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到一篇博文，《不知进退，终累一生》（博主蓝山清风））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7139/202102/25020.html
写得很好，深具人生智慧，让人印象深刻，很受用！
当然更大的问题在于：道理好多人都懂，真正做到更难。尤其在喧嚣的国内，树欲静而风不止，大环境如此，会裹挟着个体。
蓝山清风最后警示：“超越自己能力的追求，或者任其野心无限膨胀，最终都会付出沉重代价。”
笔者非常认同。
这让我想起了文革中北航的早期领袖之一戴维堤，他曾经出版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
https://www.doc88.com/p-8542943331085.html
在第39章（附后）他撰文写到，“中央给北航红旗发了一张请柬。请柬是我去领来的，中央要求北航红旗派一名代表9月30日进住中南海，并于10月1日登天安门城楼见毛主席。这张请柬并未点谁的名，一切由我决定。按常理，作为当时北航红旗的一把手，理应由我代表北航红旗去，同学们也一致要求我去，没有任何疑义。”----但是他最后觉得自己能力有限，自我罢官，放弃去天安门，让给他认为更有能力的韩爱晶去，在天安门城楼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全国英模代表和红卫兵造反派代表人物——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朱成昭。韩爱晶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但是祸福相依，韩后面被判刑15年，也受了牢狱之苦，好在当时政治清明，1987年韩就得以释放，当局还承认韩学历并给了出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F%A9%E7%88%B1%E6%99%B6/9929511?fr=aladdin
当然韩后面撰文对戴维堤的描述表示异议（也附后）
作为后人，仅仅凭两人的自述我们无法确知历史的真相。但从前后对照，也没有太多的当事人站出来质疑来讲，戴没有争着抢着上天安门的基本事实可信，是不是让，有没有资格让另说，关键戴后来过上了平平安安的日子。
而韩则应了蓝山清风警示的那句话：“超越自己能力的追求，或者任其野心无限膨胀，最终都会付出沉重代价。”
而且都进入暮年，韩的文章依然很有战斗气息与戴维堤的回忆文章相对平和形成鲜明的对照。
北航紅旗戰鬥隊——北航紅衛兵領袖戴維堤「口述歷史•文革往事(第12集)」【陽光衛視20週年經典展播】 - YouTube
附： 戴维堤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第39章
39）让“请柬”韩爱晶上天安门
在国防科委大门口“揪”工作组行动中，北航红旗涌现出了许多“精英”，这些精英后来都成了北航红旗的头头和骨干分子，其中首数韩爱晶。
韩爱晶是江苏涟水人，生父被日本鬼子飞机炸死了，母亲是新四军老战士，继父也是老干部。他1964年考入北航，是发动机系的，文革前他已是入党积极分子。他艰苦朴素，学习刻苦，善于思考，沉默寡言，本是个不错的学生，决非像某些人所说的文革前就是坏蛋。文革初，他同情支持我们的观点，对工作组有意见，积极参与了反工作组的活动，也受到了工作组的打击，但当时并不很出名。他之所以后来成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纯属偶然。
1966年9月29日，鉴于北航红旗28天28夜揪工作组的“卓绝战功”，中央给北航红旗发了一张请柬。请柬是我去领来的，中央要求北航红旗派一名代表9月30日进住中南海，并于10月1日登天安门城楼见毛主席。这张请柬并未点谁的名，一切由我决定。按常理，作为当时北航红旗的一把手，理应由我代表北航红旗去，同学们也一致要求我去，没有任何疑义。
我拿着这张非同寻常的请柬，心里顿时似波涛汹涌，百感交集，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我，一个贫农的儿子，烈士的遗孤，一个沂蒙山下的苦孩子，一个共产党抚养长大的大学生，现在就要去住中南海，登天安门见毛主席，这不是做梦吧？我想起了被敌人活埋的父亲，想起了苦命的母亲，想起了双目失明的老祖母，想起了二老爷，也想起了李青君……我恨不得立即把这个喜讯告诉他们分享。
但是，事情并非这样简单。面对这张沉甸甸的请柬，我清楚地知道它的份量。只要我一上了天安门，见了毛主席，“北航红旗”这个一把手我就要当下去了。可是，我却觉得，是该辞掉这个一把手的时候了。对天发誓，我当时不想当官。（注：后来想当官也当不成了。）我自感能力差，尤其是口才不佳——当时口吃毛病刚改，但口才仍不佳，面对以后很难预料的复杂局势，我将很难应付，干不好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广大红旗战士。至于别的，我确实没有想太多，更谈不上有远见之明、激流勇退之说。
