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031：失踪的叛徒
——侦缉陈云点名的反革命分子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9年第03期
文：南佩珊
一、一位中西医兼看的大夫忽然失踪
1951年9月20日中午，上海市公安局提篮桥分局接到一位名叫辛静莲的居民的报案，称其丈夫昨日离家去上班后未归，经过一夜半天的寻找，未见影踪，也无音信，似已失踪。
接待辛静莲的民警小唐详细询问了情况，辛静莲向民警作了以下陈述——
辛静莲的丈夫名叫赵锦章，四十二岁，在提篮桥区公平路上开了一家私营性质的“和顺诊所”，中西医兼看，雇有一名护士。辛静莲和赵锦章结婚十七年，生育两女一子，其子年方六岁，系家里的掌上明珠。昨天是儿子的生日，赵锦章让妻子准备一些菜肴，说他会早些下班回家，一家人替儿子庆贺生日，他还答应会给儿子带回生日礼物——玩具汽车。
辛静莲按照丈夫的吩咐准备了一桌菜肴，还给儿子换上了一身新衣服。儿子从下午三点钟起就开始等候父亲回来，等着得到企盼已久的玩具小汽车。可是，一直等到平时下班的五点半左右，赵锦章还没回家。辛静莲最初还以为是碰到了意外情况，比如病人多，或者是有个别难缠的病人在看过病后觉得收费不公道、疗效有问题什么的，找上门讨说法，这样就会耗去许多时间，导致无法提早结束营业甚至不得不晚些下班。辛静莲尽管这样想着，但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于是就去弄堂口对面的“兴峰铁工厂”门房向门卫赔个笑脸，借用那里的电话机往“和顺诊所”打了个电话，想询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是，诊所那边的电话机光响回铃声而没有人接听。这样，辛静莲就想当然地认为丈夫已经离开诊所正在回家的路上，于是就回家去对儿子女儿说老爸快回来了，稍等即到。
赵锦章的诊所开在公平路上，家则住在提篮桥区和榆林区交界属于提篮桥区的霍山路尽头。赵锦章上下班是骑自行车的，这段路正常情况下大约二十分钟足够了。可是，辛静莲回家后足足等了半个小时，还没见丈夫回家。这样，她心里就犯了嘀咕，暗忖今天别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事儿吧？想着，辛静莲就觉得不放心，于是决定去诊所走一趟，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辛静莲匆匆赶到诊所门前，诊所却是铁将军把门。她定定神想，既然来了，就去找诊所的那个女护士施佩瑶，问问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丈夫为何既没有消息也不见人回来？
“和顺诊所”雇佣的护士施佩瑶，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她出生于上海滩的一个青帮头目的家庭，其父跟青帮大亨黄金荣同属青帮“通”字辈，据说黄金荣还得尊其一声“师兄”。想来是可以做出一番黑道事业来的，再不济弄些黄金白银贵重细软料是不成问题的，不料时运不济，在施佩瑶八岁那年就患伤寒而殁。帮会中人讲究江湖义气，尤其是做出了市面的更是要面子，黄金荣当时出面指定青帮中人专门替施家料理丧事。大殓那天，黄金荣还亲自到场。以黄金荣当时在上海滩的声望，他一出面，其他帮会头面人物自然也都来了。黄金荣就跟另一大亨杜月笙嘀咕了几句，杜月笙便登高一呼，当时就筹集得一笔款项专门用于将施家三个子女扶养成人。
施佩瑶就是靠着这笔款子读完了小学，又读了三年初中，然后进了英国教会所办的一所护士学校，两年后成了广慈医院的一名正式护士。广慈医院是当时上海滩最大最牛的医院，医务人员能在那里供职，在业界是能够引以为豪的。本来施佩瑶可以一直做下去，直到解放后也没有问题。但是，到了1948年7月，她手里却出了一桩医疗事故，由于上夜班时打瞌睡而导致一名老年病人呜呼哀哉。死者恰恰是当时驻军上海的“国军”少将的老太爷，于是施佩瑶的麻烦就来了。“国军”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奉命当即将其拘捕，一场官司是少不了要吃的了。但不到二十四小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施佩瑶被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辆军车载着送回了广慈医院，原来是黄金荣发话了。但是，广慈医院却容不下这样一个发生重大事故的护士，当天就把施佩瑶给开革了。
施佩瑶回家后，闲居了两个多月，一天逛街时路过公平路，看见那里有一家正要开张的私人诊所张贴出了“招聘护士一名”的告示，于是就去应聘。这家诊所正是赵锦章的“和顺诊所”，听说施佩瑶是广慈医院出来的，马上如获至宝似的把她收了下来。施佩瑶家住得离诊所不远，步行也不过十来分钟，她就乐呵呵地开始上班。
当下，辛静莲便去了施佩瑶家，询问丈夫的去向。施佩瑶告诉她，赵锦章是下午三点半左右离开诊所的。他说今天是他儿子的生日，他得提早回家。临走时，赵锦章交待了要施佩瑶办理的两桩接待病人的事儿，说办理完后她就可以下班了，不必等到平时正常的五点半下班时间。施佩瑶又说，赵锦章看来对儿子的生日是蛮重视的，前两天就在念叨了，今天中午还特地抽空去了趟百货公司买了一辆漂亮的玩具小汽车，说是送给儿子的生日礼物。下午三点半他离开诊所时，还到隔壁南货店去要了一张包装礼品的红纸封住了玩具盒子。
辛静莲听得明白，心里却是愈加糊涂了，怎么也想不通丈夫离开诊所后为何不回家而到现在还不知去向？她想了想，对施佩瑶说想去诊所看看。于是，施佩瑶就陪她去了一趟诊所，开门进去看了看，跟平时没有什么两样。施佩瑶说会不会赵锦章这时已经回家了，要么打个电话回去问问？辛静莲于是就用诊所的电话跟住宅弄堂口对面的“兴峰铁工厂”门房间门卫取得了联系，央求那位去她家看看丈夫是否回家了。门卫去看了看，说赵锦章没有回家。
这下就更是奇怪了。连施佩瑶也感到不可思议，于是就决定相帮一同寻找赵锦章。两个女人在诊所商量着，先分析了赵锦章可能会去的地方，列出了十几位亲戚朋友的名单。这些对象分布于上海的七八个区，虽说都属于市区范围，但那时候并无住宅电话联系，还是得一一登门询问，靠她们两人显然是难以做到的，辛静莲便决定请娘家兄弟相帮。
这样，辛静莲就由施佩瑶陪着先去了住在杨树浦区的娘家，说了情况，请三位兄弟出面连夜寻找赵锦章的下落。她自己则和施佩瑶一起去了小叔子家，一说情由，两个小叔子当即提出和她们一起寻找。
这样，到次日中午为止，已经有九名亲戚朋友参加了寻访赵锦章下落的行列，但是，他们跑遍了整个上海滩被认为赵锦章可能会去的所地方，所有被访的对象不但没有见到过赵锦章，连电话都没有接到过一个。
这就奇怪了，赵锦章到哪里去了呢？众亲戚分析下来，一致认为应该向公安局报案。于是，辛静莲就去了提篮桥公安分局，陈述了情况，请求警方查找丈夫下落。
民警小唐将辛静莲的这番陈述记录下来后，向领导作了汇报。按照分工，此类事就交给分局治安科承办。小唐正是治安科民警，领导就让他跟派出所联系一下，分局、派出所一起过问这件事。之所以说“过问”，是因为此事没有立案。对于警方来说，群众风风火火哭天喊地跑来报案称家人特别是小孩失踪的事儿是经常碰到的，你若在第一时间就认定应该立案侦查的话，常常是承办员还没调派妥当时，“失踪”的人已经平安回家了。
派出所让户籍警小许过问此事。小唐、小许两个年轻民警商量下来，决定先走访失踪人的妻子辛静莲。
这时是下午两点，差不多已经两天一夜没有睡觉的辛静莲两眼布满了血丝，但脑子却是非常清醒，她对民警说去分局报案后回家定下神来想了想，认为丈夫一向与世无争，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冤家对头，也向来没有惹是生非之念，所以这次的失踪就显得蹊跷，她甚至怀疑赵锦章可能已经遭遇不测之祸了。如果果真这样，那么她对诊所的那位护士小姐施佩瑶有怀疑，认为事情多半跟其有关！
民警闻之暗吃一惊，自然要问辛静莲为何口出此言。
二、扬言要杀人的男子跟失踪案有关吗
辛静莲便说了她所曾经目睹过的一幕：三个多月前即1951年6月中旬的一天中午，辛静莲去外滩十六铺码头送一位小姐妹去宁波，返回时途经公平路，便想去丈夫的诊所坐坐。当时是中午十二点半左右，按照“和顺诊所”的惯例，中午是不关门休息的，这是当时一般私人诊所的规矩。可是，当辛静莲走近诊所时却发现玻璃门关闭着，连里面的窗帘也拉了个严严实实，就像晚上诊所关门停止营业后一样。当时她就觉得有些奇怪，于是便悄悄凑拢过去，想看看里面究竟是否有人。由于拉着窗帘，窥看当然是看不到什么的，她就只好用耳朵听。里面似乎传出轻轻的异响，却又听不真切。这时，辛静莲马上想起了那个女护士施佩瑶，心里一阵紧张。想了想，就去了马路对面，躲在弄堂口那个街头拔牙大夫的大阳伞下，偷偷察看着诊所这边。片刻，只见诊所玻璃门里面的窗帘拉开了，接着，门也打开了。辛静莲清清楚楚地看见里面待着两个人：丈夫赵锦章和女护士施佩瑶。于是，她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当时虽然已经解放两年多，人民政府早已大力宣传“妇女翻身，男女一样”，号召提高广大妇女群众的社会地位了。但是，对于辛静莲来说，由于她是一个没有工作和任何经济来源的家庭妇女，在家庭的地位跟旧社会仍无什么差别。而在这个家庭里，赵锦章是当家人，主宰着一切。因此，辛静莲尽管极为气愤，但是却不敢发作，想了想，就悄然离开了。直到两天后的晚上，见丈夫喝酒喝得似乎很高兴时，才隐晦而婉转地提醒了一下。赵锦章当时没有说什么，既未承认也没有辩白，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至于赵锦章后来是否跟施佩瑶仍旧保持着那种关系，辛静莲就不知道了。
现在，发生了赵锦章失踪之事，辛静莲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什么原因，就不得不想到了这件事，她曾经听说过施佩瑶的丈夫是青帮弟子，是一个游手好闲之徒，心狠手辣，行事不计后果。解放后曾被公安局请进去吃过免费饭，原是要判刑的，但因为检举揭发有功，为体现政策而宽大释放，政府还给安排了一份工作。但是，以辛静莲此刻的猜测，认为这样的男人的凶残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如果他知道自己的老婆跟其他男子通奸的话，那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手段就很难说了。
总之一句话，辛静莲认为赵锦章的失踪多半是跟施佩瑶夫妇有关的。因此，她向民警提出：请求政府对她所提供的这条线索进行调查。
唐、许两位民警听说施佩瑶跟赵锦章还有这种事儿，觉得有调查一番的必要。于是就着手进行调查，这一查，还真发现了异常！
唐、许两位民警商量后，先去向领导汇报了情况，请示是否需要立案侦查。领导的意思是让他们先进行调查，是否需要立案视情况而定。于是，两人便先去了“和顺诊所”，那里，施佩瑶还在上班，当然替人看病是不可能的，但她认为还是有必要守着诊所。民警带去了封条，说既然诊所主人不在，而且一时也不知其下落，还是先把诊所封起来再说吧。当下就让施佩瑶把她的东西带走，然后把诊所大门上了锁，贴上了封条。
