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使然，我一直留意在改革开放前，政府把城里人的生活方方面面掌控得滴水不漏的日子里，有没有能逃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坚持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人。这些年来，我认识的人里面只有郑先生可以做到。
我90年代才亲眼见到郑先生，但自小我妈妈就常提到他。他是妈妈的琴友。50年代的私人音乐老师每年都举行学生汇报演出音乐会， 而且不是在家里面叫来学生家长每个学生弹一首，而是非常正式地租用礼堂，台上还一溜排着学生家长送的花篮。这种传统在我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琴的时候已经不复存在了，一直到我们下一代学琴的时候才得以恢复。 郑先生拉小提琴，当时师从马思聪先生的高足，妈妈的老师也城里一流的钢琴老师，所以双方学生开演奏会的时候都时有合作。妈妈和郑先生都是当时两位老师手下学的程度最高的学生，节目都安排用来压轴。妈妈当郑先生的伴奏， 曲目是安达露萨浪漫曲。
郑先生父亲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他跟他哥哥都学小提琴。他酷爱音乐， 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 开始拉琴为生。 妈妈提前郑先生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他够狂。 他曾报考过中央音乐学院，音院的老师告诉他不会录取他，但可以把他介绍到中南音专，郑先生反问，你打算介绍我去那里当老师吗？
另一件事是妈妈说他用行动启发了她下定决心换老师。 有一段时间妈妈跟郑先生面临者同一个问题，对曾经的老师不满，觉得从老师那里再也学不到新的东西。妈妈的老师上课只给她布置作业，从不示奏，更要命的是她交游广阔，上课的时候经常跟到访者聊天，根本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妈妈弹。 妈妈觉得这样下去等于浪费家里帮她付的学费，但家长又不是搞音乐的，没办法给她具体的帮助。 妈妈告诉了郑先生她的苦恼。郑先生说老师不行，当然得换。 不久就真的另择良师。 妈妈当时看中了她曾经的师姐， 觉得她弹琴能感动她，而且做事认真，对学生要求也出了名的。师姐提出如果妈妈能说服老师放人，她就收下妈妈这个学生，毕竟她要避嫌不是自己挖墙脚。妈妈最后真的如愿以偿。
90年代末陪妈妈去香港，终于见到了这位闻名已久的郑先生。他把自己收拾的干净利索， 风度翩翩， 很有艺术家气质。 他告诉我们离开学校之后就一直以教琴为生， 50年代末出来社会，不像文革的时候毕业都要弄到农村去，最多说你不服从分配，当无业游民，还不至于把城市户口取消。我问他，记得小时候去一位阿姨家窜门，她让我听她珍藏的黄河大合唱唱片，都需要把窗关上，把所有的窗帘放下，还要把音量调到刚好能听到。你在家里面教小提琴，没人找你的麻烦吗？他说我对那个街道主任说，我是纯粹的无产阶级， 不信你去查我的银行户口，一分钱都没有。 学费他只收实物，今天这个学生带来几个罐头，明天那个带来一只鸡。至于生源也非常稳定，别看那个时候社会动荡，但想学小提琴的人比想象的多，有黑五类的子弟，也有造反派的子弟，都希望学得一技之长，最好螚留城，考上文工团，就算是去了工厂，街道，甚至农村，也希望凭这本事加入各种宣传队，干轻松一点的活。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因为确实热爱音乐，又喜欢琢磨，郑先生的教学水准可与专业的老师媲美。学生里就有人当上电影乐团首席的。 只是在一般人眼里他不是拿的铁饭碗，婚姻有点蹉跎，40岁才有孩子。后来移居香港，继续以教琴为生，有很多学生找他。因为老来得子，非常宝贝，教儿子拉琴的时候别说打了，骂都舍不得。他细心培养，为了决定用哪个手指弹某个音，会考虑整整一个晚上。 他儿子后来也考上了茱莉亚音乐学院。
郑先生当年的选择看似冒险，但让他一直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也躲过了五花八门的政治运动，文革的时候所有的搞艺术的专业老师都一个不拉的下放到茶场去了，对别人的冲击对郑先生来说却是个机会， 因为除了他，就很难找到别人教小提琴了。 就算文革后下放回来，很多老师都成了惊弓之鸟，不是知根知底的人轻易不收别人当学生。而郑先生反而没那么多顾忌，有教无类。不过像郑先生那样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要有实力，毅力还有运气， 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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