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独立Zt

 

曾经叱咤欧亚大陆的蒙古民族，在近代追求自治或独立的路上却饱受艰辛。外蒙古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宣布脱离清廷独立、成立“大蒙古国”，随即受到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军事干涉而取消，但不仅在俄国白军帮助下迫使中国军队撤出外蒙，又获得苏联红军支持击退俄国白军而独立，成为世上继苏联之后的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直到1946年1月5日才获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承认。而内扎萨克蒙古（内蒙古，又称漠南蒙古）方面，在对日抗战期间几位内蒙古王公曾与日本关东军积极合作、甘当魁儡政权，当战后该地涌现“内外蒙古合并”或“内蒙古独立”的声浪时，国府仍维持“边政”的统治思路，未能改变政策争取民心，终使中共得以于国共内战初期在内蒙取得突破，取得进军东北与南下中原地理优势。

 

自1930年代中叶起，受日本关东军（右）扶植、领导内蒙古独立运动的德王（左），以及任“蒙古军政府”副总司令兼军务部长的李守信（中）。

民初内蒙：“一国多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翌年南北议和达成、成功使清帝退位，结束了长达268年的清王朝，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又于1913年当选为正式大总统，民国政府定都北京，开启了“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在政治强人袁世凯的领导下，初建的民国终于走上轨道，虽在地方行政上颁布《划一现行各省、道、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等3个《划一令》，将各省府、厅、州一律改为县，但实承袭清朝旧制，即仅废除府一级，将原本不管县的州、厅通通改为县，形成省—道—县三级制；与此同时，又在一些地区实行特别行政区制，例如京兆地方（约为清代顺天府范围，领20县，今属北京市），以及属于今内蒙古自治区的热河、察哈尔、绥远，还有川边特别行政区，其余如外蒙古、西藏，仍保持清代旧制。在民政方面，热河、察哈尔原属于直隶，设都统管辖；绥远属于山西，设绥远城将军管理军政与盟旗事务。而内蒙古最东面的哲理木盟，则分属奉天（今辽宁省前身）、吉林、黑龙江三省管辖。

宁夏建省 冯玉祥的算盘

1914年7月，北京政府颁布《都统府官制》，热河都统节制热河道、卓索图盟（今辽宁、河北、内蒙古接壤地区）、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察哈尔都统辖兴和道、锡林郭勒盟、察哈尔部；绥远都统辖绥远道、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采取军政合一的都统制，由中央政府任命都统，总揽军政与民政。到了1928年，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形式上统一中国后，热河、察哈尔、绥远比照其他省分规制建省。

而国民军系的冯玉祥在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时，就有“拟划甘肃、新疆、青海为六省”的设想，后于1928年冯遣原麾下、时任国府内政部长的薛笃弼提出甘肃省分治案，称有鉴于甘肃省辖区过大，“北部阿拉善额鲁特旗及额济纳土尔特旗地方，汉蒙杂处，砌号难治”，甘肃省政府鞭长莫及。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9次会议，决议设立宁夏省，范围为原宁夏路下辖8县与宁夏护军使管辖地。这样一来，既改变了回族将领控制青海、宁夏的局面，使国民军系得以中央任命的方式合法主政当地，又可响应蒋于1928年国军编遣会议的缩编军队规定（每省只留3个师），若增加控制青、宁两省，则可增加国民军系的军队编制，于是，民国时期的“塞北四省”正式成形。

 

从反对改省到沦为魁儡政权

然而，国府当时并未深刻认识到蒙古的特殊民族情况，只是通过建省置县等手段，强行将其纳入中央政府的管治中，引起内蒙古的反弹。1928年下半年，蒙古各盟旗集会，派出以吴鹤龄（1896—1980年）为首的代表团，赴南京表达反对热、察、绥改省，提出蒙古自治的诉求，并称“实现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能自治自决的遗教，予蒙古以生存发达之机会”。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李玉伟指出，尽管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蒙古盟部旗组织法》，以法律形式保障了盟旗制度，但未规定各盟旗权益如何不受省县侵犯，且盟旗散落在省内各地，不存在统一的自治机关可与拥有强大军政实力的省县抗衡，在对国府失望的同时，部分蒙古王公不但继续提出自治的要求，并暗中与日本合作谋求独立。

出身西蒙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札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1966年，人称德王），不仅与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1871—1938年，人称云王）组织“内蒙古王公会议”，向国民政府要求自治，并于1934年自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政会）后要求国府追认。正忙于围剿“长征”中的中共，蒋介石亦明白国府在内蒙古力量薄弱，只得答应只要内蒙不搞完全政治独立，这些内蒙古王公的任何要求都可以满足。

为进一步削弱中国的抗日力量，侵华的日本关东军提供给德王5,000支步枪、50万日圆，支持成立“蒙古军政府”，达成与德王的“日蒙携手、亲密合作”。抗战全面爆发后，德王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合并，改组为“蒙疆联合委员会”（后改名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蒙古自由邦），并在名义上归属汪精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统辖，正式成为日本在华扶植的魁儡政权之一。

当抗战结束、国共内战爆发，两党都希望能争取内蒙的支持，内蒙最终却倒向了中共。由于国府未能认识到腐朽的世袭蒙古王公制度，早该随辛亥革命成功成为历史，反消极地对其诸多放任与拉拢，终酿成与侵华日军合作的魁儡政权，让国家利益蒙受重大损害。其次，中下阶层蒙族知识青年拥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期望通过自治实现本民族的振兴，而国府在战后也未尊重民族自治的声音，只以治理边疆（边政）的态度来面对民族问题，维持放垦盟旗土地与强行增设省县为中心，对反对农业区扩大的声浪视而不见，招致蒙古各阶层的普遍反对，转而支持中共让蒙古实现自治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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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诸部在明朝的时候不属于大明朝廷，是满洲人带来的。 -过客文- ♂ (269 bytes) () 01/08/2021 postreply 09:29:42

• 西藏，新疆甚至台湾都是这样。 -hkzs- ♂ (38 bytes) () 01/08/2021 postreply 11:3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