施佩瑶则被民警请到了派出所接受调查，她把对辛静莲说过的那番关于赵锦章昨天下午如何离开诊所的过程又向民警作了一番陈述。民警做了笔录，让她阅读确认后签了名。然后，就言归正传问到施佩瑶跟赵锦章的关系。和当时所有有着这种所谓“男女问题”的男女一样，最初施佩瑶矢口否认。民警于是不得不稍稍抛出了一点材料：某月某日，你和赵锦章大白天在诊所里关了门拉上了帘子，过了多久才恢复原样。这件事当时是有人特别留意到的，是不是需要把证人叫来跟你对证后你才肯承认？不过，需要提醒你的是，根据政府的政策，如果这样，那处理时就要考虑朝从重方面倾斜了。
施佩瑶不过是一个寻常妇道人家，哪里见识过这一套。当下就马上改变口径，对跟赵锦章的男女私通情况作了交代。对于民警来说，这不过仅仅是第一步，他们真正需要了解的情况是赵锦章的失踪问题。于是接下来就询问了施佩瑶的丈夫是否知晓她跟赵锦章私通之事。施佩瑶说原先不知道，但最近知道了，是因为她在睡梦中叫着赵锦章的名字说了暧昧之语，被丈夫听见了，当时就唤醒她追问情由。
施佩瑶的丈夫名叫关宝应，是青帮打手，用当时一句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话来说，叫做“流氓成性”，施佩瑶没少挨过他的打骂，早已像一团加了适量水分的面粉那样给揉成了一个软软的面团，当时睡眼惺忪的她脑子还一片糊涂，哪里经得住凶神恶煞般的逼问，就承认了跟赵锦章确实有着那种关系。
民警于是感到有戏了，便问关宝应对于此事的态度。施佩瑶到这时已经意识到民警为何这样询问她了，于是直截了当地说：“你们不必对关宝应有什么怀疑，他这两天并不在上海。”
不在上海？那么到哪里去了呢？施佩瑶说丈夫前天去了无锡亲戚家，到现在还没回来，他说过要在那里住个把礼拜的。民警就让施佩瑶把无锡的那个亲戚的姓名、地址、职业什么的都一一写了出来，说今天就问到这里，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跟你联系。
两位民警认为应当对关宝应去无锡之事进行进一步调查，于是小唐就返回分局向领导汇报后，开了一纸“长途电话使用单”，请分局电话总机接线员接通了无锡市公安局，要求立即查明某某路居民某某某家是否来了一位名叫关宝应的上海亲戚，是什么时候来的？
在当时来说，要查明这种情况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当时根据公安部的规定，全国实行“临时户口申报制度”，外地人员凡要在本地住宿的，户主都必须去辖区派出所申报备案。无锡市公安局向施佩瑶所说的那位亲戚家所在的辖区派出所打电话询问后，就有了回音：关宝应于今日上午十时许抵达无锡，下午两点由其亲戚陪同着前往派出所申报了临时户口，事由是“访亲”，拟住五至七天。
小唐得知这个消息，顿时一个激灵：施佩瑶不是说关宝应是前天去无锡的吗？事实上却是今天上午才去的！她为什么要帮丈夫作伪证？而关宝应昨天还在上海，这跟赵锦章的失踪是否有关系呢？
另一位民警小许迅速赶到了分局，两人分析下来，觉得施佩瑶、关宝应夫妇疑点重重，而以目前的情况，看来是必须采取侦查方式才能迅速查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两人就联名写了一份报告，直接送到了分局治安科领导面前，请求对赵锦章失踪一事立案侦查。
立案侦查不是治安科方面能够决定的，领导跟刑警科联系后，刑警科方面认为可以立案，于是此事就作为一个刑事案件开始进行运作。原本立案后案件应当由刑警科管了，但是分局刑警科那一阵人手紧张，所以只派了一位名叫苏吉殿的三十多岁的刑警过来，领着小唐、小许一起侦查该案。
苏吉殿办案讲究雷厉风行，那时也没有一整套法定的办案程序，大体上觉得合理的就照着做了。苏吉殿所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把施佩瑶召到分局，开了一纸“留置决定”，将其送进了看守所。与此同时，电告无锡警方协助立即将关宝应限制人身自由，暂押当地派出所，上海这边派员过去向其宣布留置决定后押回上海。
关宝应还没有押回上海时，施佩瑶在看守所已经要求跟承办员见面了。小唐、小许已经被派往无锡押关宝应了，只有苏吉殿去跟施佩瑶见面。施佩瑶向苏吉殿承认她对民警说了假话，说她因为担心警方会把赵锦章失踪一事扯到他们夫妇身上，于是就出主意让丈夫暂时前往无锡避风头，而且把离开上海的时间提前了一天多，以使人相信其夫没有作案时间。
“那么，你的丈夫关宝应到底是否跟赵锦章失踪之事有关系呢？”
“这个……我想应当是没有关系的。尽管他在知晓我跟赵锦章的那事后暴跳如雷，拍桌摔凳地说要把赵锦章杀了，但是，第二天他就不再对这件事发什么火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关宝应解放后被公安局逮进去尝了一番铁窗滋味，以前青帮打手的棱角锐气已经磨平，此外，他目前做的工作收入很少，连老婆的一半也不到。经济是基础，有钱就是尊严，他没有钱钞了，底气就显得不足了。还有一点，他知道解放后妇女翻身了，婚姻平等，如果把施佩瑶逼急了，闹一个离婚，显然对他大大不利。
但是，施佩瑶说不出丈夫在赵锦章失踪那天究竟干了些什么，所以苏吉殿无法排除对关宝应的怀疑。
这个问题，只有留待关宝应自己作出解答了。
答案很快就出来了：关宝应被押回上海后，还没进看守所，在提篮桥分局接受讯问时就说出了他在赵锦章失踪那天的活动情况，除了上班，是跟几位朋友一起在打牌，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回家的。
苏吉殿便立马进行调查，三个警察同时出动，跑遍了关宝应供职的那家工厂以及那几位打牌的朋友处，最后获得的结果是一致的：关宝应没有说谎。
这样，关宝应夫妇身上的疑点就被排除了，两人当日就获得了自由。
可是，赵锦章却没有音信。这个开着私人诊所兼看中西医的大夫，就这样失踪了。
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赵锦章的失踪没隔多久就会被重新提起，而且由上海市公安局政保部门专门组成专案组进行严密追查。
三、谁是陈云点名的叛徒
赵锦章失踪之事之所以引起上海警方的如此重视，是因为有人提起了他。这个提起赵锦章的人，就是上一年在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当时中共七大领袖之一的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
陈云是在赵锦章失踪一个多月后因公前来上海的，下榻于外白渡桥畔的上海大厦。陈云抵达上海的当天晚上，接到潘汉年的一个电话，说有点公事想去求见。陈云为人一向谨慎、低调，他的严于律己是全党出名的，出差时每到一地除了工作必须露面以外，通常是不会露面也不愿意跟别人私下见面的。但他跟潘汉年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已经相识并一度建立过工作关系，听说是公事，就说那你就过来吧。
潘汉年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主管上海的政法工作，此外由于还兼任着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长和统战部部长，所以同时也管着整个华东地区六省一市的政治保卫和统战工作。他求见陈云，要谈的确实是公事。其时，从1950年7月23日由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公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作为开始日的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经过一年多的运作，已经接近尾声。中国的所有运动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在运动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总是要放到运动后期解决。陈云这次来沪公干的当儿，正是“镇反”运动的后期了，潘汉年手里积压着若干件关系到一些社会名流其中包括中共早期活跃人物的案子，都是上海和华东各地觉得难以处置而上交过来请示的。这些案件所涉及的人物几乎都跟中共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一些活动有关，潘汉年原是准备在适当时候专程去一趟北京向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当时在上海活动的中央领导当面询问核实相关情况的，现在听说陈云同志来上海了，便想正好向当时在上海作为中央成员领导革命斗争的陈云当面了解一下涉案人物的历史情况。
当下，潘汉年赶到上海大厦，见了陈云，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陈云询问了涉案人物的涉案情况后，稍一回忆，便说起了这几个人物当时的情况。在开口述说之前，陈云说小潘你当时也在上海，协助中央搞过特科情报工作，对于这几个人物的情况你应当也有所了解，我就稍稍说一下，你一听就会清楚的。当然，如果需要具体书面材料，那我会亲笔写出来的，这是要存档备案的，不容草率。
陈云说过潘汉年需要了解的情况后，可能来了兴致，面对着潘汉年这个当年的战友，就多说了几句，谈到了当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跟国民党特务的秘密斗争情况，其中说到了他当年的一位交通员被捕后叛变之事，说那个叛徒跟其他变节分子不同的是，其他变节分子多半是被抓进去后，经过敌人的刑讯和心理攻势后才考虑叛变，然后出卖组织，引领敌特抓捕同志；而这个叛徒的情况却是比较独特，他竟是前一分钟被捕，后一分钟被押上“大红袍”（当时敌人的警车为红色，沪上群众遂称其为“大红袍”）就声称叛变了。结果，敌人就命其带着他直接开始抓捕我们的同志。幸亏那天临时中央机关正好决定例行搬迁（这是当时地下党的一种防范措施，即在一处待的时间稍长时，即使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也会突然没有任何先兆地搬迁），当敌人由叛徒引领着赶到那里时，机关已经迁走，没有一人被捕。否则，中共党史上或许就会出现一次重大损失。
虽然时隔二十年，但陈云说到这里时，还十分气愤地用手拍着沙发扶手。潘汉年当时不是临时中央机关成员，所以并不知道此事，这会儿听着也暗自捏了一把汗，便问后来那个叛徒怎么样了。陈云说我的记忆中好像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听说那个叛徒后来向敌人提供了地下党交通站的情况后，获得了若干赏金，被释放了。陈云又说，这个叛徒是上海人，可能后来还是留在上海了，不知解放后是否受到了惩处？
