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酒
徐可北
(天愚 : 徐可北的爸爸是58年去北大荒的转业军官，68年我下乡到北大荒时我们在同一个分场)
熟悉父亲的人，都知道父亲喜欢喝酒。每天至少两顿，一顿至少二两半。享年86岁的父亲，临走前的两天，一口粥食都没有进。姐姐说，最后一天，父亲是喝了两口白酒，服下的每天要吃的五、六种药片和胶囊。
父亲算得上喝了一辈子的酒。要弄清父亲这一辈子究竟喝了多少酒，就要先弄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喝酒。小时候听父亲讲过，1955年他从位于旅顺的解放军俄语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总后勤部驻集宁（今属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口岸办事处担任俄文翻译，那个时候跟在那里打交道的苏联军人学会了喝酒。
1972年父亲从七分场基建队调到2队工作，那时我和姐姐才6岁和8岁，分别读一年级和二年级，在这之前对父亲的喝酒，除了父亲请朋友来家里喝酒，高兴时会用一支筷子在喝酒的缸子里蘸一下，送到我的舌头上舔一舔，我似乎也很配合父亲这个逗儿子的节目，再没有留下其他的印象。记忆中，那时家里有两个大号的玻璃瓶子，一支是家里盛酱油的，瓶壁上有些油渍马哈的；另一支是父亲装酒的，瓶子清澈透亮，可以显出玻璃瓶浅蓝略带有草绿的本色。这两个瓶子的形状与普通的啤酒瓶差不多，只是要大一号，这样大的玻璃瓶像是只在电视上的欧美汽车拉力赛颁奖仪式见到过，现实生活中还真的没有留意到。玻璃瓶容量约有1.7升，能装下3市斤酱油和白酒。
读小学的5、6年里，没有留下打酱油的印象，给父亲打酒的印象却特别深刻。这个大号酒瓶子，瓶底中心有个向外鼓出的圆包，这个圆包凸出了瓶底平面，放在小卖店的售货柜台上会摇来晃去，总是让售货的綦阿姨惊心动魄。瓶塞就是截了一小段玉米芯，经年的瓶塞上面半段像是把玩历久的核桃，油亮油亮的，下面半段被酒气所熏陶，总是散发着一股浓浓的醇香味。酒瓶的玻璃是比较厚的，自重总有一斤以上，盛满了酒四斤多的重量，对于小孩子，非得一只手臂托着瓶底、一只手臂紧紧搂抱瓶身则不能安心。
连队小卖店卖的酒只有两种，一种是一斤装的60度的整瓶北大荒酒，一种是散装的白酒，度数只有比成瓶的北大荒酒更高些。那个时候，父亲不吃早饭的，午饭、晚饭每顿倒满一小搪瓷缸，二两半的容积，偶尔做了可口的酒菜，一缸喝完会再添上半两。一天半斤酒，三斤酒不到一个星期就喝完了。每六天去连队小卖店打酒就成了我和姐姐的义务劳动。当然，这样的劳动也会给我俩带来巨大的利益：一斤白酒一块两毛五，三斤就是三块七毛五，父母经常会给我们一张五元的整钱，我或是姐姐拿了这五元钱去买酒，有时会把剩下的一块两毛五给私吞了，父母对钱的管理都是粗枝大叶的，从来没有追究过。只是有一次，姐姐从母亲手里接了五元钱，抱上空酒瓶去给父亲打酒，过了一阵子又抱着空瓶子回来了，胆怯地告诉母亲五元钱不知丢哪里了，心疼得母亲狠狠地揍了姐姐一顿。
父亲饮酒一辈子，只喝醉过两次。究其原因，倒不一定是酒量特别大，而在于父亲从不纵酒。每天半斤酒，六十多年如此。从事农业生产的二队在每年进入收获小麦时节之前，都会杀几头猪，买几大桶酒，做上几十桌丰盛的佳肴集体会餐，似有祭祀风调雨顺和麦收战役打响之号角两重意义。大概是在1974或1975年的夏季，这一年夏粮小麦和秋粮大豆、玉米长势都特别好，全队200多名职工和连队领导情绪激昂。宴会上一伙知青们私下结盟，一定要趁上今年的好收成探探老徐的酒量，或许主管农业的父亲也是特别的高兴，结果喝了将近一斤半的敬酒，散席后被几位知青搀扶着回到家里。知青离开后，父亲把吃进的酒菜全部吐出，从水缸里舀了半舀子凉水咕咚咕咚喝了，便倒头就睡下了。另一次的喝醉，是听到了“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喝过酒的父亲，脸色红彤彤的，安静地倒在炕上大睡了一觉。没过多久，父亲跟我讲，曾下放在我们八五二农场的诗人、大“右派”郭小川，闻听到这四个人被抓捕的消息后，在住宿的招待所里因高兴而痛饮，因痛饮而兴奋难眠，因难眠而服安眠药，继之吸烟，迷蒙中将烟蒂落在了被子上，引燃了被子后，诗人却进入了深度的醉酒、安眠状态，最终被熊熊燃烧的大火所吞噬。这件事情父亲不止一次跟我讲起，言语中带着对诗人浓浓的惋惜和敬爱。
