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高校从94年起有几个哲学系的青年教师开始组织人文讲座，计划请大师名家登台主讲他们所专长的领域或者感兴趣的话题，旨在增强学校的人文氛围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94年暑假前，创办者和我一起做了一次讲座，我猜他是想在请到大师名家之前测试一下学生的兴趣度。当时他住我们宿舍楼下，平时也不怎么讲话。有一天不知怎么聊起来了还聊得挺高兴的，他说他觉得我可以去给学生做讲座。 我连忙推辞说上课和做讲座可是两码事。估计他当时找不到别人做实验，使劲夸我有思想，我头脑一发热就答应了。后来发现其实他也不是很确定，特意安排他自己和我合讲一场，每人一小时。
当时我主要讲了大三时假期办培训班和打算利用暑假去深圳打工的事情，鼓励学生们利用假期多参与社会实践。结果反响不错，还有几个学生（包括一个研究生）事后打电话到我住的宿舍楼说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励，他们也想利用假期做点有意义的事情。现在大家觉得暑期实践是家常便饭，理所当然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可没那么常见和被人理解。还记得创办人讲的是他去西藏旅行的所见所闻，他提到在西藏遇到一位北大的女教师，一个人在西藏待了近两个月，很多时候是靠在路边搭顺风车深入西藏各地的。我对那位不知名的女教师充满了景仰之情，我知道自己绝对没胆量一个人去西藏。我当时认为藏族人野蛮彪悍，而且看起来脏兮兮的。(注，这是我当年的想法。我2003年一个人去了西藏，2018年又花了一点时间了解西藏的历史，对藏人有了不同的认识，这是后话。) 我认为傣族是一个温顺善良民族，再加上受小学那篇周总理和傣族人民过泼水节课文的影响，我要是有机会出去旅游就选择西双版纳。
现在仔细想来我去西双版纳的准确时间应该是1995年而不是1994年。上周开始写西双版纳之旅的时候是临时起意，没有仔细规划，没想到有那么多人愿意看，也没想到会写这么长。这两天我仔细梳理一些下一步可能写的题目时才意识到我把年份记错了一年。主要是我以为我是95年暑假辞职去的深圳，那么我应该是94年去的西双版纳，否则我就不可能有机会给学生们做西双版纳之旅的讲座。现在想起来我是95年9月底才去的深圳，讲座是九五年8月底做的。而且当时之所以在旅游时敢于“一掷千金”，也是因为我相信自己马上要去深圳“挣大钱”（和大学老师的工资相比）了。
95年暑假之前和创办人聊起我打算暑假一个人去西双版纳，创办人马上约我开学后给学生做一场讲座，并且说这次是我一个人的专场。我挺有顾虑，那时候人文讲座创办已经一年了，学校领导特别支持，当时真的请了好多名人专家做讲座，校内校外的都有，我一小小助教难登大雅之堂。创办人鼓励我说没问题，我就和他约好八月底刚开学的某一天，具体日期我早就忘了。因为好多嘉宾的时间需要协调，人文讲坛的讲座日程安排要提前很久确定。当时我拟定的标题是西双版纳之旅，副标题是“三千块钱买一种感觉”。想用副标题作为噱头吸引听众，认为三千块钱是一笔巨款，而我又不打算带相机出门，旅游归来剩下的只是一种感觉。
到了八月份初我其实有点犹豫了，毕竟一个人出门还是有点害怕，一切都是未知。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就连电话都不是很方便。但想到讲座日期和标题都定了，就还是上路了。从西双版纳回来后很快就到了约定好的讲座日期，讲座时间都是晚上七点到九点，如果提问多就会延长。我那时候也联系不上主办人，不确定到底还要不要讲座。由于心情紧张 （主要是觉得自己才疏学浅），前一天晚上就没睡好。讲座那天不停地到教学楼前去看有没有海报，心中暗暗希望讲座被取消。到了下午两点左右，海报终于贴出来了。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海报无比简陋，一张大白纸上用毛笔写着“西双版纳之旅”，下一行一个破折号后写着“三千块钱买一种感觉”，再下一行写着“主讲人：外语系青年女教师XX” ，好像还拙劣地画了棵椰子树代表热带风情。尘埃落定，我只好静下心来准备晚上的讲座。
七点差一刻我身着前面提到的那套黑色傣装走进阶梯教室，里面几乎座无虚席，而且还有人在陆续往里走。估计一来刚开学大家都没什么事儿，二来理工科学生也好奇外语系的青年女教师（那时候还不兴滥用美女这个词）到底用三千块钱买了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不过我们那时听人文讲座大多是要提前占座的，去晚了就没座位。记得我有一次我去晚了，一眼望去没看见空位，正在犹豫之际，主办人对学生们说哪位同学能给X老师让个座，过了一小会儿还真有个学生给我让了座。
学生们看见了我的奇装异服有些骚动，有人站起来踮着脚想看清楚我到底穿的啥。我走上讲台，扭头看了一眼黑板，上面还留着暑假前我们校长给大家讲古诗词时留下的字迹，他是工科院士。七点一到，我准时开讲，也没有提纲和讲稿。我详细讲述了我的旅行经历，其间加入大量的个人感受，充满了对人性的赞美。讲座期间气氛热烈，不时地有掌声和笑声，不知不觉中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接着我又安排了了一点提问时间，然后让他们看了大学生寄给我的那些照片，到快十点才结束。回宿舍的路上，一群女学生和我同行，有两个还紧紧地挽着我的手臂。我当时就知道并不是我的讲座有多好，而是那时候理工科大学生的精神生活有多贫乏和对外面的世界有多向往。现在回头看，我那时候虽然是他们的老师，其实也就比他们大几岁，和他们一样地未经世事。
第二天上午主办人过来找我说昨晚的讲座反应非常好，有的学生没听成，还有的学生想再听一边，他想请我再讲一场。他还告诉我一直非常关心人文讲座的退休老校长也表示有兴趣来听，他正在等老校长跟他确定时间，后来等到五点多才确认当晚再加一场讲座。我虽然已经不再紧张了，但因为不确定当晚听讲座的学生中有多少是已经听过一遍的，再加上老校长在座，我临时对讲的内容作了一些调整。后来主办人说我没有前晚讲得那么收放自如，不过也还不错。我记得老校长当时听得很认真。老校长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因为在学校发展时期所作的贡献在师生中仍享有盛誉。讲座完后好多学生围上来请校长签名留念，顺便也让我给他们签名。我再三推辞，倒不是因为谦虚，而是俺的字写得实在比小学生还不如 （我爸爸的原话）。在他们一再坚持下，我只好开始签名。老校长一看就明白我为什么不愿意签名了，安慰我说没关系，以后专门练一下签名就可以了，把字练好很难，但把签名练好容易。
讲座完成后，我开始办理辞职手续和准备南下深圳。老校长后来还约我座谈，认真聆听我离开学校的原因，并鼓励我去体验不同的生活。临行前主办人过来给我送讲座时他拍的的照片，并希望我能将讲座整理成文，他打算出一本人文讲座集。我当时说等我有空就写好了寄给他，没想到这一拖就是二十多年。九月底，我带着我妈妈给我的一千块钱登上了前往深圳求职的火车。
谨以此文纪念文中提到的所有人，遥祝他们一切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