潘汉年便问道：“这个叛徒叫什么名字？我去查一下看在被捕人员中是否有此人。”
陈云想了想，说：“这个叛徒名叫管作成，当时也不过二十岁出头的样子，是一个小青年，当过中药店铺的学徒。”
潘汉年当天晚上就给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打了电话，让警方对叛徒管作成的下落进行追查，言明要将追查结果向市委呈递专项报告。
次日上午，扬帆局长就把此事下达给了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负责承办。政保处领导经过商议，决定抽调三名侦查员组成一个调查小组，专门对叛徒管作成的下落进行严密调查，务必要拿出一个准确的结果来。
调查小组三名成员中，两名是上海解放时参加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从山东老区南下的干部，一位名叫陈庆复，一位名叫练必生，都是二十六岁；还有一位成员是上海人，名叫厉天元，是上海解放后才参加工作的，这时不过二十一岁。三人中，领导指定由陈庆复担任组长。
陈庆复当即把练必生、厉天元聚拢起来，商议如何开展追查工作。鉴于叛徒管作成的反革命身份，他们认为有可能在上海解放后曾根据市军管会的通令向公安局进行过“历史身份登记”，这是可以追查的一条途径。此外，只要管作成没有离开上海，仍是上海市的居民的话，那么他的户口应当可以在上海的某个派出所查到。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管作成为逃避处罚，早已改名换姓，那就需要耗费比较大的力量进行追查了。综上，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目前可以采取一个通用的办法进行初步查摸，那就是向各分局下发“协助调查函”。
这样，说干就干，三人当即起草了“协查函”，送办公室打印后一一盖章，然后交由机要通信员专门分发到全市黄浦、老闸、新成、虹口、嵩山、卢家湾、常熟、静安寺、江宁、北站、提篮桥、长宁、邑庙、蓬莱、普陀、北四川、榆林、杨树浦、徐家汇、闸北、洋泾、龙华、新市街、大场、江湾、高桥、斯盛、新泾、真如、吴淞、水上三十一个公安分局，由各公安分局对追查管作成之事分别作出具体安排布置。
各公安分局接到市局的“协查函”后，按照平时接到此类函件时的操作流程，都一一执行，下发到了分局各相关科室以及每个派出所。当时公安的办公条件极为简陋，当然谈不上什么电脑存档之类，靠的都是手写，然后就是大脑储存。派出所的每个户籍警对于本辖区管段内的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员都有清晰的记忆，即使半夜三更把他从沉沉大睡中唤醒后问管段里的某个具有特殊身份的居民，也许他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但嘴上已经能够作出清晰的回答了。如果你不具备这份能力，那就对不起，你得离开这个岗位，甚至得脱下警服离开公安队伍！
各分局凭着这份底气资本，在不到五天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调查，陆陆续续上报到市局调查小组来的一份份材料上，竟然没有“管作成”那三个字。倒是有老闸、江宁、龙华三个分局报称发现了五名可疑对象。可疑对象就是线索，接下来就轮到调查小组那三名侦查员上场一显身手了。
可是，令人失望的是，三位侦查员折腾了数日，四处奔波内查外调下来，最后发现这五名对象都不是叛徒管作成。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十天，调查小组一无所获，三人面面相觑，个个沮丧，一时做声不得。正待振作精神重新分析时，电话铃响了。这个电话，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电话是提篮桥分局民警小唐打来的。小唐在跟着刑警苏吉殿对“和顺诊所”赵锦章大夫失踪案调查时，表现出一份精干劲儿，正好分局刑警科需要补充警力，苏吉殿向领导一推荐，小唐就从治安科调到了刑警科。因为刚从治安警改做刑警，得有一个熟悉过程，领导就让他先在刑警科干内勤，一段时间后再跟着老刑警出现场学习刑侦业务。
提篮桥分局接到市局政保处调查小组发下的“协查函”，自然照章办事，刑警科也接到了通知让协查叛徒管作成。分局的书面通知发给刑警科后，科长是安排给另一内勤负责执行的。这名内勤是老刑警了，对于刑侦业务很熟悉的，只因健康原因才被照顾安排干上了内勤。他在接到这份书面通知后，用了三天时间接触了本分局的每一名刑警，当面询问关于管作成的线索，但所有刑警都一概摇头，皆说印象中没有这么一个人。这样，老刑警就写了一份报告，交科长签字后上报分局办公室了。
按照规定，报告是一式两份，正本上交，副本留在科里存档。存档是新手小唐的活儿了，他得每隔十天就把科里所有需要存档的文件整理一份目录，然后把存档的文件装订在一起，放进文件柜里。这天，正是整理存档文件的日子，小唐因为有着熟悉业务的使命，自己也有着这份迫切愿望，一边干着，一边顺带翻阅着这些文件。当翻阅到那份执行市局“协查函”情况的报告时，小伙子忽然觉得“管作成”这个名字似曾相识！
小唐于是放下手头的活儿，静心回忆究竟是在哪里曾经见到过“管作成”这个名字的。想来想去，似乎又没有确切的印象。出去转了一下，吹吹风清醒清醒脑子，再回来回忆时，就想起了曾在前些日子奉命追查“和顺诊所”赵锦章大夫的失踪事件时，赵锦章的妻子辛静莲好像曾经说到过类似“管作成”的姓名。于是就找出保存在分局刑警科办公室文件柜里的那份卷宗，一翻阅当时跟辛静莲谈话时所做的那份笔录，上面果然有类似的姓名，一共有两个，曰“管作相”、“管作行”，那是赵锦章的两个弟弟，当时一起参与了对赵锦章的寻找。小唐、小许其时进行调查时，一心想了解的是赵锦章失踪的情况，没有留意过其他内容，现在一看“管作相”、“管作行”两个姓名，马上就跟市局要追查的“管作成”联系了起来，难道赵锦章还有一个名字叫管作成？
小唐这下坐不住了，向刑警科科长一汇报，科长便让他立马去找辛静莲询问情况。小唐马上骑了辆自行车急急赶到辛静莲家所在地区的派出所，请户籍警小许把辛静莲叫到所里来。辛静莲很快就过来了，一看是之前承办寻找丈夫的民警小唐，还以为是丈夫有消息了，紧张地望着小唐，静候开口。小唐当然不可能说到市局追查“管作成”其人的机密，只说警方还在继续寻找赵锦章，重新翻阅之前的卷宗时，发现“管作相”、“管作行”两个名字，不知这二位跟赵锦章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嫡亲弟兄还是表亲弟兄？
辛静莲说她当初结婚时，丈夫就已经叫了“赵锦章”这个名字。后来她听说了两个小叔子的名字后，曾经问过丈夫这是怎么一回事，既是一母同胞怎么连姓氏都是两样的？丈夫当时说，他原先也姓管，后来因为听了城隍庙一位名气很大的算命先生的建议，为了避除灾难而改去了原先的姓名。
小唐听着，心脏跳动的速度倏然加快：“那么，你是否知道你丈夫原先的名字叫什么？”
辛静莲回答：“他叫作成，管作成。”
行了！小唐当下自是大喜，立马返回分局向领导报告。领导让他直接给市局政保处打电话告知此情，于是，就有了调查小组接到的这个电话。
当下，调查小组三人自是非常兴奋，出于慎重，他们决定马上亲自对这一情况进行调查。三人先赶到提篮桥分局，让小唐陪同对此情况进行核查。商量下来，决定四个人分为两个小组，分别去找辛静莲和管作相、管作行进行调查。
辛静莲和管作相、管作行对赵锦章即是管作成作了认定后，侦查员感到还不牢靠，他们要查到原始凭证才算作数。于是，便又去了江宁公安分局，那里是赵锦章——管作成的出生地辖区，他的父母虽然已经去世，原先居住的房子也已经易主，但老邻居都还在。侦查员由派出所民警陪同着找几位老邻居一打听，他们一致作证管家确实有三个儿子，分别叫管作成、管作相、管作行，后来大约在二十年前，管作成改了个名字叫赵锦章，当时大家都感到有些不解，但听他一解释，当时都是有点迷信思想的，再说城隍庙那位算命先生确实也很是有名，是被视为“半仙”的，于是也就觉得理解了。
侦查员在这次走访中又意外获知管作成十六岁时进入南市老城厢大境阁附近的“沐仙堂”中药铺当学徒，大约在那里待过三年多时间。这点跟陈云所说的那个叛徒曾经当过中药店学徒也是相符的。
至此，调查小组就有理由认定一个多月前提篮桥区失踪的那个“和顺诊所”赵锦章大夫就是要查找的陈云所说的叛徒管作成。
四、少尉的叙述真实地还原历史
情况上报到扬帆局长那里，扬帆当即指示：组建专案组，对失踪的赵锦章进行追寻，务必追查到此人下落，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领导说，调查小组的工作很有成效，也有了经验，专案组就由你们三个人去搞吧。如果工作开展起来后人手紧张，可以给你们增派。
专案组三位侦查员一商量，预感到工作铺开后三个人肯定是不够的，于是就跟提篮桥分局方面提出：能否把当初负责侦查赵锦章失踪案的那三名侦查员苏吉殿、小唐和小许暂时借调过来协助工作？提篮桥分局的领导自无二话，这样，苏、唐、许三人就参加了侦查工作。
专案组开了一个碰头会，商议如何开展侦查。先是对赵锦章的失踪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多半跟赵锦章自身有关，也就是说，失踪是由于他自己能够主宰的原因而造成的，甚至有可能是那种主动的失踪。为什么玩主动失踪？也许是他已经感觉到其历史上的叛徒问题有暴露的可能，因而来一个畏罪潜逃。如此，再往下商议，六人就一致认为要弄清其中的缘由，那就还得去找辛静莲和施佩瑶再度进行调查。因为，只有这两个女人跟失踪前的赵锦章有密切接触。
专案组议定了调查的主题：着重调查赵锦章失踪前一段时间的活动情况、日常言行以及是否有反常情形出现过。
对辛静莲的调查是由练必生、小许、苏吉殿进行的。三人跟辛静莲作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用完了事先研究拟订的调查提纲，但辛静莲尽管反复冥思苦想，却未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她觉得丈夫在失踪前一切都和以往一样正常，饭吃得下，觉睡得着，对她和子女也是一如既往的态度，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两样的地方。
与此同时，侦查员陈庆复、练必生和小唐在跟施佩瑶谈话。相比之下，施佩瑶对赵锦章失踪之前的情况倒还能多说一些内容，因为诊所的日常内容跟家里是不同的，显得多样化一些。侦查员让施佩瑶不必按照什么杠杠说，想到什么说什么，反正只要是赵锦章身上出现过的言行，不管什么现象，都说一下就是了。施佩瑶是一个很健谈的女人，一些鸡毛蒜皮的内容也能说得头头是道、津津有味，侦查员不能打断她，就捺着性子静静地听着。说了将近两个钟头时，侦查员终于捕捉到了一个有价值的内容。
