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永成，字器之（1882—1955），湖南隆回罗洪乡人，著名学者邹汉勋之孙，中国同盟会会员。邹永成出身于书香门第，但他从小只爱剑术喜兵书。十四岁父亲去世后，他便离家远游，交结周叔川、陈天华等革命志士。1903年到武汉伯父邹代钧的舆地学社打工，更加广泛结纳天下豪杰，专门从事革命活动。1905年在桂林蔡锷的随营学堂当学生，与黄兴、谭人凤、蔡锷等人发起筹建中国联盟会，后加入中国同盟会。邹永成在辛亥革命中的特点和贡献，就是慷慨解囊，舍私为公，千方百计为革命筹资。他在武汉舆地学社做工期间，就以自己的工资周济贫穷的同志，大家都把他当战国时期的孟尝君看待。 1908年伯父邹代钧去世，正值辛亥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邹永成逃往日本入明治大学学习。鉴于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南方起义多次失败，邹永成与宋教仁、谭人凤等商议，将革命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 他们雄心勃勃，从战略上来看，在长江流域发难，可四方辐射，直逼中原。但是“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一日无粮千兵散”这又让他们伤透了脑筋。
孙中山为中国革命想尽了办法，辛辛苦苦，周游世界，在华侨中筹集了一些资金，但已在多次举动中消耗殆尽。
邹永成宁要革命，不要家财。他毅然将祖传100多石租的契子抵押给祖伯，得2000元，在宝庆河街岭开了一家店做联络机关。
这点钱远远不够用，邹永成便与谭二式商量，物色一个会党朋友到族伯家去盗取宋朝遗留下来的传家宝——王羲之墨迹《兰亭序》。可是连去三次未曾盗着。
有人对邹永成说，南洋印刷局谢祝轩翻印了舆地学社的地图，赚了很多钱，他堂兄要去告谢祝轩的状。邹永成悉信，觉得有机可乘，便谎称是自己翻印，要堂兄莫告状。结果，谢祝轩给了他1000元，邹永成便带了这笔钱，与谢价僧赴武汉活动。
在当时炽热的武汉革命中心，这点钱仍然是杯水车薪，远不济用。革命同志一天只能喝上两碗照得见人影的稀粥，出外的衣服得轮流使用，其他开支更是捉襟见肘。如此下去，革命何以开展? 邹永成记得，蕲州三角山庵堂里有个金菩萨，若能弄到手，可换一笔钱充革命经费。一天夜晚下着大雨，邹永成与焦达峰、孙武等人赶到佛寺，趁着雨声掩护，掘墙入寺，将金菩萨抬了下来，但这尊金菩萨很重，五六个人也难以抬走，他们便想捶碎分运，捶了很久，才捶下一小块。响声惊醒了寺里和尚，一帮人手持棍棒，吆喝着向他们扑来。他们仓皇逃跑连行李都没来得及带。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邹永成竟想盗取伯母的金条。他要孙武找人配了麻醉药，放入自己买的一瓶上等葡萄酒内，携酒对伯母说：“侄儿明天要到日本去，特来向伯母告辞。”伯母对他热情备至，很快就炒了菜肴，同他一起喝酒。但是，酒喝完了，伯母只说：“这酒不好，有点上头。”并未昏倒。原来是闷药配得不好，效力不大。
其伯母的小儿子邹安众见堂兄出来，就挎上书包追喊：“大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到汉口看戏？”这话被在门外接应的孙武听见，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忙问邹永成：“你弟弟在哪个学校读书。”邹永成说：“在黄鹤楼小学堂。”孙武大喜，说：“黄鹤楼小学的校长张振武是共进会员，与邓玉麟很熟，你同邓玉麟去找张校长，就说要带你那小弟到汉口看戏，然后要你伯母拿钱赎人。”邹永成不得已便叫弟弟邹永干与邓玉麟一起去找张校长，把堂弟邹安众骗出学堂，说是到汉口去看戏，将堂弟藏在日本租界旅馆。第二天，伯母不见儿子回来，就派四叔去向邹永成要人。邹永成提出要一笔大钱方可放人。经四叔从中反复调停，最后伯母无可奈何地交出800元，并对邹永成终生怀怨。
邹永成又卖掉了祖传的家藏图书，典当衣物首饰等家产，并多方向亲友筹集资金，全部用于革命活动。
武昌起义爆发后，邹永成参与了光复长沙及宝庆、新化的组织工作。在这革命的紧急关头，急需经费。他别无办法，又打起岳父的主意来，其岳父罗伯夷在劝学所掌管金柜，他找岳父要钱。岳父说：“我没有。”邹永成指着金柜道：“您把金柜开开我看看。”岳父说：“那是公家的钱。”邹永成说：“不管是哪家的钱，我都要，以后加息奉还。您今天不给，我立即把金柜砸烂。”岳父无奈，只好气喘吁吁拿出200大洋，双手颤抖着交给女婿。但这点钱离义军的巨大军费开支差额还很大，于是他凭借广泛的社会世交等关系，得到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鼎力支持，如曾子亿先生就出赀八百大洋。邹永成便以这些款项克充军饷等费，与邹价人、谢介僧、谭二式、张贯夫等领导人，率队伍光复了宝庆和新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