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年代的清醒者张恺帆之蒙冤往事
[导读]张恺帆是无为县人，时为安徽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是安徽省第三号政治人物，权倾一时。庐山会议后，他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了安徽省的“小彭德怀”，而受牵连的达28741人。
彭德怀(前右)1958年上半年到安徽视察，陪同者恰好是张恺帆(前中)。故有人认为彭德怀庐山会议致信毛泽东的材料是张恺帆提供的。张新元供图韩福东翻拍
张恺帆
“大跃进”期间，安徽城市居民送肥下乡支援农业。董青摄合肥市档案馆提供
张新元跟在保姆身后，蹦蹦跳跳跑去食堂打饭。那些住在自家楼下的乡下人，和保姆抬个大桶，装了满满的稀饭回来吃。
这个细节停留在张新元的脑海里，成为他对大饥荒年代的经典记忆。时间进入1959年，他刚好十周岁，在安徽省政府的宿舍区，有很多2层高的楼房，他的父亲张恺帆和其他三家省领导住在其中一栋楼房内，每家独立单元。张新元与父母住在楼上，那些来自安徽省无为县乡下的亲友就住在楼下。“家里住满了人，父亲不嫌弃这些农民。”张新元不知道自己家里到底住过多少人，只记得一大桶的稀饭都会被吃得精光。（注1）
张恺帆（1908年12月18日-1991年10月29日）是无为县人，时为安徽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是安徽省第三号政治人物，权倾一时。他能给这些乡下的亲友提供庇护。1959年，饥饿已经在安徽省内流行，浮肿病到处可见。张新元记忆中的另一片段是，有人给他父亲下跪。“这个男人跪下求我父亲，具体因为什么我记不清了。可能是因为没饭吃。”张新元对南都记者说，他当时正读小学，在课堂教育中学习到的都是旧社会的农民向地主老财下跪，“怎么现在有人向我父亲下跪？我父亲又没逼租，也不是坏人。新中国怎么这样？这不符合我从小受的教育，所以这个画面印象很深。”
当饥饿的农民凭借关系，在张恺帆家里谋得一口饭吃时，中共中央已经意识到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部分问题。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中央领导全党做了许多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注2）“纠左”运动，也贯彻到安徽。在庐山会议召开后，张恺帆前往老家无为县，宣告停办公共食堂，并处分了一些干部。他在无为县观政潮广场上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说，“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不劳而获，剥削别人。请问社员搞点小块土地，养几只鸡生几个蛋卖卖，这是剥削了哪个？我们是领导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走共同贫穷的道路。”“这样搞下去，人家要革我们的命了。”此时，无为县和整个安徽境内，已经大面积死人。“惨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得不深，没有劲挖，天又热，沿途常闻到腐尸的味道。”张恺帆晚年回忆他1959年7月在无为县的见闻时说。（注3）
张恺帆没有想到的是，以“纠左”为目的的庐山会议，中途改变方向。彭德怀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在庐山受到批判，全国范围内由是开始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张恺帆很快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安徽省委主要领导称其“大闹无为20天”。他被批斗、下放农村，还遭秘密关押审问207天。（注4）他成了安徽省的“小彭德怀”。受此案牵连，无为县、社、队干部被批斗处理的有28741人（注5）。“我们家族死了20多人，包括我的亲二叔，我之前只知道他死了，后来二叔的外孙告诉我，他是被抓到牢里死去的。”张新元说。
对张恺帆的平反发生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安徽省委也进行了改组。全国范围内的甄别平反工作始于1961年6月，但在七千人大会后加速，“到1962年8月，全国有600多万干部、党员包括受到错误处理的群众得到平反。这是当时进行的所有甄别平反工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项成果。”（注6）而张恺帆，是所有这些平反案件中，牵涉级别最高的干部之一。平反后，张恺帆恢复党内外一切职务，“文革”结束后，曾出任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1985年离休。