据施佩瑶说，赵锦章失踪那天下午大约三点钟时，诊所来了一位年约五旬的男性病人，是由其老婆陪着过来的。这位病人进来后，先是施佩瑶接待了他，问老先生您哪里觉得不舒服。对方说今天早上起来后感到头有点痛，眼睛似是发热样的不大睁得开，胃口不好，早饭只吃了几口就咽不下去了。平时他很喜欢喝茶，几乎是杯不离手的，今天却是喝着茶水只觉得一片苦涩，难以下咽。到了中午，饭也吃不下去，上床休息，痛痛快快睡了一觉醒来后只觉得浑身酸痛，便断定肯定是生毛病了。老先生是最近刚从静安寺那边搬到提篮桥这边来的，不知该上哪里去看病，他老婆问了弄堂口摆摊的小皮匠，知道附近有一家“和顺诊所”，那位大夫中西医都会看，听说医术还不错，于是就过来求诊了。
施佩瑶听了这一番话后，便先让病人测量了体温，三十九度五，于是就说老先生您得治疗了。按照当时的行医规矩，施佩瑶问对方想用中医还是西医治疗，当然，也可以中西医结合着治疗，但收费是各有标准的。老先生说我兼看中西医吧，施佩瑶就领他进了屏风后面，交给了坐诊的赵锦章。
赵锦章当时正在接待另一位病人，已近尾声，向那位病人作了一番注意事项的交待后，开始接待老先生。施佩瑶因为料定老先生既然是选择兼看中西医，那肯定是得打退烧针的，所以已经待在旁边准备着伺候了，因此她在无意间看到赵锦章的目光在最初一瞬间扫视到老先生的脸孔时，似乎突然一惊似的定了一定，之后，他的眼光就没有在对方脸上停留过。不但如此，连治疗方案也跟平时不同了，他没有让施佩瑶马上准备给病人打退烧针，而是先从抽斗里取出一个医用口罩戴上，然后问了问症状，搭了搭脉搏，也没有看舌苔什么的，就匆匆开了处方。施佩瑶见没有针剂，便轻声问是否需要打退烧针，赵锦章这才像是被提醒了似的把脸转向病人家属，问要不要打针。人家自然需要，他这才在西药处方上增加了退烧针。
打针是在诊所最里侧的一个用白布屏风分隔出来的角落里进行的，施佩瑶在那里面操作时，听见赵锦章在外面快速地开关着抽斗，这个打开那个关上地折腾着，似是在寻找什么东西。赵锦章平时也有这个动作，因为他放东西没有规律性，这方面的记性似乎又很差，所以隔三差五总要来这么几下的，当时施佩瑶也就没有在意。
那位病人离开后，赵锦章倒是一脸平静，他喝着茶，把给儿子买的生日礼物拿出来。那是一辆当时还很少见的电动玩具汽车，装上电池后可以自己开动，行驶中如果撞到了墙壁什么的障碍物，还会自动退回来。施佩瑶还是第一次看到，觉得很是新奇。赵锦章玩了会儿玩具汽车，看看时间，说已经三点多了，我得回家了，儿子还等着我呢，于是就起身脱下白大褂，出门时又对施佩瑶说一会儿有两个病人要来换药，完了就没事了，你也可以早点下班。说着，就推上停在诊所门口一侧的那辆自行车，朝施佩瑶挥挥手，上车而去。
当下，陈庆复等人一听说有这样一个情节，顿时来了兴趣，盯着施佩瑶追问了一些细节，最后又问那个老先生姓什么叫什么，家住何处？这个，施佩瑶就说不上来了，她解释说“和顺诊所”太小了，跟沪上的其他诊所一样，不可能像正规医院那样搞什么病人看病先得挂号登记什么的，否则不但增加了营业成本，还会使有些病人觉得不方便，得担着一份减少病人的风险，所以没人肯这样干的。
三个侦查员结束调查后返回分局时，另一路刑警苏吉殿他们三人也正好回来。苏吉殿三人听说陈庆复这一路调查有收获，自是高兴，六人便凑在一起讨论施佩瑶所说的那个被认为是赵锦章反常的情节。因为此刻大家都已经知晓赵锦章历史上是个叛徒，所以分析问题时就可以站在这一角度上予以考虑了——
赵锦章在二十年前叛变革命后，担心受到地下党的惩处，改名换姓，不知去向。上海解放后，像他此类情况明显属于市军管会的通告中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政府自动登记的那部分人员，但是，他竟然没有去办理登记。这说明他之前一直认为对于自己当年的叛变行为隐藏得很到位，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二十年里在干什么，现在在哪里，所以他自信是能够用不登记一举来逃过法律严惩的。但是，赵锦章没有想到，他竟然在行医时遇到一位老先生，而这位老先生显然是跟他曾经见过面的，而且是知晓他的历史罪行的。这一惊肯定是非同小可，他不得不考虑到那老先生是否有检举他历史问题的可能。不难想象，公安局方面只要接到此类举报，肯定会在第一时间赶到诊所将其控制起来的。为了继续逃避惩罚，赵锦章就当机立断决定马上离开，这就是他失踪的原因。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理。要想证实这种推理，需要证据，证据就是那位老先生了。因此，专案组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就是全力寻找那位前往“和顺诊所”求诊的老先生。
诊所没有留下老先生的姓名、住址，这叫专案组如何去寻找其踪影？这个问题，侦查员倒觉得还可以解决：施佩瑶不是说那老先生以及其老婆对她说起过他们是新从静安寺那里搬过来的吗？这就好办。静安寺属于新成区，他们既然是从新成区搬到提篮桥区的，那户口通常也得过来，只要让分局户籍股查一下最近从新成区把户口迁到提篮桥区来的居民，那就简单得如同瓮中捉鳖一样。当然，也有可能那对老夫妇所说的“搬迁”不过是一种从这个子女家转到另一个子女家的行为，他们的户口还是在新成区原住处，那也不难找到的，因为即使是父母到子女这边来住，按照公安部的规定也得向提篮桥分局这边申报临时户口，同样一查就查得到。
当即向分局户籍股调查，果然一查就查着了。这位老先生名叫龚培春，居住于大名路连州坊37号。
据户籍资料和龚培春在解放后向人民政府做登记时自己写的历史经历显示，龚培春这年五十二岁，汉族，浙江宁波镇海县人氏。十四岁时来到上海当米行学徒，终日摆弄米包使他练就了一身力气。十七岁那年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招收华捕，米行老板怂恿龚培春去试试，竟然一下子就被英国佬看中，于是就当了一名巡捕。在巡捕房干到第四年时，龚培春因工作出色，被英国佬提升为组长，手下有七名“包打听”。提升后没几个月，龚培春的英国顶头上司换了个人，那个英国佬是一个性格怪异之徒，龚培春跟他合不来，几次被罚扣薪水和津贴，他便生了离开之心。正好这时遇到了一位宁波同乡，那人在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当官，经其介绍，他便跳槽去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成了那里的一名少尉军官。
龚培春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干到1933年春，受了当时热血青年的救国呼吁影响，竟然辞职只身前往张家口意欲投奔冯玉祥将军发起组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喜欢结交朋友的龚培春认识了一个后来知道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姓彭的朋友，对方听说了他的情况，就动员他打消主意返回上海，设法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发挥其在上海国民党以及租界巡捕房的特殊作用，为抗日事业作出一份贡献。龚培春觉得对方说得有道理，欣然听从。
龚培春返回上海后，果然与地下党建立了关系，根据地下党的安排，再次进入英租界巡捕房，为地下党提供过机密情报并参与过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以及各界进步人士，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离开巡捕房去做生意为止。正因为有过这段经历，龚培春在上海解放后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善待，没有追究他以前的那段历史。现在，龚培春在杨树浦区定海桥一家私营渔业公司当账房先生。
专案组长陈庆复和组员练必生、小唐三人前往大名路连州坊拜访了龚培春，一说“管作成”的名字，老先生一脸迷惘；再说“赵锦章”三个字，也是一阵摇头。侦查员心里一凉，暗忖难道情况不是原先估料的那样？这可糟了，又得从头来过，那条路还不知究竟是否走得通？
定定神再问吧。这回是从那天去公平路“和顺诊所”看病说起了，老先生承认确实是去看过病，还说隔天再去复诊时，诊所大门竟然已经贴上了封条，不知是怎么回事，向邻居一打听，说是那个看病的大夫凭空失踪了。
陈庆复便问：“龚老先生，您是干过侦探这一行的，在您看来，那位大夫失踪是怎么一回事？”
龚培春笑而不语。片刻，缓缓开口：“三位先生屈尊登门，不知究竟需要龚某为你们做何效劳？”
侦查员说“效劳”两字言重了，我们是有疑难来向龚老先生请教的。不知您是否记得起以前曾经跟那位失踪的大夫打过什么交道？
“打过交道？”龚培春反问了一声，稍停又说，“让我想想。”
侦查员三双眼睛紧紧盯住了龚培春，指望从他嘴里吐出希望得到的内容来。可是，老先生想了一会儿后还是缓缓摇头，抱歉地说：“对不起，我实在想不起来啊！”
这样，侦查员就只好提醒了，问不知您是否还记得，大约在二十年前的某天，中午时分，您那时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少尉，曾经参加过一次抓捕共产党地下人员的行动，被捕的是一位年轻男子……说到这里，龚培春的眼睛一亮，掌拍额头道：“哦！我想起来了！对！对！对！是那么一双眼睛，像的！像的！”
于是龚培春便提供了一段当年的历史情节：1932年4月中旬的一个下着小雨的中午，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设在英租界二马路的一个秘密点值班时，忽然接到来自侦缉大队部的电话，耳机里只报出了一个地址，没有多余的一个字。这是他们的规矩，龚培春便明白是那个地址有目标需要抓捕。那个地址在英租界，根据当时延续执行的清朝政府跟英国政府所签订的协议规定，中国当局若要去英租界抓捕人犯，必须先向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递交申请书，然后由英租界巡捕房派员前往指定的地址执行。待将人犯抓捕到后，再由中国当局向英租界递交引渡照会，予以引渡，这才最后完成了抓捕。
对于当时一心想消灭共产党的国民党当局来说，这种做法显然是“多有不便”，有时正是这种夜长梦多的做法而导致已经秘密查清楚了的目标在眼皮底下消失了。因此，渐渐他们就玩起了花样，通常的做法是：派出便衣特务化装成匪徒对目标实施绑架，到手后只要出了英租界，巡捕房就没有办法了。但这种做法的弊病是有时会遇到巡逻的英租界巡捕房武装人员，这样，要么跟外国巡捕开火交手，搞强行突破；要么束手就擒，被人家作为刑事疑犯拿下。
这样，国民党方面就有了另一种比较温和的做法：买通外国巡捕房驾驶警车的华人司机，有抓捕使命时让其把警车开出来，特务随车前往目的地抓捕目标，到手后驶离租界转移到预先停在那里的自己的车辆上。
据龚培春回忆，那次抓捕管作成就是采取的这种方式。他接到电话后，向秘密点负责人报告了内容，负责人便下令马上行动。电话打出去，七八分钟后英租界巡捕房的“大红袍”警车就开到了秘密点附近约定的上车点，龚培春等四人上车后直扑目的地，顺利实施了抓捕。管作成被捕后，一上警车就叫着愿意“立功赎罪”，然后说出了在英租界何处有中共的一个秘密机关，那里有多名共产党头子不定期住宿和进出，还密藏着重要机密文件什么的。
