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当年的粮票真是斤斤计较

算得很细。我的同学去市政公司修马路，拿的是最高的“壮工”粮食定量，每个月45斤。我们这个普通的工厂好像是42斤，如果顿顿在工厂吃是不够的，因为大家都是早上三两（一碗粥一个馒头或糖三角），中午晚上各六两（仨大馒头），吃得少的被认为偷懒没出力。

后来调到总厂“以工代干”去做文书类的工作，一下子定量就减到35斤，当时很失落，有减工资的感觉。

当时的控制计算就是这么严格，以工代干只是临时性的，也要减少粮食供应。

顺便说个笑话，哈佛张光直教授第一次回国参加考古工作的时候还有粮票，他和家人一起去小吃店吃早餐，一共消费六两。他给了一斤粮票只找给他四两，他急了，说你应该找我十两，一下子“暴露”了身份。

按张教授（幼年在北京生活）的回忆，老北京流行的不是煎饼油条而是大饼油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