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少杰
当蒋介石决意惩处确有反意的国军元勋邓演达时，一批与邓演达有着数年袍泽情谊的黄埔将领纷纷站出来为他说话。如陈诚在获悉邓演达被捕后，立即致电蒋介石，予以力保；随后在获悉邓演达被害后，再次致电蒋介石，提请辞职，声言：“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
而当毛泽东决意整治并无反意的共军元勋彭德怀时，一大批与彭德怀有着数十年战火情谊的红军将领纷纷围上来朝他吐唾沫、泼脏水，东拉西扯、无限上纲，还翻出一大堆陈芝麻烂谷子，气势汹汹且婆婆妈妈，一如街妇聚骂之行状。他们还一致举手赞成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并给他安上了两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一个是类似于“汉奸”罪名的所谓“里通外国”罪名，一个是类似于“结党谋反”罪名的所谓“组织军事俱乐部”罪名。
当蒋介石将张学良监禁后，仍有许多国民党大员去看望他。其中张治中将军三次专程探视囹圄人，一次在南京宋子文府（1936年），一次在湘西沅陵凤凰山（1938年），一次在台湾新竹井上温泉（1947年）。他次次都与这被监禁者长时间地促膝谈心，还次次都不避嫌疑地替这被监禁者给蒋介石捎信或捎话。
而当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后，则见许多中共大员纷纷变脸，对落难者唯恐避之不及。在由庐山返回北京时，除张爱萍将军外，大家“都不愿和彭老总同机”，以至于“那架飞机只稀稀落落地坐了几个人。”
又当毛泽东将彭德怀只是闲置京郊吴家花园而并未监禁时，就没有多少中共大员去探视他，更不要说去与他促膝谈心了。彭德怀曾对不期而遇的谢觉哉说：“下了庐山以后，我已经被人们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来往了。在吴家花园，只有总司令（即朱德——引者）来看我，找我下棋……还有帅大姐（即帅孟奇——引者）来看我……”
不过，彭德怀自己也曾“规定一个军人也不见，以免引起嫌疑，牵累来者”。因为，他背的毕竟是“组织军事俱乐部”的罪名。至于彭德怀的老部下们也不都是绝情者。李志民上将就曾暗中派其儿子避开吴家花园门口岗哨，翻越围墙进入院中，想看一看“彭老总是否还在人间”。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无疑会给落寞将军带来一些暖意。
当彭德怀被正式收监后，除提审人员外，就没有任何袍泽故旧来探视他了。
又当彭德怀知道自己身患绝症而提出要见毛泽东、周恩来后，仍没有任何中央大员来看望他。
落难将军不胜悲鸣：“无缘无故地关了我这么多年，有谁来看过我一次？有谁来找我谈过一次话？我枪林弹雨中征战了一辈子，到如今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苍天啊！你真不长眼！”
1999年12月，彭德怀的侄儿侄女将其伯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归葬湖南湘潭乌石故里。这一迁葬实属孝举，合理，合情，尤合他们的伯父之耿介脾性：大家既然生前待我那么薄情，我又何必死后硬要与你们挤在一起？我生前孤傲，不与你们拉拉扯扯，死后也孤傲，羞与你们同葬一处！
一些半路结盟或加盟中共的前国民党人士在涉身毛泽东整人运动时，也似乎显得比许多老中共党人更讲义气些、更富有人情味些。
当许多中共大员纷纷指责彭德怀伪装艰苦朴素故而是“伪君子”时，前国军上将张治中站出来说话：若说一个人在短时间里搞伪装，还能够说得过去；但若说一个人在一生中都搞伪装，就很难说得通了，一个人“怎能伪装一生呢？”
颇有仁德之名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也曾高度评价过张治中的为人：“要重新思考做人的道理。很敬佩张治中。大革命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次分裂时，张两次向蒋介石上万言书，很不赞成。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从不批蒋介石。大概是‘大跃进’（似应为‘文化大革命’——引者）时，有次（似应在1967年国庆观礼时——引者）上天安门城楼，在电梯上遇见毛主席，张说：‘主席呀，你走得太快了，跟不上。’张治中应当有部电视剧。”
张治中任职国民党时曾数度谏言蒋介石，离开国民党后则从不批评蒋介石，正如中国古语所言：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
他结盟中共后，又能在毛泽东如日中天时当面向其谏言：你搞“文化大革命”，搞得很过急（“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很过火（“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说出了当时所有中共高干都不敢说出的话，故又再显古士之风。
据一个原人大附中红卫兵头目回忆：在当年被他们抄家的那一个个名人政要中，绝大多数者都对他们这些“红卫兵小将”点头哈腰，低声下气；只有两个人不买他们的账，非常硬气，令他们感到很是威严。在这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张治中将军。
当许多老红军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时，原为东北讲武堂出身的国军第111师333旅旅长后为解放军中将的万毅，先是在庐山上为彭德怀说话：“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继又在北京城为彭德怀说话：“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这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老百姓们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让他批去吧！”
又当许多老红军纷纷举手赞成开除黄克诚的军籍、党籍时，原为西北军军官学校出身的国军第26路军排长后为解放军中将的李雪三，“就是不举手”，“自始至终保持沉默”。
许多年后，黄克诚回忆了当时挨整的情景：“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我关系多的人，要求他们揭发、批判我。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人都得表现一下。于是这个说我是怕死鬼，那个说我是杀人犯。”但是，“也有几位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的为人的同志，在会上一直没有发言。这样做是要担风险的，连我都担心他们会受连累。”
当许多新中国的新贵们附和着那个新中国的新主子而一窝蜂地去围斗梁漱溟先生时，原国民党高层人士何香凝、陈铭枢则为挨整者说了公道话。
何老太太在那个一边倒的会议上，“唯一”发言肯定梁漱溟曾经反过蒋介石，从而回应了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泼骂：“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另外，何老太太在那一片叫骂声中，仍然称挨骂者为“梁先生”，令这听用者久久不能忘怀。
陈铭枢则在会上逼毛泽东表态：梁漱溟问题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若是前者，“不必在此费舌耗时”；若是后者，“可以慢慢批判教育，使他逐渐醒悟”。毛泽东答复：“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
当老共产党人贺龙落难而其子女无处可躲时，老国民党人何香凝收留了他们，并把他们藏在周恩来严令不许任何人冲击的地方——何老太太自己的卧室。
当刘少奇已被公开批判而许多中共高层人士唯恐避之不及时，宋庆龄仍给刘少奇子女寄贺年卡，并向刘少奇夫妇赠送《宋庆龄选集》，还在书上写着：“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
“林彪事件”爆发后，“文革”酷烈形势有所缓解，刘少奇子女“给他们熟悉的叔叔阿姨”写信，请求把他们“要求见爸爸妈妈”的信转交党中央、毛主席。他们寄给其他人的信有什么反应不得而知，寄给宋庆龄的信则如愿地转交到了毛泽东的案前，并获其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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