如此重大的情报，龚培春四人就做不了如何处置的主了。当时他们稍一交换意见，马上停车，让一个特务下车就近去找电话机往淞沪警备司令部打电话报告，另外三人让“大红袍”继续按照事先指定的方式执行，把被捕者送到华界转移上警备司令部的车辆。龚培春三人把被捕者押解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后，汽车刚停下来准备把管作成往下押时，就被已经等候在院子里的另一拨特务叫住。为首的一位少校军官把龚培春叫下去问了问被捕者愿意“立功赎罪”的情况后，说奉命要将被捕者带出去执行任务，让龚培春三人退出行动。龚培春的那次抓捕行动就到此为止了，后来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也不清楚，只是听说那个被捕者的“立功”愿望好像没有实现，那个共产党重要机关已经转移了。被捕者管作成后来是如何处置的，他就不知道了。
在龚培春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里，这种抓捕包括中共地下党在内的案例经历了不少，而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精明的侦探，不具备那种大侦探过目不忘的本领，所以他已经记不得曾经跟他打过不到一小时交道的管作成这样一个人了。所以，那天他去“和顺诊所”看病时，根本没有认出那位不知姓什么叫什么的大夫其实就是曾经被他抓捕过的中共地下党人员。
但专案组的侦查员已经明白了：龚培春没有认出赵锦章，而后者却已经认出龚培春了，而且想当然地以为对方也已经认出了他，所以，他就作出了果断反应。
可是，这个当年的管作成如今的赵锦章在跟龚培春不期而遇之后，忽然就不见了踪迹，他究竟是自杀了呢还是选择了潜逃？
五、失踪了的赵锦章重现
专案组于是便对赵锦章的生死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从客观上来看这个问题，应当是有死和活两种可能，在目前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其中哪一种是确凿的情况下，那就只能两种都要分析。
先从自杀的可能性来看，像赵锦章这样一个有家小的人，如果决定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正常人，所以他总是要做若干后事方面的安排，如果时间来得及，他还得回家去一趟，尤其是他得考虑把生日礼物送给儿子。所以，赵锦章应该是回家去一趟的，反正不过是二十分钟时间嘛。如果他以为龚培春一离开诊所就会去公安局检举他的，而警察也会马上出动前来缉拿，那他再怎么着也得把礼物留在诊所，给家人留一纸三指宽的条子，对后事做一个哪怕是含蓄的安排。
可是，赵锦章并没有这样做。如此看来就有理由排除自杀，而是畏罪潜逃了。为防止泄露潜逃迹象，给之后他确信会发生的警方追捕提供线索，所以他得把这件事搞得天衣无缝，非常神秘，让人想往哪个方向哪种可能上面去想就能朝着哪个方向去想。
于是专案组就向领导汇报了赵锦章很有可能还活着的结论。但以防万一，他们还是决定对自赵锦章失踪以来上海各区以及属于苏南行政公署辖区的上海郊区各县公安局所发现的无名尸体进行调查。与此同时，专案组还决定立即着手对赵锦章的行踪进行周密调查。
六位侦查员开始了日夜不停地紧张运转，分出两人专门调查无名尸体，其余四人则重新梳理赵锦章的所有社会关系，即使是当年在静安寺老家那里的老街坊、小伙伴也都一一列入了调查范围。核查无名尸体的两位侦查员忙碌了七天，直接和发函查遍了上海市的三十个区和水上公安分局，以及后来被划入上海市的当时属于苏南行政公署的那十个区，查看了四十六具无名男尸的照片和法医鉴定书，没有发现跟赵锦章特征相同的尸体。这样，核查尸体的工作就告一段落，那两名侦查员腾出手来参加对赵锦章社会关系的调查。
赵锦章解放后没有按照市军管会的通告规定去公安局进行登记，他也没有工作单位，所以就没有档案，包括他的妻子辛静莲在内的亲属也没有一个能够完整地说出他四十二年的经历。这次调查，专案组倒是将其自1910年出生以来一直到1952年失踪这整段时间里的经历都清查了一遍，制作了一份档案材料。但是，材料是有了，可就是不知其下落。赵锦章自那天离开“和顺诊所”后，就像一滴水从空气中蒸发了似的凭空消失了，谁也没有看见过他的人影，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没有接到过他的函件，也没有听说过他在这之后的任何消息。
尽管专案组坚定地认为赵锦章没有死，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可是，他们整整工作了四个月零七天，就是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至此，按照公安行业的行规，这个案子就只好作为悬案挂起来了。专案组长陈庆复接到领导的通知时，心里好生难过，感到自己没有完成这项重要任务。专案组解散前，陈庆复自己掏钱请提篮桥分局食堂的大师傅烧了几个菜，请全组侦查员吃了一顿饭。饭桌上，他们还在谈着这个案子，坚信赵锦章还活着，而且会在将来的某一天重新出现在他的家人面前。
基于这个思路，陈庆复当晚起草了一份报告，请求领导批准让提篮桥分局方面对赵锦章家、施佩瑶家等处进行秘密布控。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是否批准了这个报告，陈庆复就不清楚了，因为即使批准了，那也是提篮桥分局的事儿，跟他这个业已解散了的专案组是没有什么关系了。
之后，陈庆复、练必生、厉天元三位市局侦查员就各自投入了其他侦查工作，反正解放初期公安局的警察是从来没有一个空闲的，历史的、现行的、防范性质的等各类案件简直多如牛毛，白天干着不够夜晚还得连轴转。渐渐他们几乎也就把这个案件丢到脑后去了。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三十个月。陈庆复三人还在市局政保处干着，提篮桥分局这边的苏、唐、许三位警察却发生了变化。刑警苏吉殿调到分局治安科去当了副股长，小唐觉得跟着苏吉殿干很顺心，就跟着苏吉殿重新回到了治安科，那个派出所户籍警小许有点不顺，为了一位直系亲戚的历史问题加上顶撞了领导而被贬往苏北劳改农场当管教员去了。
而就在这时，果如当年专案组吃散伙饭时所预料到的，失踪了的赵锦章真的重新出现在他的家人面前了！
那是1954年3月下旬的一个暮色初降的傍晚，天上飘着蒙蒙细雨，街头行人稀少，辛静莲正安排子女们准备吃晚饭时，虚掩着的门在轻轻叩响了三下后，被推开了，赵锦章提着一个旅行包走进了家门！
男主人去而复归，全家上下自是大喜过望。一番热闹自不待言，所有人中，只有赵锦章保持着一份出奇的也是异常的冷静，他对于家人们“这段时间你去了哪里”的询问一概不作回答，反倒详细询问了他“失踪”后家里发生的种种情况，特别是妻子报案后公安局方面的反应。然后，他让妻子备酒菜，同时又派大女儿骑自行车前往他的两位兄弟家，把他们请来一起喝顿团圆酒。
赵锦章的两位兄弟听说哥哥平安无事地回到了家中，自然喜从天降，急急赶来。赵锦章还是保持着那份冷静，一边喝酒，一边听他们叙述着他“失踪”后在两位弟弟那边发生的情况，对于警方如何调查询问之事问得很是详细，但即使是弟弟们说到警察曾经登门向他们调查过哥哥以前的管作成原名时，他的神色也还是依旧。
两位弟弟自然也是急切地想知道赵锦章当时“失踪”的原因以及这三十个月里在干些什么，对此，赵锦章的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只是淡淡地说：“没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切都很好。”后来喝了许多酒后，又增加了一个内容，“我还在干着老本行。”
当晚，没有什么意外发生。意外是在次日早晨出现的，女主人辛静莲在大约五点半左右醒来准备起来去买菜时，发现丈夫已经不在床上了。她不敢出声，怕惊动了子女，悄悄去外间和女儿们的房间一一看过，并没有赵锦章的影子；再看昨晚挂拿出了东西的那个空旅行包的位置，旅行包已经不见了。她奔到门外去看，弄堂里空荡荡的，哪有赵锦章？再回来看时，发现客堂的桌子上留着一张纸条子，是写在孩子做算术作业时的草稿纸反面的，上面写着寥寥数字：我走了，一切皆好，不必担心，留钱贰佰万元（注：旧人民币，合新币两百元）在枕头下。
这次，赵锦章属于不辞而别，其妻辛静莲就没有必要向警方报案了。
可是，辛静莲不报案，有人却报案了。两个多小时后，居民小组组长顾阿姨走进了派出所，对管段户籍警小周说她听说那个名叫赵锦章的人昨晚已经回来了。小周听了一脸的愕然，说赵锦章是谁呀？我一点也不知道啊！
原来，这里面有着一层貌似复杂的缘由：按照两年半前市公安局交办追查叛徒管作成即赵锦章的下落时的规定，这个案子是属于保密的。这样，分局也只有几位领导和两位参加专案侦查的民警苏吉殿、小唐知晓，而派出所，则只有所长、副所长和小许才知道。专案组解散后，这个案子还是被规定严格保密。对于辛静莲家的布控，是小许经手向居委会布置的，当时说好，如果赵锦章出现，居委会方面就马上向户籍警报告。
本来小许调往劳改农场时，他是应当跟接手的户籍警小周办一个工作交接手续的，这样也就可以把对辛静莲家的布控作一个不透露原因的说明，关照小周如果接到报告说辛静莲家的男主人回来的话，那就应当立即向所长或者副所长报告，领导是知道怎么回事的。但是，小许当时的调动经过说来可笑又可气：那天上午一到派出所，他突然接到所领导的通知，说接到分局通知，市局在各分局临时抽调若干名民警参加押解劳改犯去苏北农场，分局把名额下达给各派出所，本所摊到一名，经研究决定派你前往，你这就去分局报到。
小许不疑有他，寻思去苏北转一趟也不错，便高兴地去分局报到，再到市局集中，然后就押解着劳改犯上路了。到了苏北，把犯人交给农场后，农场方面摆酒席犒劳他们。酒席结束前，带队的一位领导当众念了一串名字，让被念到的同志一会儿留一留，小许也在内。其他警察退出去后，农场的同志抬进来一块大黑板，往主席台上一放，只见上面写着一行美术大字：热烈欢迎新同志！小许他们喝得有点高了，还不知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就有几位农场领导登台，说代表全场干警热烈欢迎新鲜血液注入劳改干警队伍行列。小许等人这时才觉得不对劲，找带队领导时，已经不见了。他们这二十个人，就是这样从上海调到苏北劳改农场的。如此，接替小许的户籍警小周当然就不知道对辛静莲家的布控是怎么回事了。
幸好小周责任心强，他不知道却没有一推了之，而是去问所长。原先的所长已经调往杨树浦分局了，这位所长也不清楚布控之事。幸亏原先的副所长其时还在这个派出所，已经担任了根据去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建设公安部门政治工作的决议而增设的派出所指导员一职，他是知道赵锦章那个案子的，当下就急报分局。分局也清楚该案的分量，当即上报了市局。