我从小急脾气，做事干净利落，从不婆婆妈妈，但有时考虑问题不周，常有失误。唯独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我考虑太多、太多。是上苍有灵，还是第六感觉起了作用，我也说不明白。
于是，我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我写了一张自我“罢官”的告示，又把大家召集起来，郑重地宣布：“中央给我们北航红旗的这张请柬，我建议让韩爱晶同志代表北航红旗去。韩爱晶同志文革以来表现不错，他水平比我高，能力比我强。从今天起，我建议他当一把手，我决定辞去北航红旗总勤务员职务，当一名普通红旗战士。”
我的话还没讲完，大伙儿就炸开了锅，大声喊：“不行不行，应当你代表北航红旗上天安门，应当你去！”韩爱晶也坚决不干，坚决让我去，我固执地大声喊：“别说了，就这样定了。”
以上这段历史，发生在1966年9月29日晚上，地点在国防科委大门口附近的体育馆里，在场的北航红旗战士有一百多人。
当时许多人为我惋惜。他们从文革一开始就同情我，支持我，为此都挨了工作组的整。他们当时对韩爱晶还不大了解。也有的人被我的行为所感动，握着我的手紧紧不放。
韩爱晶个子较高，身材瘦弱，讲话声音有些嘶哑，但能言善辩。他不修边幅，衣着随便，记得当时他头发长长的，几个月没理发了，胡子拉喳的，赤脚穿一双破凉鞋，一根鞋带还断了。我立即派女同学去给他买了一双新鞋子，又找人给他理了发，把他送进了中南海。（注：上述情节据说有人看了本书后否认，对此我只能表示吃惊和遗憾。）
1966年10月1日上午，我坐在北航红旗办公室里，接到了一位新华社记者打来的电话，询问核实北航红旗今天谁上了天安门。我回答：“是韩爱晶。韩信的韩，爱情的爱，结晶的晶，三个日字的晶。”
这天上午，在天安门城楼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全国英模代表和首都大专院校真正的红卫兵造反派代表人物——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朱成昭。消息立即传遍了全国、全世界。
所谓的“五大学生领袖”就这样登上了中国文化革命历史的政治舞台。后来，地院朱成昭很快下台，换成了王大宾。
关于“五大领袖”的提法，最早出于毛泽东之口。后来有人可能怕”犯忌”，改叫“五大学生领袖”。但有人认为北大聂元梓是老干部，不是学生，便仍称为“五大领袖”。
韩爱晶登天安门见毛主席之后，正式成了“北航红旗”一把手。
后来的历史读者都知道了，我这张请柬为韩爱晶换来了15年重刑。我经常觉得，我对不住韩爱晶，客观上是我害了他，他当了我的“替罪羊”。虽然韩本人在后来确实犯了许多错误（说实在话，有些错误实在没法不犯），特别是后来北航批斗彭德怀时动手打过彭德怀，但如果不当北航红旗一把手，他很可能见不到彭德怀，也就犯不了这个错误。我始终认为，是我坑了他，所谓好心办错事，真正是也！（笔者注：关于以上这段铁的历史事实，某些人持怀疑态度，认为不太可能。许多人认为造反派都是官迷，有些人造反就是为了混个官当当。对此，我只能说，真正的造反派并不都是“官迷”。我是用自己的良心和心血写回忆录，不是写小说。当年在场的老红旗战士除了祝春生外，其他人都还活着，都能证明这件事。连多少年后某些人给我定案做结论时，也把我曾是北航红旗一把手作为罪状之一。）
韩爱晶：北航红旗成立经过
文化大革命时，北航红旗闻名全国，实际影响及历史作用非常独特。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对北航红旗极为看重，北航红旗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战斗队。
北航红旗的成立也非常特殊，比如，我们和清华井冈山兵团的情况就根本不同。清华蒯大富个人作用与影响很大，先有蒯大富出名后有井冈山兵团。而在北航，几乎是先有北航红旗这个战斗集体，后有我这个勤务员。而我后来铸成大错，愧对北航红旗。
北航被工作组整得最厉害的学生是石兴国，相当于清华的蒯大富，他比我高一年级，比我冷静成熟。还有个学生叫曹伟康，瘦小文弱，他跟工作组斗争不屈不挠，让人非常佩服。1966年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北航代表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参加大会的就是石兴国和曹伟康两个学生。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戴上红卫兵袖章，接见百万群众。8月20日，北航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同学成立了北航红旗战斗队。我们成立的过程是由下而上，上下结合，同时实行巴黎公社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各级负责人。当时各班各系红旗奋起，一成立就有一千多人。
最早的北航红旗战士是屠海鹰、匡正芳、张依立。在北航红旗正式成立之前的8月18日，他们参加天安门大会后，就在市里买了红布，当晚张依立用黄线锈字，做了七个红旗袖章。屠海鹰、匡正芳8月19日上午就戴上了北航红旗袖章。
石兴国以及类似石兴国挨整的一些学生骨干也自发串联、开小会，组建红旗核心层，为全院成立统一的红旗做工作。
