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属实

我老家在鲁西北。计划生育的残酷我也耳闻目睹。开始搞计划生育，应该是75年左右，最初只是提倡育龄妇女带节育环。我母亲当时是村妇女主任分管这项工作，主要对象是已经生了三四个孩子的育龄妇女。这项工作也不难，大多数节育对象没有阻力，她们家里也比较支持，因为孩子太多了农村家庭养起来也有困难。当然生儿子的观念还是比较重。一个家庭总是盼望有儿子传宗接代，这也是历史观念，一位母亲生不出儿子，家里村里都有些抬不起头来，说话也没有底气。所以除了还没有儿子的家庭照常生以外，大多数家庭的节育工作都比较顺利，上面的指标卡得不死，也没有具体惩罚。

1980年左右开始搞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一对夫妇只能一个孩子，没有商量，上节育环不够了，必须结扎，不光有生育指标，还有结扎指标，县镇村一级级落实。我母亲过世了，我还在上中学，目睹了这一政策的残酷。这项国策根本没有考虑到广大农村的实际情况与贫苦老百姓的承受程度。农民受户口限制，哪里也去不了，需要种地来养活。土地是按人头分的，有几口人就有几口人的地。结婚后人头都跟男方走。闺女结婚出嫁了，户口到了男方，男方多了一口人而添地，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地少了，生活源头也相应小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农村养老的十分不重视。在人民公社时期，村里还能从大局出发，逢年过节给五保户或鳏寡孤独家庭们一些额外的补贴或照顾。实行了承包制分田到户，各人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集体可以支配的经济能力变得十分有限，这些困难户很少有人再过问。即使是有个女儿，嫁到了邻村或外地，交通也不方便，孝顺的女儿也不可能天天跑回来伺候老人。我们村有一对老人，没有儿女，老头瘫痪在炕上，老太太还能走动一点点做做饭喂喂丈夫。老头吃喝拉撒睡都在炕上，老太太手脚也不便，就把老头拉出的屎往旁边扒拉扒拉了事。后来老头去世时，满身的褥疮，旁边还堆起了一个不小的人粪堆，屋子里臭气熏天，外人进去连喘口气都觉得困难。如果有个后代在眼前，无论如何不会落到此等田地。只生女儿的家庭们，对老无所养的境况十分担忧，所以农村对一孩政策的阻力非常大。

遇到了明显的阻力，政府基本上还是演袭长久以来的强迫手段。县乡镇领导领头主管，定下死指标，一级级往下压，以撤职查办做威胁。年轻夫妇结婚后，生孩子需要指标，需要先批准，生下头胎后就开始动员年轻的育龄妇女结扎。对响应政策者提出表彰甚至奖励，对“落后分子”开始是做思想动员工作，做不通就采取强制措施。乡镇村干部里面不乏作风粗暴者，有些甚至是当地的恶霸。所谓的思想工作也就是连恐带吓，甚至骂街。对不听召唤不想结扎的妇女，就组织年轻力壮者像逮小鸡一样往拖拉机上扔往医院里拉。有些育龄妇女东藏西躲变成了超生游击队员，乡镇就组织人扒房拆屋抢家具毁庄稼。对于违规怀孕的妇女，不管是怀孕几个月（即便是接近预产期），也要拉到医院强制流产。村前村后，宣传计划生育的白粉标语到处都是，我还能记住的两条：”引下来，流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

在八十年代初期，计划生育，交公粮，拉民夫是山东农村工作的三大难点。计划生育政策十分不得人心，一孩政策在鲁西北也就强制执行了三到五年，后来开始有些松动，执行者睁一眼闭一眼，变成让一些家庭生两个，再交些罚款了事。

现在再来看政府对当今甚至今后生育政策的讨论，真是令人唏嘘！想起了电影[芙蓉镇]里面姜文说的一句话：别再折腾老百姓了，他们够苦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