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班子也发生了变化，1953年年底，原先的公安局长扬帆被免去了所有职务，赋闲在家（后于1954年12月31日被逮捕，蒙冤入狱二十五年方获平反）。正局长由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长许建国兼任，常务副局长黄赤波主持日常工作。领导虽然换了，但是对于赵锦章叛徒一案的侦查并没有撤销。政保处领导向黄赤波汇报该案情况后，黄赤波当即指示重新组建专案组，务必要把赵锦章这个被陈云点名的反革命分子捉拿归案。
政保处领导知人善任，仍把之前的专案人员陈庆复、练必生和厉天元三人抽调出来成立了专案组，陈庆复还是担任组长。陈庆复好不干脆，马上提出要把两年半前那三位提篮桥分局的同志调来参加专案侦查，这样，小许得以离开苏北劳改农场返回了上海市区。
六、目标在侦查员的眼皮下消失
提篮桥分局的领导对该案的及时处置给专案组的侦查提供了帮助，他们接到派出所的报告后，一面向市局报告，一面马上让派出所方面去辛静莲家了解赵锦章回来的情况，并把赵锦章带回家的那些礼品除了给两个弟弟已经拿走了的之外，全部暂时扣住。另外，还跟赵锦章的老婆辛静莲进行了谈话，制作了一份详细的笔录。专案组能够得以查清赵锦章的下落，就是得益于派出所采取的上述措施。
专案组首先对笔录作了分析，由于赵锦章自始至终没有对其家人说过他去了何处以及这两年多是如何度过的，所以笔录的全部内容几乎对侦查工作都没有什么帮助。但侦查员留心到了赵锦章在喝酒时说过的一句话：还是干老本行。他的老本行是什么？是医生。这就是说，赵锦章这两年多是在某个地方做着行医的营生。
赵锦章在哪里行医？这就要从他带给家人的那些礼品来判断了。这些礼品是：卤汁豆腐干、枣泥麻饼、茉莉花干、咸青鱼干、橘子罐头。其中的卤汁豆腐干、枣泥麻饼、茉莉花干都是有包装的，标明产地是苏州，咸青鱼干是用干荷叶包裹着的，看不出产于何地，橘子罐头是橘子连汤汁一起密封于玻璃瓶子内的，瓶子外面光秃秃的什么也没贴，因此一时也无法判明产地。侦查员认为从那三样能够判明产地的礼品来看，赵锦章多半是藏身于苏州，因为另外两样礼品咸青鱼干和罐头，也是苏州盛产之物。这样，专案组就决定去苏州调查。
陈庆复和厉天元、苏吉殿、小许四人乘火车抵达苏州后，直奔苏州市人民政府，找了卫生处。因为凡是有固定地点的行医，那就必须向政府主管部门做登记，而像赵锦章那样的情况，不管他做中医还是西医或者中西医兼行，都不可能像打拳卖膏药走江湖的游方郎中那样替人看病，所以他必须得有一个固定的行医点。
苏州市人民政府卫生处主管社会闲散行医人员的同志接待了侦查员，他们应要求拿出了最近三年全市社会散医的行医情况登记资料。陈庆复四人翻阅后，又要求查阅前一年的登记资料，经过对照，将凡是在1950年就已经登记过而又在后面三年中也出现的那些名字划掉，最后剩下了二十三名行医人员。陈庆复圈出了其中十九名男性行医人员的姓名：“就这十九位，我们分头去查访一下。”
四名侦查员分成两路，几乎跑遍了苏州全城，对这十九名行医者一个个进行了面对面的访问，没有一个是赵锦章。
于是重新分析：会不会有可能赵锦章是在没有登记的情况下从事非法行医的？他们去跟卫生处的同志探讨这个问题，马上遭到了驳斥，说非法行医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因为一个不对就会闹出人命来的，甚至还会导致传染病蔓延流行，所以不但卫生管理部门对此抓得极紧，就是公安机关对此也是非常注意的。另外还有一个机构也很在意这种情况，那就是税务局，他们是要向社会私人行医者收税的，不允许出现逃税情况，所以跟卫生管理部门一样，也是隔三差五经常骑着自行车大街小巷转悠着进行稽查。
侦查员听对方如此一解释，也就排除了这种可能。这样，就只能换一种办法调查了，那就是从礼品上去撞运气。
侦查员带着那些礼品走访了生产厂家，那时还没有进行社会主义工商改造搞公私合营，生产卤汁豆腐干、枣泥麻饼、茉莉花干的都是小作坊式的私营厂家，老板见有出示警察证的公家人登门，都有些诚惶诚恐。待听清楚是来调查产品去处的，这才放松下来。原以为他们对于产品发往何处自己也弄不清楚，但问下来却是一目了然。发往不同地方的产品的编号是有区别的，当然那数据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据他们介绍，侦查员带去的礼品都是发往苏州市区几家大商店的那部分产品中的。
听走访的最后一家枣泥麻饼厂的老板介绍过情况后，侦查员顺带着把另外两件礼品橘子罐头和咸青鱼干拿出来请对方识别。那老板一看罐头，马上说：“这是东山劳改农场的产品，去年秋天收橘子时才开始试制的，生产得不多，对外是不供应的，只在农场内部的商店里卖。”这老板之所以清楚此事，是因为东山劳改农场去年决定试制橘子罐头时，曾从苏州市里请了几家老字号食品厂家的老板前往指导，这位老板就是其中的一位。
侦查员这下可是喜出望外了，找到了礼品的购买点，而且就固定于一个劳改农场，那不是好办了吗？于是便借了苏州市公安局的一辆中吉普马上前往东山。
苏州东山，又名洞庭东山，位于苏州城西南约五十里处。这是延伸于太湖中的一个半岛，总面积将近一百平方公里，三面环水，陆上青山如壁，林木茂密，三侧则万顷湖光连天，渔帆鸥影点点，既是风景胜地，更是鱼米蔬果之乡。解放初期，苏南行政公署公安处在东山建立了一个农场，将一些无业游民和轻微违法分子送到农场予以收容教养，这就是后来的劳动教养的雏形（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正式形成于1957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之后）。后来，一部分无业游民被家人领回，收容人员渐渐减少，就把一些判处了徒刑的犯人押送过来进行劳动改造。因此，东山农场当时既是劳改队，又是收容教养单位。
专案组一行四人赶去后，先找了相当于公安派出所性质的农场保卫股，一个一看便知是新参加工作的年龄不超过二十岁的姑娘接待了侦查员。陈庆复一番叙述使对方了解了他们的意图，那姑娘说，这里的人有四类：干警、留场就业的职工、劳改犯、劳教人员，具体分别由政治处、职工股、管教股和管理股负责，我马上跟这四个部门的人联系，看有没有你们要找的那个赵锦章。
这几个部门其实都是在场部一起办公的，但还是用内线电话联系方便。第一个电话是打到政治处的，政治处接听电话的那个同志说：赵锦章！不就是场部医务所的那个既看中医又看西医的大夫吗？侦查员闻之顿时一阵惊喜：对啊！赵锦章不是对他的家人说还是在干老本行吗？原来是到劳改农场干医生这一行了。
农场职工股谭股长来到了保卫股，向侦查员介绍了赵锦章的情况：这人是1951年初冬因在无锡市调戏妇女而被群众扭送到当地派出所的，当时正在整顿社会治安，遂被处以收容教养一年，押送苏州东山农场执行。鉴于赵锦章会医术，而农场正好缺乏这方面的人才，管理科向场部报告后，就将其安排在农场医务所当医生。一年收容期执行完毕后，农场方面决定赵锦章留场（对于这种对象，没有“征求意见”一说）就业，这样他就留了下来，还是当他的医生，每月可以领得一份薪水。赵锦章目前在农场的身份是“留场职工”，所以属于职工科管的。
侦查员对谭股长说，这人是上海市公安局侦缉了许久的一名反革命分子，我们这次来要把他逮捕后押解回沪，说着，出示了由许建国局长签署的逮捕证。谭股长自是说好，问是否要把这个人叫来，陈庆复说麻烦谭股长直接带我们去农场医务所就行了。
谭股长于是就引领着四名侦查员前往医务所，不过两三分钟的路，到得医务所，谭股长当先一步进去，却见赵锦章的那张桌子空着。他一怔之后便问赵医生呢？刚才我走过时他还在的嘛！旁边一位医生说赵医生刚刚走出去，可能是上厕所了吧。谭股长于是就去厕所找，没有见到。当时的农场场部很是简陋，没有围墙，当然也没有什么门卫室，就是空地上盖了几排平房，前前后后转来转去每个办公室都走到也不消五七分钟时间。谭股长转了一圈没见到赵锦章的人影，这边陈庆复马上一个激灵，暗忖这个家伙别是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就像当初在上海“和顺诊所”那样，玩了一招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马上对苏吉殿和厉天元说你们立马驾着汽车顺着我们刚才过来的那条路搜索过去，我和小许在农场寻找。
苏吉殿、厉天元当即出动。这边，刑警出身的谭股长不等陈庆复发话，已经通知场部所有跑得动的干部、职工立刻统统出动，四处追捕。保卫股的几位干警则和谭股长等人叫上了陈庆复、小许一起对场部每间屋子、每个角落进行搜查。
可是，三路人马中哪一路也没有搜索到赵锦章。这个当年有着地下党秘密交通员身份的逃犯，凭着跟帝国主义租界和国民党特务的一次次周旋中形成的那份经验，在第一时间发现警情后立马逃跑，还竟然像老狐狸那样能够不留任何痕迹。
侦查员自是大怒，马上驱车往苏州火车站赶，想在候车室将可能想乘车逃离苏州的赵锦章截下。到了那里，陈庆复让苏、厉、许三人行动，自己转身去了苏州市公安局求见领导请求派员连夜对全市各旅馆、澡堂等公共场所进行检查，并指令各派出所对各自的辖区进行巡逻时特别留意逃犯赵锦章。苏州市局同意全力协助上海警方采取追缉行动。
可是，一直忙碌到次日上午八时，也未能抓获赵锦章，而且就像在上海“失踪”那次一样，任何痕迹也没有留下。
叛徒赵锦章再次消失了！
陈庆复四人返回上海，真是好不沮丧。向领导匆匆汇报情况并先作了简单的口头检讨后，随即马上着手采取补救措施。补救措施有以下三条：
一是秘密对赵锦章相关的上海亲属住处进行长期布控。
二是向全国各地县以上公安局发出协查通知。
三是向华东六省所有的劳动改造、收容教养单位发出赵锦章潜藏于苏州东山农场以逃避法律制裁的情况介绍，提请各单位密切注意在接收新犯人以及收容人员时甄别鉴定是否有赵锦章其人。
补救措施采取后，没有任何效果。
专案组在近似煎熬的等待中坚持了五十天后，终于接到了上级让解散专案组的指令。
赵锦章“失踪案”再次成为悬案。
专案组解散那天晚上，陈庆复像上次一样，自己掏钱请全体组员吃饭，感谢他们这段日子全力投入侦缉工作。任务没有完成，大家都很郁闷，最后有三人还喝醉了。幸亏都是穿的便衣，才没有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
陈庆复六人不知道，他们苦苦追缉不着的目标，此刻其实就在距他们吃饭的饭馆不到一公里处的一个安全点待着！
七、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避风港
这个安全点，就是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看守所。
