴奇伟甚至薛岳等一班执行蒋介石和“老大”的命令有时会打点小折扣的敌将，而是个叫周浑元的将领。

 

周浑元是江西金溪县秀谷镇周家巷人，和国共两党的许多将领一样，他早年也毕业于军校并参加过北伐等多次战争，由于其作战英勇且足智多谋，所以很快从一个见习排长一路升迁，到了1929年前后，他被蒋介石纳入麾下，成为中央军第一集团军和湘赣“会剿”总指挥部第5师15旅旅长，从此开始，他便死心塌地的地跟着蒋介石，开始了他对红军长达8年的“围追堵截”，由此他成为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最难对付的敌人。

 

因为周浑元后来既没有成为抗日名将，又没有机会像其他当年围剿红军的将领一样“反戈一击”地“走到革命队伍中来”。所以，我们现在在影视剧中看到的周浑元从来就是个丑角的形象，而事实上，在周浑元与红军单纯的军事的对抗中，周浑元基本上是胜多负少，这从下面罗列的战役中可见一斑：

1928年10月，毛泽东、朱德在宁岗击败当时任旅长的周浑元。11月，红军又在宁岗龙源口击败周浑元一个团；

 

1931年8月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时，周浑元部又被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在龙岗击败；

 

1932年，周浑元攻击赣东北方志敏领导的根据地，于10月攻占横峰县，接着再占葛源。在周浑元的持续攻击下，1933年方志敏退守贵溪。

 

1933年到1934年底，国民党开始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周浑元仗着中央军人多势众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方面的优势，于1933年9月率部乘虚占领了中央苏区的重镇黎川县城，之后占领南城与黎川之间资溪桥，并击退红军彭德怀、董振堂等率部的进攻，至12月，又与黄维、傅钟芳等将再败彭德怀、董振堂部，攻克黎川之东山，因此占领了苏区的北大门。

 

1934年3月负责中央军第八纵队的周浑元与第九纵队的罗卓英联手，在南丰三溪圩与红军激战数日，以死伤近千的代价造成红军伤亡8000余人，被俘2000余人的重大失败，红军退守广昌，但过了1个月，周浑元属下的第96师师长萧致平便攻占了广昌的云际寨，跟着周浑元、罗卓英部便再次让红军付出了4000人伤亡的代价，造成红军广昌失守和处于不利战局的地位。之后，周浑元继续“扩大战果”，占福建建宁、在宜黄堵截红军、在兴国高兴圩击败林彪部，在一系列事关苏区存亡的恶战中对红军大打出手，终于和其他“围剿”大军一起迫使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的西征之途。

参加第五次“围剿”的国民党军有百万之众，当时国民党的重要将领几乎都上阵了，在红军西撤之后，许多将领都“各忙各的”去了，但是周浑元却“且战且追”，一路跟着红军西行。

1934年11月，任“剿匪”第八纵队司令的周浑元已经率部快速移动到湖南桂东，后经郴县转宁远，并在道县黎溪洞、下灌击败红第三、第五军团，攻占道县，为湘江战役阻击共军立下汗马功劳。而当红军经“通道转兵”进入贵州后，周浑元也于1935年1月，“前后脚”追到了贵阳。

 

几年下来，周浑元部成为了红军最难缠和甩不掉的敌人，于是，自红军进入贵州之后，打掉周浑元这个心腹大患就成了中革军委的共识。1935年2月24-28日，红军在二渡赤水之后取得“遵桐大捷”，击败了另一只中央军吴奇伟部，在这个时候，大家看到了“打周浑元”的机会，为此，为了红军“赤化贵州，建立黔北苏维埃根据地的”阶段性战略意图，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开始主动“打周”。

 

3月5日，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决定各军团集中遵义鸭溪准备歼灭周浑元部，但周浑元并不“浑”，红军未能得手；3月6日毛泽东又在白腊坎以西精心设伏，但是，周浑元根本就没有进入伏击圈，红军的计划再次落空。

 

屡次没有打到周浑元，红军将领中有人沉不住气了，3月10日半夜，中革军委收到林彪、聂荣臻的“万急”电报，电报内容缜密细致，显然是林彪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想法，具体的内容是“建议红军攻打打鼓新场”，结果，由此引发著名的“打鼓新场之争”和“毛泽东辞职”的风波。从最后的结果看，毛泽东一个人坚持不打打鼓新场虽然是出于敌情不明和避免红军落入敌人重围的考虑，但是，攻打打鼓新场重点是打黔军而对周浑元只用“干部团佯攻”的策略也和他“主打周浑元”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

 

危机很快解除，毛泽东终于还是说服了所有人不发起打鼓新场战役，关键时拯救了红军，为集中指挥，毛泽东不但很快恢复了前敌总指挥的职务，还建议成立新的军事指挥“三人团”，便于在敌情瞬息万变的时候灵活而有效地指挥部队。3月14日，刚成立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发布作战命令“以我野战军决心及全部力量，于明15号绝不动摇地消灭鲁班场之敌”，而所谓鲁班场之敌，正是周浑元的部队。

红军“三渡赤水”茅台渡口老照片

15日拂晓，携“遵桐大捷”之勇又憋着一股劲的红军全部主力开始猛攻鲁班场，但就攻坚的难度来说，鲁班场远胜于打鼓新场，因为早在苏区就善于打堡垒战的周浑元已在数天前到达鲁班场，并快速修筑了战壕、工事和堡垒对红军“严阵以待”，结果恶战了一天，红军伤亡2000多还是没有拿下周浑元，至15日入夜，红军无奈撤出战斗，并按彭德怀、杨尚昆之前的建议，开始从茅台再渡赤水，这就是“三渡赤水”，说起来，这也是遭到周浑元拼死抵抗后的结果，这个结果也让红军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想法破灭。而从此后，周浑元就一直跟着中央红军后面，从贵州进云南，从云南过金沙江到四川再到山西，但总是慢红军一步，所以和中央红军也再没发生大的战斗。

到1935年底，周浑元在薛岳的指挥下，和吴奇伟纵队及刘湘的川军又与意图南下的张国焘、朱德、徐向前带领的红四军激战于四川天全芦山，结果，经“百丈关”恶战，红四军最终损失数万将士，南下计划失败，张国焘个人的愿望也落空，只得调头再过草地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和，在这个阶段的战役中，周浑元继续扮演着打击红军的重要角色。

 

就这样，周浑元从江西开始，历经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等省，“陪着”红军走完了长征，虽然打了不少胜仗，可最终没能阻止红军前进的步伐。但由于他的“忠心耿耿”、“战功卓著”，所以当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1937年他被蒋介石任命为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保卫陪都。不过仅过了一年，43岁的周浑元突患脑溢血，很快于1938年1月18日去逝。

 

临终前，周浑元留下遗嘱：“余从军二十余年，矢志革命，卒以心力交瘁，致患脑溢血症，自分已无生理。当此民族存亡最后关头，不克继续与我袍泽追随委座，以报效党国，负疚实深。我袍泽夙具爱国热忱，望各服从姚副军长，努力奋斗，以达复兴我国家民族之目的。余上有老父，不及终养，抱恨终古，望余诸弟敬谨孝事。余妻嫈弱，儿女幼小，亦望余诸弟善为抚养，余瞑目矣。”周浑元去逝后，蒋介石撰送挽联：“风雨忆龙骧，楼船未下收吴地;壮怀空马革，金剑长沈惜楚材。”后又追认其为陆军上将。遗体运回金溪，葬于马尾泉下的翠云排侧山坡上。蒋介石亲题墓碑“陆军上将周公浑元之墓”。其墓于“文革”期间被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