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5月，我们工厂的保卫干事对我说，有一个外调任务你跟我一起去吧。
我心里觉得奇怪，当时我已经“以工代干”，主要是负责写工厂每月一次的简报，用铁笔蜡纸油印发到各车间班组，写“评法批儒”的文章交到上面去，以及画些墙报，写写标语之类的，这种外调的事情我这个非党员是从来没有份儿的。
保卫干事看出我的困惑，说不太远，就在海淀区，去了你就知道了。
去了以后才知道，要见的就是我的中学同学Z某。我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个同学，觉得他就是个没有学问的小痞子。对方的保卫干部让他老实交待，反动诗词是从哪里抄来的，为邓小平鸣冤叫屈的那些话是听谁说的。看来人家也知道这个文化水平很低的小痞子没有水平自己编出这些东西。
他认出了我，但我们并没有打招呼。他说诗词是从L某那里抄来的，为邓小平鸣冤叫屈的话也是听L某说的。这个L某就是我以前写过的那个羊剪绒帽子被总政大院的子弟抢走的那个，而在此时他是我的同事，我们同时分配到了这个工厂。Z和L两个人虽然明显属于不同阶层，但家离得很近，差不多斜对门。我当时就想，你就说是从天安门广场抄来的，听来的不行吗？为什么非要把L扯进来？也许他是要“立功赎罪”？
我们厂的保卫干事问他是哪天在什么地方抄写的诗词，听到的话，他说记不太清了，大概是某天到某天这一段时间。外调就这样结束了。
回来的路上我们骑着自行车，保卫干事问我，跟Z熟不熟。我说是同学，但是不熟，甚至不知道他和L有交情。
当天晚上我在痛苦地思考着该做什么？第二天保卫干事大概就要找L谈话了。我和L不是朋友，甚至很少说话，因为我和高干子弟完全不是一路人，互相之间都看不起。但是对当时政治局势的不满和年轻人的热血，我觉得该帮L一把。我骑车到了我的哥们H家。H也是以工代干，父亲是会计母亲是家庭妇女的他居然自己把《资本论》给啃下来了，主要的工作是辅导工人学习马列著作。我对H说了当天发生的事情，让他去转告L。
这里有个重要背景，清明前夕工厂的书记知道青工做了花圈在厂门口守着不让送，我设计引开了书记，H开着小东风把花圈送去了广场。我丝毫不担心他会出卖我。
H立刻出发去L家，他们两个关系一般，但比我和L关系略好一些。
转告L的目的是让他做好准备，想办法把责任推出去，不承认散布反动言论。
H告诉我L非常感动，但一直到10月我们才在一起开怀畅饮。
上次已经说了，后来我们三个都上了大学，但L不幸成了最早的一批因腐败下狱的干部之一，H最后做到一个千人左右公司的总经理。最神奇的是Z某，不知怎么和一位东南亚国家的大老板的女儿喜结良缘，很快地变成了“外国人”以资本家的身份到中国投资。
很多年后我突然想，也许保卫干事是故意让我去参加外调，并猜到我会向老同学透露消息。城府很深的他知道L的家庭背景是很不好惹的。
不管是什么原因，最后这次外调没有什么结果，反动诗词和反动言论都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