上篇：“歌声笑声四起”？
“天蒙蒙亮，星星还闪着兰（蓝）光，起床的哨声响了，清脆的声音在晨空荡洋（漾）。拿起车拐，扛起锄头，一个个神来焕发，像湖水涌出了村庄。向着碧绿的田野，向着无际的棉岗，歌声笑声四起，随着晨风飞向远方。披着闪亮的晨星，迎着清凉的晓风，踏着露珠晶莹的小径，我们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劳动。”
这是1959年7月4日《无为日报》上刊发的一首小诗《新的一天》，作者署名赵同津。诗中描述的是当地农民晨起集体劳动的情形。“星星还闪着兰（蓝）光，起床的哨声响了”应符实况，农民们拿着农具“像湖水涌出了村庄”也大体不差，只是“一个个神来焕发”、“歌声笑声四起”则与现实相去甚远。此时，和全国其他县市一样，无为县正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同日的《无为日报》称，两天前，该县宣传口各单位，“正集中全力，乘胜前进，大开、突开空、荒地，广种蔬菜，他们提出：快种、多种、种好、勤管理，保证在本月十五日做到蔬菜自给。”（注7）
“蔬菜自给”话语背后，暴露了一个秘密：“1958年无为全县粮食实产7亿斤，上报为10亿斤；1959年实产4.5亿斤，上报为9亿斤。虚报的总产只得在社队亩产上浮夸，在粮库里做夸大了的假账，在减少社员的口粮供应上下工夫，大搞所谓‘低标准，瓜菜代’。”（注8）因饥饿，无为县农村人口开始大量死亡。按官方统计，1959年无为县人口死亡率约10%，其中绝大多数为非正常死亡。（注9）
张恺帆正是在7月4日这一天前往无为县调查，开始所谓“大闹无为20天”的历程。无为县陡沟区张家墩是张恺帆的出生地，他出生时，父亲是小地主，拥有土地200余亩，一半佃出，一半雇工耕种。1928年4月，张恺帆20岁，加入中共。1933年10月至1937年8月，他曾被捕入狱，度过3年零10个月铁窗生涯。1952年安徽省建制后，张恺帆任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1956年7月，中共安徽省第一次委员会全体会议选其为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在15名省委常委中，张恺帆的排名仅在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安徽省省长黄岩、安徽省委副书记李世农之后。1957年底，李世农因反对用专政手段解决群众闹事事件而受到批斗，后划为右派。在反右运动中，安徽全省党内外人士划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3万人。（注10）李世农倒台后，张恺帆成为安徽省内第三号人物。“我父亲后来讲，人无完人，有功劳也有错，要承认错误。反右运动时，他是书记处书记，也错误地批判过李世农，应该道歉。这一点（勇于道歉）我觉得他是不错的。张劲夫（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说他不是当官的料。”张新元说。（注11）
反右派运动造成的一个后果是，真话变得稀缺，很多人为了自保而噤声，另有人迎合领导意图，大肆浮夸与造假。1958年下半年，《安徽文化报》也接到很多来信与来稿，宣称亩产万斤。安徽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出版处处长兼《安徽文化部》总编辑方一清原本支持“大跃进”，但这时他发现问题了。“都是浮夸，上上下下异口同声。这不是开玩笑么？我是农村出来的种田人，从几岁开始一直种到18岁。我对农村熟悉，我不相信。在开编辑会的时候，我说：亩产几万斤？知不知道一亩地面积到底有多大？不可能的啊。编辑部好多人不熟悉农业，但也觉得我说得有道理。我们报纸侧重文化，不怎么登这类报道。但《安徽日报》登了，小女孩坐在高产的水稻秧苗上。我说这是胡搞嘛，上面应该了解一下，不能相信。但结果《人民日报》也登了，都吹了起来。”（注12）
方一清1921年生于无为县长堤乡（现福渡镇）方楼村，曾参加革命打游击，任无为县第一副县长。1959年，他并未回无为县调查，但“那里的一草一木我都熟悉。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了，春节的日子不能过的。我有亲戚到城里来说，食堂已经没粮了，吃草，饿死了很多人。”此时，中央正在贯彻“纠左”方针，方一清没有公开发表文章，只是就饿死人的现象向安徽省文化厅党组提出了建议———他当时没有想到这会成为自己的“罪状”。
