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对此有个评论:
“文革初期。造反派之所以起来造反,是因为他们批评干部却受到压制。解决强权国家中民众对政府和执政党的 批评和监督权,应该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但毛泽东没有从制度层面将这些权利法制化永久化。而刚进入主流话语的造反派们,更是没有对制度的呼唤意 识,当自己的权威遭到挑战,他们出手甚至比当初整他们的干部们更强硬和无情。
在这方面,“工总司”的造反派们更是早有端倪。他们对“赤卫队”,对“红工”,对“二兵团”等,都是道 不同就相砸,动不动就宣布对方是“非法组织”;他们对干部,对反对文革者动不动批斗。就这样,他们重复“走资派”曾经对待自己的方式,封死了从社会制度或 社会关系层面进行哪怕是作些许改变的可能,文革彻底进入死胡同。而他们直到最后被真正“秋后算账”,也许还没有对自己当初与“走资派”同样专横的行为有所 醒悟。
但是,即使他们中有人尝试,也不会被允许。事实上,不久红卫兵中异端思潮纷涌,都是试图对中国政治和政 体作进一步讨论探索,但无一例外都被批判镇压。
这是造反派的必然悲剧,更是文革的必然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