赵锦章当年参加中共地下党后不久，组织发现他年轻机灵，又是上海人，在中药店铺当学徒时，因为替客户送过数年药，自行车骑得好（在当年那还算是一桩稀罕事），对市区情况相当熟悉，英、法、公共租界的巡捕在每条马路上几点钟上下班他都能说得一清二楚，所以就将其发展为专职秘密交通员。为此，组织上还指派曾去苏联学习过政治保卫工作的同志特地对当时名叫管作成的这个年轻人进行过短期技能培训。通常来说，人在年轻时学的东西不容易忘记，许多甚至能贯穿人的一生。赵锦章也是这样，他后来做了叛徒，带着敌特袭搜了中共临时党中央的机关，尽管扑了个空，但他知道中共方面不会放过他的，于是在被淞沪警备司令部释放后，改名换姓伪装良民，凭着在中药店当学徒时的药工底子，去昆山拜师学了中医，后来抗战爆发后又返沪开业，同时去广慈医院学习西医，两年后在诊所门前挂出了中西医兼看的牌子。如此，一直到1951年9月。期间，赵锦章运用之前所学的防范思维和技能，日夜注意人身安全，诊所和家庭也是数次搬迁，以防在一处时间待久了会暴露出叛徒真面目而遭到严惩。
这种防范进行到1951年9月19日那天，在那位当年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官龚培春出现后，赵锦章便下意识地知道安定日子算是过到头了。尽管从侥幸角度来说龚培春也许当时并没有认出他来，但是看对方那副病蔫蔫的样子，今后肯定会不时光顾诊所的，那就难免有一天会回想起当年那一幕。所以，根据安全防范原则，赵锦章就毅然作出决定马上离开上海。
当妻儿还在家里看着时钟计算着赵锦章差不多快要回家的时候，赵锦章已经在北火车站踏上了北上的火车。他购买的是去南京的车票，但是，在无锡就下车了，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已经考虑好了如何逃避公安局可能会采取的追捕行动，那就是躲到看守所去。他相信这种类似“大隐于朝”的方式是能够蒙蔽对手的。于是赵锦章在抵达无锡后，就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喝酒，然后假装醉醺醺地对饭馆老板娘动手动脚实施调戏。结果如他所预料的一样，当时就被扭送去了派出所。在派出所，民警依据从他身上搜出的那张随身带着的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发的私营医生执业资格证认定了他的身份，先是予以留置。赵锦章担心火候力度不够，人家会把他放出来，于是第三天又在看守所跟一名同监犯人干了一架。这样，半个月后他就获得了一纸收容教养的决定书，然后就去了苏州东山农场。
那时候警方技术手段落后，办公经费也有限到极点，因此对于赵锦章这种情况的人犯，凭着一张印有本人照片的随便什么证件，就足以作为真实身份来认定了。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法规也还未健全，没有必须通知被羁押人家属的规定，而且赵锦章的交代是“无家可归”，承办员也就到此为止了。赵锦章的那个证件尽管没收了，但是随着卷宗一起交给执行单位。而执行单位苏州东山农场凭着这个证件认定了他在登记表上所填写的医生身份，如获至宝似的把他安排到了场部医务所。
赵锦章一年教养期满后，农场让他留场就业，他自是求之不得，于是就成了东山农场的一名职工。职工当了一年半时，赵锦章突然产生了想回家去看看顺便打听一下叛徒身份究竟是否暴露了的念头，便用上了平时积攒下的加班调休假回了一趟上海。当晚，他从两个弟弟口中得知警方已经前往调查过他当年改名换姓的情节，于是就明白大势已去，待家人熟睡后便毫不留恋地立刻离开。
回到农场后，赵锦章对自己此行的整个过程作了详尽的回忆，对曾经说过的那句“还在干老本行”后悔不已。正是因为这份后悔，导致他开始特别留意到农场场部来的外人。这天，赵锦章发现来了四个汉子，进了保卫股的门，便顿时警惕起来。然后，他又看见职工股谭股长进了保卫股。到这当儿，如果还不作出反应，那他就是白痴了。赵锦章当机立断，马上离开了场部。
赵锦章离开场部后，并未如之后侦查员追捕他时所估测的那样去了苏州火车站想立马逃出苏州。他去了场部后面的小河汊，上了一条即将出发去捕鱼的渔船。当时东山半岛没有医院，那些岛民、渔民有什么不适是到农场医务所来求诊的，因此赵锦章结交了几位渔民朋友。平时星期日休息时，他经常到渔船上去，和渔民一起去太湖捕鱼、喝酒，然后就在船上过夜。因此，渔民对于赵锦章的登船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渔船慢慢地离开岸边，赵锦章在船上悄悄注意着农场方向，依稀可见人来人往的，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热闹景象，他便暗叹了一口气，知道自己是回不了东山了。
当晚，赵锦章宿在渔船上。次日清晨，他让渔民在湖中截住了一条农船，问明是去昆山装运砖头的，便说要去昆山转转，改搭了那条农船。赵锦章在昆山上岸后，顺水路去了当时辖属于苏南行政公署松江专区的朱家角，用东山农场的工作证去旅馆住了一夜。这时，他已经理清了思路，决定还是采取“大隐于朝”的法子来逃避追捕，这回干脆就隐到上海市区的某个看守所里去吧。
不过，在去上海之前，赵锦章还得做一件事，那就是需要伪造一个假证件。赵锦章以前学过刻章，于是就在旅馆里用肥皂刻了一枚昆山县人民政府卫生科的公章，用这枚假公章伪造了一份介绍信，去找了朱家角镇上唯一的一家小型印刷社，制作了四十份“昆山县私人医师执业资格证”，同时又去照相馆拍了照片。次日，印刷社交货，赵锦章在其中一个假证上填写了姚执义这个伪名，贴上了照片，用那假公章盖了骑缝，然后就把假公章和其余三十九份证件全部销毁了。
又过了一天，已经化名姚执义的赵锦章搭乘朱家角每天只有一班前往上海曹家渡的内河小火轮前往上海。然后，前往外滩，用盗窃游客行李拎包故意被发现后又殴打对方的方式使自己折进了局子。
尽管赵锦章把看守所视为一个可靠的保险箱，还得设计一番才能混得进去，但那里面毕竟不是一个好处所，不但没有自由，物质生活的质量也是可想而知的。但赵锦章的运气似乎好些，在他进去的当晚就有一个犯人在监房里用放风时捡得的布条搓成绳子后上吊自杀，被同监房犯人发现，及时解救了下来，但人已经昏过去了。值班看守员经历过这种情况，闻讯赶到后知道如果折腾着送医院可能难以奏效，导致自杀者真的送掉性命，当下便马上在走廊一迭声喝问哪个监房有懂医的。这样，赵锦章也就当仁不让了。看守员马上把他开出来抢救那个犯人，经过一番人工呼吸再加上万金油之类的刺激，把那犯人救了过来，连医院也不用去了。
次日，看守所长上班后得知了情况，因为那个要自杀的犯人是个还没有审出底细来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如果真的死了那看守所是要挨批评的，甚至他这个所长是否当得下去还得打个问号。因此，看守所长内心对赵锦章有了一份隐隐的感激之心。当下，就翻阅了赵锦章的入所简单登记，发现此人是一个犯下轻微罪行的游方郎中，类似这种罪行和无业流浪身份的人犯当时看守所里海了去了，在看守所方面的意识里是没有什么大的危害的人物，于是便决定对赵锦章实施优待。怎样优待法？让赵锦章当了看守所的劳役犯。
看守所的劳役犯，就是那种承担着给其他犯人送饭、送水和负责监舍清洁卫生等劳役的在押人犯，这种角色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伙食也比关在监房里的犯人好些，并且每天还有充足的水用于个人卫生，因此在看守所这是一桩好差使。但这种好差使通常只能由犯轻微罪行、身体好而又比较老实的未决犯才能做。赵锦章一来就当了劳役犯，那对于他来说乃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欢喜。
专案组向全国县级以上公安局发函件请求协查赵锦章时，当然也给上海市各区的公安分局一一寄发了。各公安分局也有回单表明全部收到了，这是属于刑警科管辖的工作，赵锦章被关押的黄浦分局刑警科确实也安排做了这项工作。刑警科当然也没有忘记看守所这个可能的“避风港”，除了向所方发了分局油印的《转发协查函》外，还特地给看守所方面打了电话让注意查一查。看守所也确实核对了每个在押人犯的姓名，但仅仅是核对姓名而已，所以终于让赵锦章从眼皮底下滑了过去。
看守所一关滑过去后，预审科这一关那就更加容易混过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协查函件，总共一两次的提审中天天是盯着被捕时的案情讯问，赵锦章也就过关了。赵锦章被提审了两次，承办员认为其罪行应当逮捕，于是就让他在逮捕证上签了名字。逮捕之后，赵锦章终于松了一口气，寻思这件事总算基本上过去了。再往下，就是检察院、法院了，那两家当然就更加不清楚什么协查函件之类的题外事情了，公事公办地履行了一番法律程序，赵锦章最后被判刑三年。
赵锦章被判刑后，先是押解提篮桥监狱，大约过了半个月，就随着大约一百五十名已决犯移押安徽省宿松劳改农场去劳动改造了。
八、冤家路窄
赵锦章去了宿松劳改农场后，暂且无话。转眼到了1955年10月，这个隐藏了二十四年的叛徒的真正厄运终于到了！
给赵锦章带来厄运的，是两度参与侦查叛徒的专案组侦查员苏吉殿。这个老苏，此刻自己也正刚刚遭受了厄运而且还陷在里面没有解脱。
苏吉殿的厄运，跟潘汉年出事有关。
1955年3月15日晚，潘汉年作为出席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成员，与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等人乘上北去的列车。代表团抵达北京后，下榻于北京饭店。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有一项是《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上印发的关于饶漱石、扬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使潘汉年意识到事情的发展可能会牵连到他，因为材料中提及的饶漱石在华东局主持工作的时候主抓的工作中有一项就是公安，而潘汉年是华东局的社会部长并主管上海公安工作，扬帆是他的手下，现在上下级都有问题，他夹在中间肯定跑不了责任。另外，还有一桩历史事件，1943年，在组织批准之后，潘汉年曾经由一个名叫胡均鹤的人介绍去跟汪伪大汉奸李士群见面。而李士群对潘汉年实施突然措施，挟持潘汉年去跟汉奸头子汪精卫见了面。事后，由于种种原因，使潘汉年失去了向组织说明此事的机会。而这时胡均鹤也已经被捕，此事肯定会被重新提起。
在这种情况之下，潘汉年决定向组织说清楚上述事宜。4月1日，潘汉年向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详细讲述了自己十二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检讨了自己长时间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错误，同时将自己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呈中央。