这一年的春节，张恺帆也没闲着。他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建议，省委负责同志在人民公社成立后第一个春节“到下面去，与民同乐”。他后来解释这样提议主要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饭吃，又没有人敢说”，他希望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亲自下去看看，了解实情。那时，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委都要兼任一个县的县委书记，曾希圣兼肥东县，张恺帆兼巢县。张恺帆在这年除夕去了巢县，“到旗鼓公社和公社干部一起吃年夜饭，公社干部想尽办法，到处奔走，才弄到四菜一汤，有一点肉，一点小毛鱼，鸡都没有。酒呢，是山芋干酒。旧社会再穷，过年也有大几样菜啊。由此可见浮夸风造成后果的严重。”（注13）
当时，全国上下正在进行“反瞒产私分”运动，认为农民私藏粮食，干部带人去农民家到处搜查。张恺帆说，他向省委作了汇报，表示农民真的在挨饿。但曾希圣坚持认为，张恺帆受到蒙骗，此前另一位省委常委桂林栖写了一篇《揭开粮食的秘密》，作为文件下发，内称在桐城查出一两亿斤农民私分的粮食。
农村的粮食不断被征收上去，开始有很多乡下人前来向张恺帆反映情况。“特别是无为，来的大多数是拄拐杖的浮肿病人，有的一进门就喊‘救命’，还有我的亲戚，来了就躺在我的家中，不肯走了。惨状触目惊心，忍无可忍。我决心再到巢县、无为乡下做些调查。许多好心人劝我：”不要下去吧。下去也没有用，讨批评，何必呢？‘我说：“怕什么呢？共产党不能不关心群众疾苦。’”（注14）
张恺帆只在巢县做了短暂逗留，就去了无为县。7月4日至23日，他在这里掀起了一场风暴。
中篇：“大闹无为20天”
1959年7月4日，张恺帆在巢县发现情况比春节时严重，公共食堂一概是清水煮青菜、萝卜叶子。刚从无为县赶来的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杰说，无为的情况更为严重。他们于是来到了无为。“第一镇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注15）
很多人向张恺帆下跪求救。他们说，“我们还不如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稻、麦而非米、面），能发到我们手里也好。发给食堂，层层克扣，我们就一点见不到了。”“食堂不能再办了。”“张省长，把自留地还给我们，我们也度度命。”张恺帆印象深刻的是石涧区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农民家里，第一个饿死的，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注16）
张恺帆晚年回忆，当晚，在无为县城，县委书记姚奎甲在向张恺帆汇报时，仍坚称1958年全县共收粮食13亿斤，上交7亿斤，现在农民每人每天可得4两原粮，全县浮肿病人不过万把人，“浮肿的人都是好吃懒做，不做事当然没有饭吃。”但第二天，他从无为县粮食局长处获知，县里有两本账，一本7亿斤，另一本13亿斤。前者准确。他知道县委书记在说谎。（注17）
不过，7月7日张恺帆在无为县五级干部会议上作长篇讲话时，还是首先表示：“对1958年的成绩和今年午季丰收的成绩是不能动摇的”。“特别是去年那样大的旱情，我们还取得了很大丰收，全县粮食总产在十一二亿左右，超过以往任何一年。今年午季产量也不低，比去年有了很大的增产。”（注18）
张恺帆在将“我们的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一笔带过之后，着重讲的是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也存在缺点……主要是在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同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群众生活，也就是没有把群众生活安排好。”他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提法并不科学：“肚子”比“面子”重要；现在问题非常严重，“病人很多。特别是浮肿病很多、粗腿很多，妇女子宫下垂很多，闭经的很多。我们到了许多村子都看到床上睡着病人，每个村子都有。病人为什么这样多？57年、58年有这样多么？很显然，与我们不关心群众生活是分不开的，如果谁说这与生活没有关系，那要检查这个同志的群众观点。机关里也没有，我也没有，省里没有，县委会我看也没有，关起门来说亮话，就是生活没有搞好，没营养，再加上去年大跃进劳动过度所造成的。现在有许多人骨瘦如柴，争（睁）眼看不到这个事实是不对的。”（注19）