1966年8月19日，田东同学贴大字报，公开号召成立北航红旗，许多班级的红旗已经自发组成，大字报区到处可见红旗符号，在总勤务站还没组成的情况下，北航基层已经遍地红旗招展。这个情况与蒯大富在清华成立井冈山兵团完全不同。
北航学生绝大部分都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军人家庭，他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投身文化大革命。北航红旗战士的出身几乎都是红五类。那些出身于市民或知识分子家庭就算差的了。因此血统论在北航红旗并无多大影响，这与清华也不同。
北航红旗实行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班、系、院三级，一层一层选举，不像清华，蒯大富当然就是井冈山的一把手，由他指派总部委员。
北航红旗每个系推举两人到院里总勤务站，加上教师和工人代表差不多20个人，形成院一级的领导核心。我只是这个核心成员之一。
据我回忆，各系推举参加院总勤务站的有：胡少南、邵仲威、屠海鹰、匡正芳、韩爱晶、何金国、杜小慧（女）、杜玉荣（女）、石兴国、戴维堤、刘金荣（女）、仇北秦、杜琏、黄铭钧等。另外，还有教师朱尚祥、张树泉（女）；工人李乐、靳晶印等，
总勤务站开会的时候，大家一致认为:一切活动都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和发挥每个红旗战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石兴国提议：北航红旗的领导机构，不采用司令部制，实行勤务员制。各系红旗战士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系勤务员，由他们组成北航红旗院级领导机构 “总勤务站”。勤务员只有分工，不分次序。北航红旗成立之初从法律程序上讲没有明确过常委，也没有明确过一把手、二把手。但无论从影响上讲还是根据总勤务站实际情况，最开始的时候，石兴国是主持全面工作的。我在校外、在国防科委门口负责那里的斗争。
“勤务员”、“总勤务站”的名称后来被全国各地许多群众组织采用，始于北航，创造者是石兴国。
有个戴维堤同学，是北航红旗老战士。他写文章说：大家一致推举北航“十大牛鬼蛇神”之一、曾写血书明志的烈士子弟戴维堤为“北航红旗”的总勤务员，并担任总召集人。其他几个总勤务员还有何金国、井岗山、田东、韩爱晶、仇北秦、侯玉山、屠海鹰等人。
这个说法是自我吹嘘加主观臆造。与事实根本不符。
1．北航红旗成立之初从法律程序上讲没有明确过常委，也没有明确过一把手、二把手。
2．根本没有推举戴维堤为“北航红旗”的总召集人。戴维堤当时也有相当影响，他腹中有文采，字也写得漂亮，但根本不具备召集会议、布置工作的能力和基本素质，生性如李逹，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缺乏组织能力。
3．无论从影响上讲，还是根据总勤务站实际情况，最开始的时候，石兴国是主持全面工作的，石兴国具备召集会议、布置工作的能力和基本素质。
4．田东是北航红旗的公开发起人、按照田东的影响，完全可以担任北航红旗院勤务员之一。但在三系选举两人进院总勤务站时，田东表示自己不愿意当头头。这样，三系选韩爱晶与何金国参加北航红旗院总勤务站。但有时搞重大活动时，田东也常参加重要讨论。
5．侯玉山也不是第一批院勤务员，四系院勤务员是杜小慧和杜玉荣。后来杜小慧对运动有看法，她向我举荐侯玉山，经过改选，侯玉山才进入院总勤务站。
6．当时，井岗山也不是第一批院勤务员。九系选进院总勤务站的是杜琏和黄铭钧。而井岗山当时是北航红旗延安游击队队长。
戴维堤同学还写文章说：“自从我‘自我罢官’把一把手让给韩爱晶后，我当起了小小老百姓——普通红旗战士，”这个说法同样是自我吹嘘，实在太不自重。
戴维堤同学说什么“自我罢官”？真荒唐！当时，北航红旗正处在最艰难日子，正在进行二十八天二十八夜斗争，戴维堤同学动摇迷茫，临阵避险。在斗争火线上贴出一张告示，表白说：辞职也能干革命。实际无人在乎其退出，只能成为笑柄。北航红旗翻身后，又进行巴黎公社式改选，他连基层勤务员都没当上。北航红旗是大民主选举，岂是戴维堤同学自吹的让出一把手，他凭什么有权指定谁当一把手？何况他本来也不是一把手。
直到1966年10月4日，我们北航红旗翻身了，又搞了一次普选，才产生五个常委:韩爱晶、井岗山（现名：井然)、田东、仇北秦、杜玉荣。这时才明确我为一把手。石兴国虽然没担任常委，但一直担任院勤务员，同时担任五系勤务站一把手。
北航红旗决定重大问题都要召开大会、小会、包括全体战士会，凡事少数服从多数。之后还进行过几次改选。我作为北航红旗主要负责人，在复杂的斗争中，因自身素质跟不上要求，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某些成员干扰，左倾盲从，出了不少问题。使北航红旗做了一些错事、傻事。这是后来的事。我辜负了历史重托，愧对北航红旗的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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