第二天，即4月2日，陈毅亲自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并将潘汉年的那份材料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亲自组织人员于4月3日前往北京饭店对潘汉年执行逮捕。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潘汉年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同志的提议，对潘汉年一案进行复查。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推翻了强加于潘汉年身上的所有莫须有罪名。次年，胡均鹤也获得平反，安排于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处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潘汉年出事后，上海市和华东局政法系统掀起了一场“清查潘（汉年）、扬（帆）集团分子”的运动，数以百计的优秀政法干部特别是公安干警因此而蒙冤。苏吉殿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中共的地下党员，曾在潘汉年领导的情报战线上当过一名小卒子，要说跟潘汉年的关系，那是八竿子也打不上的，他还是解放后从《解放日报》刊登的照片上第一次知道潘汉年长得何等模样；至于潘汉年，更是从来不知道他手下的秘密情报人员中有一个名叫苏吉殿的同志。但是，以当时清查运动的标准，苏吉殿已经够得上划进“潘扬分子”的行列了。
当时苏吉殿已经从提篮桥分局调到市局政保处工作了，他被处理的方式跟几年前民警小许被打发到苏北劳改农场相差无几。1955年8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一，苏吉殿走进办公室上班时，一位领导跟进来对他说，有点公事想派你和老曾、小林两位同志去安徽宿松出趟差，事情有点急，得立马出发，火车票已经买好了。苏吉殿不疑有他，当下就和两位同事一起上路了。那当儿交通不便，从上海去安徽宿松先得乘坐火车去南京，然后从南京乘汽车去合肥，到了合肥再转汽车，反正苏吉殿从周一出发，到周三才到。
因为领导指定那位姓曾的作为这趟出差的负责人，所以一路上苏吉殿按照干他们这一行的规矩也不便询问去宿松干吗，寻思反正到了那里总有个说法的。现在到了目的地，这才知道是一个劳改农场，因为这个农场当时一度接收了较多的上海犯人，便以为是来向犯人外调的。当晚，三人就在这个农场的一个很小很简陋的招待所里住了下来。
次日吃过早饭后，姓曾的那位同事说你们在招待所待着，我去场部跟他们联系公事。他去了不一会儿，就来了两位农场的干部，问哪位是苏吉殿同志。苏吉殿答应后，对方说我们想跟你聊几句，请另一位同志暂时回避一下。另一位同事出去后，农场的两位同志跟苏吉殿聊了起来，问了他的基本情况，然后忽然板着脸掏出一纸公文宣布说：经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决定，将苏吉殿同志送交安徽省宿松农场管束。苏吉殿大惊之际，对方已把那纸公文送到他面前让他签名。这时，苏吉殿才知道自己遭遇了跟当年提篮桥分局民警小许差不多的事儿，那两个同事显然是奉命将他押送过来的。
到这当儿，苏吉殿知道对宿松农场方面说什么也是白搭了，留下就留下吧，但他拒绝签字。农场那两人说，不签字就不签字，我们是奉命行事，希望你不要给我们制造什么麻烦，根据场党委会议讨论决定，你在本场的活动范围是以场部为中心的方圆一里之内，如果需要离开必须向农场政治处报告获准。农场准备给你安排工作，工资待遇仍按在上海时的级别享受，停止过党组织生活，单独安排住宿，吃饭在场部干部食堂，和农场干部一样自购饭票排队打饭，看病享受公费医疗，可自由通信和订阅报刊，有什么事情需要解决的可以找农场相应的科室。
这样，苏吉殿就开始过起了软禁生活。当时，华东六省一市的劳改农场、收容教养队中一半以上都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公安部的通知接收了跟苏吉殿情况相同的来自上海政法系统的“潘、扬案涉及人员”。
苏吉殿在农场无所事事，终日在划定的范围内转悠。他知道自己这种人此刻已经被划为另类，农场那些干部不会愿意跟他多接触的，所以也很识相，从来不到场部各科室去串门，也不跟任何一名干部建立超出正常接触范围的关系，以免给对方造成不好的后果。最多有时去农场工会转转，到图书室去借书看。倒是农场派出所在国庆节前夕为侦查一桩耕牛死亡案无法可想时，所长登门来向他求教过。苏吉殿听对方介绍了情况后，对案子进行了分析，派出所根据他的分析重新确定了侦查方向，结果仅仅用了三个小时就找到了案犯。这样，国庆节过后农场干部上班时，每个办公室都在悄然议论这个来自上海市公安局的老苏确实是大侦探。
苏吉殿发现隐藏于宿松农场的叛徒赵锦章就是在这些议论还没有消失的时候。那是国庆节后的第三天，上午，苏吉殿觉得肚子有些痛，他身体一向很好，来农场后没有上过医院，但这次却觉得似乎来势有点凶，生怕熬着不好，就决定去场部医院看看。
农场的场部是根据在押犯人的人数为体现人道主义而组建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劳改犯和收容教养人员，干部和职工也可以前往看病，都是免费治疗的。医院的医务人员也分三种身份：干部、职工和犯人，劳改单位从事医务劳役的犯人称为“医务犯”。苏吉殿去挂号时，那个接待他的女职工认出来人乃是“上海大侦探”，对他便特别客气，说你来得不巧，干部医生都去场部礼堂听报告了，只有医务犯在。苏吉殿说没关系，谁给我诊疗都一样，只要懂行就行了。
这时，另一个职工身份的挂号人员开口了，说要论医术，那当然是医务犯比干部医生好。肯接受分配到这种地方来的干部医生哪有什么真水平的？倒是犯人中水平高的多，我们这里医务犯中，有国民党军队的军医，有留过洋的医学博士，有中西医兼通的全科人才，还有……苏吉殿听见“中西医兼通的全科人才”，心里不禁一动，寻思别就是赵锦章那主儿？当下便说那我就请那位中西医兼看的全科大夫给看看吧。
对方纠正道：“我们这里称从事医务劳役的犯人叫‘医务犯’。”
“明白！这位医务犯姓什么？”
“他叫姚执义。”
苏吉殿暗暗一怔，寻思名字不对嘛。嗯，不管他，反正先去看看再说吧。
苏吉殿跟赵锦章从来没有打过照面，但干侦查工作的，只要见过照片，那模样就能印在脑子里似的多年不忘。所以，当苏吉殿踏进那个名叫姚执义的医务犯所在的科室，只朝对方扫了一眼，就认出此人正是久缉不着的叛徒赵锦章！
赵锦章正在给人看病，没有留意到有人进来。苏吉殿便坐在一旁的凳子上等着，前面三个候诊的职工见一个干部模样的来看病，便请苏吉殿先上前去。苏吉殿在赵锦章面前坐下，生怕惊动了对方，便故意不说上海话，而说一口带宁波口音的普通话，说了说症状。
赵锦章问：“队长，您想吃中药还是西药？”
“你这里是看中医还是西医？”
“我都会看的。”
“那太好了，我遇上高人了！这样吧，你就按你的经验替我看，不管中药西药，能够解决问题的就吃。”
赵锦章想了想，说搭搭脉看看。于是搭了脉，又看了看舌苔，说队长您这是中焦阻塞，加上饮食不周，放心，没什么的。要么先吃点西药止止痛，同时给您开张中药方子吃点中药？
苏吉殿点头说行，心里已经完全确认眼前的姚执义就是赵锦章。他接过方子，随口谢了一声，便离开了诊室。
苏吉殿不知自己此举是否惊动了对方，寻思行动得快。以他此刻的被管束身份，不便直接出面抓人。但他想起当年去苏州东山农场逮捕赵锦章时被其察觉得以逃脱那一幕，心里就有点惶惶。稍一考虑，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下手控制了对方再说。
这时，正好有两个职工从外面进来，一看那稳健的步伐，便知道是无病青年伪装生病想骗病假逃避劳动的。苏吉殿看中了两人那副剽悍的体魄，寻思肯定有一把好力气，加上他自己三个人控制一个赵锦章料想没有问题。于是就朝他们招招手，对方见之脸上露出惊奇的神情，但还是过来了。
三人在医院一角进行了简短的对话——
“你们二位是哪个单位的？”
“哦！队长，我们是三中队的，我们有点不舒服，想来医院配点药……”
苏吉殿摆手打断道：“现在有一个立功的机会送给你们，干不干？”
两人一愣之后，马上点头：“干干干！队长您让我们干什么？”
“你们跟我走，到前面那间屋子后，我让抓谁你们马上上去控制他。行吗？”
“没问题！队长，我以前是练摔跤的，他练举重。”
“那手脚就轻一点，我是要活的。”
说到这里，苏吉殿正好瞥见赵锦章从那间诊室里出来，手里拿着一张纸往另一头的化验室那边走去，便一指悄声道：“看准了，就是那个穿白大褂的医务犯！上！”
那两个职工如离弦之箭似的射了出去，苏吉殿忍着腹痛还没走出数步，赵锦章已经被扑倒在地。其他诊室的职工医生、医务犯听见走廊里动静不对，纷纷出来察看，见状还以为这两个职工为看病的事跟医务犯闹纠纷，便有职工医生出言指责。这时苏吉殿走了上去，厉声道：“是我让他们下手的！谁去拿根绳子来，把他绑起来！”
赵锦章在两人手里挣扎：“凭什么绑我？”
苏吉殿一声断喝：“赵锦章——管作成！你老实点！”赵锦章顿时像马失前蹄似的软软地瘫倒在地。
苏吉殿不敢大意，亲自把上了绑的赵锦章押到挂号处，进去后把门牢牢闩上，命那两个职工在外面看守着，不让任何人靠近。然后，叫挂号处的职工接通了农场派出所的电话，说这里抓住了重要案犯，让马上派人过来押过去。
片刻，派出所长亲自带人过来了，见抓人的是苏吉殿，不禁大奇。苏吉殿把派出所长扯到一旁介绍案情，只说了个开头就把对方惊得双目滚圆！
赵锦章被捕后，由农场派出所电告上海市公安局。上海警方连夜派员前往安徽，将赵锦章押解回沪。
苏吉殿为此事受到了上海方面的表扬，并对其“问题”及时作出了“从宽”处理：结束管束，调苏北农场担任管教员。那两位协助缉拿赵锦章的职工受到了嘉奖。
赵锦章被押解回上海后，不久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连同之前未服完的残刑，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1969年，赵锦章服刑所在的劳改农场遭遇洪水袭击，他当时正在仓库劳动，被倒塌的库房当场压死。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附录】
过去人，名字起的真的很不错
杨帆局长出现过几次，可惜了啊。
苏吉殿一身虎胆，真公安也！
发这么多，看的头昏眼花。不过，真过瘾
旧上海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真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想象的
可以拍成电视剧，绝对精彩
这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聪明反被聪明误！51年的事，假如当时抓住了，判15年，66年就出来了，也不会69年服刑被砸死！
晚了几年才抓到，算命大还能活了那么久。
小时候家里有订啄木鸟，还有故事会，所以，看到这些故事，很喜欢
没逃过上天的惩罚
被抓时是医务犯，抓了以后还是医务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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