张恺帆并没有说出已经大规模饿死人的事实，他甚至没有直接提及饿死人。（注20）但他不断提及干部的工作作风蛮横，曾逼死社员：“群众现在对我们意见很多，我讲今天到会的干部，当然大多数是好的，但也有一部分人，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动辄就是打骂，不给饭吃，有的作风坏到这样程度：”吃干饭上前（怕被人吃完了），吃稀饭上后（前面稀些后面稠些）‘，群众意见很大。我们讲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干部，应该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可是他们这样还嫌不够。有的白天吃三餐，晚上还要吃夜餐，我亲自在黄汰城看见两个人在食堂里吃两碗很厚的面疙瘩，油倒得像浓茶，原来这两个人都是干部，群众揭发他们不仅好吃，而且经常打人，有一个是生产队长，还逼死一个社员。“”浮肿病人吃的红糖、黄豆，有些干部还从中卡油，据说有个地方发了几十斤红糖被几个医生全部分掉。这些人要加倍处分，他们在’死人手中抓饭吃‘，不处分怎么得了！“
张恺帆还说，中央指示，死人要深埋，上面竖碑，栽几棵树，一个公社可以搞几个公墓区。现在无为县乱挖人家坟墓的行为脱离了群众。他打算在无为县蹲上几个月不走，对发现的克扣粮食行为一定依法纪严处。在这次讲话行将结束时，张恺帆宣布了三项纪律：不准打人、骂人、捆人；不准克扣口粮标准；不准营私舞弊（包括贪污腐化在内）。（注21）
干部“工作作风问题”是张恺帆批评的重点，在接下来几天的讲话中一再提及。1959年7月22日，张恺帆在无为的一次会议上说，“基层干部动辄打人，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比较普遍，从上到下，几乎都有。我们有个县委委员，名叫赖风旭，在三官殿打人，同时我昨天还接到一封来信，说他老婆在那里吃喝嫖赌，样样都来，赖在养殖场里，据说问题很多。宗发有个基层干部，打了44人，其中因打致死的贫农五人。打了之后还扣人家伙食，同时，打人的时候，又不准人拉，谁要拉他就打谁。有个人被打致死，他的家属到大队要2块钱买官（棺）材都没有要到。他打的人，从七岁到63岁，老少都有。曾经一早上打碎人家六口锅。这个人现在逮捕了，可是有些人还在顾虑，他是曾政委的警卫员，整他他要告状。曾政委难道会庇护在他面前工作过的人吗？你们把省委首长看得这样简单。我们在处理干部的时候是要保护干部的积极性，但是，是否违法乱纪，致成人命，严重的破坏党的政治影响的人，也要保护他的积极性呢？如果这样搞，那就要损害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注22）
这里所提到的曾政委，即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按照一个半月后无为县的汇报材料，张恺帆在无为县共处分15名干部，此外还“骂了九人”。（注23）在无为县，张恺帆提出著名的“三还原两开放”：吃饭还原（解散食堂）、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开放水面，开放自由市场。他晚年回忆说，在7月7日讲话之前，他在无为县西乡、东乡、南乡考察了二三十个公社，回到县城后即决定给安徽省委写报告，同时停办食堂。稍晚，正在安徽庐江县调研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也被张恺帆叫到无为，张恺帆希望桂能与他一同反映无为的现状。“我知道，这种时候，我一个人反映，曾希圣同志肯定是不会相信的。”
此时，张恺帆已将无为县200万斤粮食装上船，准备完成省委要求的征购任务。“王光宇同志一天几次电话向无为要粮食，张口就是几千万斤……他（桂林栖）把桌子一拍：”装上船也不行！卸下来！粮食一点也不准调出去！‘“张恺帆说，这之后，他打电话给安徽省候补书记、副省长陆学斌，希望他从省委宣传部派两个人过来。陆学斌派来了《安徽日报》的两名记者。张恺帆让他们写一份报告外加一份内参。”如果省里讲不通，就把内参送到中央去。不管有多大风险，我是决心要把实际情况反映上去的。“（注24）
只是，令他意外的是，正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改变了政策方向。他也因此受到牵连，与陆学斌一道被打成“妄图修改总路线”的“张陆联盟”。
下篇：扫地出门，批倒批臭
按张恺帆晚年的回忆。他在无为县调查时，安徽省委常委宋孟邻等人也来到无为，“对凡是我调查过的地方，他全都重新‘调查’一遍；凡是我说情况严重的地方，他都说不怎么样。他避着我召开地、县干部会议……宋孟邻当着我的面不敢讲什么，却背后放空气：”张某人肯定要犯错误了，他大闹无为二十天。‘后来我才知道，我在无为解散食堂，他们已经派高鸿（安徽省委常委）专程把我写的反映无为情况和意见的报告送到庐山给曾希圣、黄岩看了，说我’大闹无为二十天‘，’擅自强迫解散食堂‘。宋还背着我找白犁平（安徽省民政厅厅长）、夏云（安徽省政府办公厅主任）谈话，说：“张某人不看全局，专看阴暗面！’我再在无为蹲下去也没有意思了，就回到了合肥。”（注25）
