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留美的,刚回国时在北大,参加了一些重大项目的科研。后来工科并入清华后,被剥夺了搞科研的权利。他一直抱怨,蒋校长只让我做教书匠。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参与科研。
他在政治上谨小慎微,但文革时才知道,他实际上是“帽子拿在手里”的内定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