回到合肥后，张恺帆发现，此前曾支持他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也改变了态度，认为“无为的情况还是可以的。”因为彭德怀1958年上半年来安徽时，陪同者恰好是张恺帆，故有人认为彭德怀庐山会议致信毛泽东的材料是张恺帆提供的。1959年8月4日，安徽省委专门就张恺帆案形成报告，送给庐山开会的曾希圣，后递交给毛泽东。8月10日，毛泽东做了批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安徽省省长黄岩提前从庐山回来，召集省委常委会议，张恺帆开始受到长达51天的批斗，被“扫地出门”。（注26）
“父亲要写检讨，不让回家。”张恺帆之子张新元说，父亲有时会带他出席批斗会，他对此有模糊的印象：在合肥稻香楼宾馆地下的会议室里，因天气炎热，而放置了一个堆满冰块的大木盆降温。现场人并不是很多，张恺帆写的检讨无法被通过，大家坐着批斗他。
有的批斗会则人数众多。庐山会议后，安徽省文化厅党组成员方一清参加了安徽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主会场在江淮大戏院，坐了1000多人，还有别的会场，一共有2000多人与会。大会开了几天时间，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接下来小会批斗张恺帆。”方一清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一次一两百人参加的批斗会场，张恺帆没有受到体罚，他坐在那里，既不反驳，也不检讨，只是沉默听那些批判话语。
方一清说，当时发言的人很多，以省委领导为主，他没有发言，同时意识到自己也可能在劫难逃。果然，他也很快因“反对大跃进，说放卫星是假的”、“配合张恺帆向党发动进攻，说人民公社饿死人”等罪状而被打成右倾分子。在被打倒之前，安徽省文化厅拟任方一清为单位内的反右倾办公室主任，方一清说他拒绝了。“我知道这个职位要说瞎话，我不愿斗人，就说自己思想跟不上，不够条件。”这后来也成为方一清的一条罪名，不仅辜负党组织的信任，而且牵涉到对庐山会议的态度。
无为县开始收集并汇报张恺帆的相关材料，内容包括张恺帆在无为期间的讲话、批示、调查报告、通话记录等，张恺帆会见过的人接受了调查，县委相关领导还专门就某些情况做了说明，包括张恺帆1957年在无为的讲话也被翻了出来。（注27）对张恺帆的批判并不局限在“三还原两开放”，包括他在巢县“站在地富立场，引起思想混乱”，以及保护反革命分子刘某的历史也被揭发出来。他讲过的一句话———干部两个保姆，以前资产阶级这样的也不多，同样被认为是反党言论。此外，另有材料举报他违反交规反要抓交通协管员及“大闹胜利旅社”辱骂服务员，不一而足。（注28）总之是要从各个层面将其批倒批臭。
1959年国庆前几天，张恺帆一家被下放到淮北劳动。这之后他还曾被秘密囚禁，调查解放前坐牢的经历，欲定其为“内奸”。（注29）张恺帆受到批斗后，安徽农村的境况每日愈下。无为县刚刚升起的希望又沉了下去。“我老家方楼村有100多人，饿死了一半。我家也死了不少人。他们也来求援过，我没办法。自己都吃不饱，一个月20多斤粮，乡下来人还要招待。”方一清说，他的岳母、内兄和解放前刚刚分家的叔叔都在死亡名单上。
做了三年右倾分子之后，张恺帆在1962年6月被宣布平反。依官方数据，在无为县大跃进人口最低谷的1960年，人口总数为662557人，而此前该县人口最多的年份是1957年———982979人。三年来，无为县人口减少了约32万人，大约是该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注30）而整个安徽省农村1961年较1958年共减少了449万人。（注31）
注释
注1：张新元2012年1月于安徽合肥接受南都记者专访。下同。
注2、6：《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注3、4、5：《张恺帆回忆录》张恺帆口述，宋霖记录整理，宋霖、刘思祥注释。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注7：《无为日报》1959年7月4日头版报道《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宣传口各单位干部积极开垦种菜》。
注8：《无为县志》126页，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注9：据《无为县志》，1959年无为县人口死亡人数为86278人，死亡率为9.747%.而在1957、1958年年，死亡率分别为0.913%和1.104%.
注10：参见《张恺帆回忆录》。
注11：在《张恺帆回忆录》中，有关于李世农“因为如实反映情况”而受批判的段落，但并未提及张恺帆参与批斗，也没有就此道歉。
注12：2012年1月，方一清在合肥家中接受南都记者专访。下同。
注13、14、15、16、17：《张恺帆回忆录》。
注18、19：《张恺帆同志在无为县五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无为县档案馆馆藏。《张恺帆回忆录》也收录该讲话，但个别地方有增删。譬如，删掉了“对1958年的成绩和今年午季丰收的成绩是不能动摇的”，在“全县粮食总产在十一二亿左右”前增加了一句“据县委汇报”。
注20：戴厚英在1992年3月《随笔》杂志发表的《恺老，您好》中说，“在那谎言无价，人命如草的‘大跃进’年月，安徽人民的状况只能用血泪书写……就在这个时候，张恺帆发出了一个真实的声音：百姓家里没粮了，他们已经饿死了。”事实是，张恺帆并未直言饿死人，这大概因为当时的氛围下，公开宣说饿死人仍是重大政治错误。
注21：1959年7月7日《张恺帆同志在无为县五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注22：《张省长在无为县公社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无为县档案馆馆藏。
注23：《张恺帆处分和骂干部情况》，1959年9月6日统计。无为县档案馆馆藏。
注24、25、26：《张恺帆回忆录》。
注27：见无为县档案馆档案《关于对反党分子张恺帆在无为进行反党罪行活动、检举有关材料及省委张陆联盟的会议》。
注28：参见合肥市档案馆相关档案。
注29：《张恺帆回忆录》。
注30：参见《无为县志》。无为县实际人口以1961年为最低，但因迁入人口多，故总数超过1960年。该统计数据也疑似造假，因为出生、死亡和迁入、迁出的人数，和总人数的增减并不吻合。
注31：见《当代中国的安徽》第602页附录二《安徽省综合统计表》之人口数，1958年年末安徽农村总人口为2997万人，1961年末为2548万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3月版。
◎1959年，张恺帆来到了无为，“第一镇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张恺帆印象深刻的是石涧区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农民家里，第一个饿死的，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
◎张恺帆回忆，在无为县城，县委书记姚奎甲在向张恺帆汇报时，仍坚称1958年全县共收粮食13亿斤，上交7亿斤，现在农民每人每天可得4两原粮，全县浮肿病人不过万把人，“浮肿的人都是好吃懒做，不做事当然没有饭吃。”但第二天，他从无为县粮食局长处获知，县里有两本账，一本7亿斤，另一本13亿斤。
◎在无为县，张恺帆提出著名的“三还原两开放”：吃饭还原（解散食堂）、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开放水面，开放自由市场。张恺帆还让《安徽日报》的两名记者写一份报告外加一份内参。“如果省里讲不通，就把内参送到中央去。不管有多大风险，我是决心要把实际情况反映上去的。”
◎彭德怀1958年上半年来安徽时，陪同者恰好是张恺帆，故有人认为彭德怀庐山会议致信毛泽东的材料是张恺帆提供的。1959年8月4日，安徽省委专门就张恺帆案形成报告，送到庐山。8月10日，毛泽东做了批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