除了连队麦收前的集体会餐，父亲极少参加公务的招待酒席，即使无法回避，礼节性少许喝一点，结束后总是要回到家里，再端出剩菜，补上他那一小缸子酒。遇到人数较多的亲戚团聚或是朋友聚会，十几人围坐一圈，父亲从不张罗敬酒，别人给他敬酒，总是颔首微笑，端起酒杯看着对方喝上一口。更多的是，同身边左、右亲友聊到欢畅、痛快时，会点头示意对方一起喝上一口，却从来不碰酒杯。
父亲喝酒不大讲究饭菜，炒一碟黄豆，也能喝下那一缸子的二两半白酒。父亲不喜热闹，喝酒以在家里自斟自酌为常。独自一个人喝完酒，会操起那把从朝鲜文工团部队带来回的京胡，自我麻痹或是自我陶醉地拉上几曲。特别在冬季天早早就黑下来的北方，死一般寂静的连队夜幕里，从我的家里传出了凄厉、哀怨的琴声……。晚饭遇到邻居朋友来串门时，若是饭桌上还有两个像样的下酒菜，父亲便会加副筷子邀来访者坐下，边聊边喝，很是随意自然。1980s中期父亲调到分场机关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工作上不像在连队时那么忙，正点下班回家有时间多炒两个菜，有时便会邀上至交到家里喝酒聊天。这段时间，父亲与嗜酒的近邻杜锡堂伯伯喝过几次，更多的是同一起从部队下放的军官、在中学任教的丁培渊和陈智伟老师。再一位常到家里喝酒的是杨迎叔叔，他是我们无锡老乡沈铁燕老师的爱人。那时他在分场修配所工作，负责在电网断电的时候去修配所启动发电机给场直居民供电，杨叔叔从家里去修配所的路线刚好路过我家门口，边疆村寨里唯一的一户无锡老乡，交往之中自然多一份亲热。
父亲喝酒一辈子，只是认准了那几种白酒，很专注。早先一直喝七分场粮食加工厂自酿的白酒，即使是早先每三、五年回上海、无锡老家，或是后来每两、三年到北京、上海看望儿女，父亲都是用十斤装的塑料桶带上满满的一桶或是两桶酒，火车上和在家里都是喝自己带的散装酒。记得是1979年我上初二那年，父亲带我和姐姐回无锡、上海，临走的前两天，父亲提了两个大塑料桶，带了我去加工厂烧酒车间去打酒。大概打的是新蒸馏的头锅酒，酒车间的职工用一个玻璃管量具测了酒的度数，显示的是74度，超过了72度的医用酒精。
亲戚朋友送的再好的酒，父亲是从来不喝的。记得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1984年我从南横林高中考上大学的那个暑假，父亲请了丁培渊、陈智伟和毛濂泉三位分场中学老师来家里吃饭，贵州籍的丁老师从家里带来一瓶茅台，那一次父亲破例和几位老朋友喝了茅台酒。还有一次，记得是2000年我去贵州出差，在贵阳的专卖店里花了280元买了一瓶53度的飞天茅台，带回家孝敬父亲，后来听父亲讲，他请丁老师几位老哥们儿给喝掉了，也没喝出个特别味道。
父亲在2009年和母亲一起离开了他工作生活了50年的北大荒，到北京、上海儿女处，带着的两桶自酿白酒喝完后，不能回到七分场去买，只好喝北京产的56度二锅头。二锅头酒有价高几百元的青花瓷的瓶装酒，也有十斤几十元的桶装酒，其间不同价位的品种很多，父亲只喝那种最便宜的桶装酒。两年前，上海知青史致金先生给父亲网购了两箱北大荒酒，父亲却因香料味太重而没有再去回味，倒是姐姐从辽宁一家自酿自销网店买的散装高粱烧酒陪了父亲喝了两年。
父亲喝了一辈子酒，母亲唠叨了一辈子。一辈子的唠叨反反复复就是两句话：一句是“你个酒鬼，你非要把你的酒瓶子带到棺材里去呀！”，一句是“你要是不喝酒，会省下多少钱啊！”。父亲回对母亲也是总用他的两句话：一句是“人活着不喝酒，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一句是“你看连里哪个不喝酒的男人家里攒下了大钱！”
自母亲2017年11月辞世之后，父亲喝酒的节奏发生了变化，每天早上增加了一顿，有时夜里睡前还要喝上几口。尽管喝酒的频度有所增加，但每顿酒喝的量有所减少，一天所喝的总量基本上还是保持在半斤。
从1955年开始喝酒算起，至2020年10月31日喝酒服药辞世之日止，父亲每天至少半斤喝了长达65年的高度白酒。以65年每年365天、每天0.25千克计，父亲一辈子喝了5930kg高度白酒，即5.93吨。5.93吨有多少？普通的油罐车载重3吨，也就是父亲一辈子喝了将近两个油罐容量的白酒。这接近6吨的高度白酒，可以说不含香料和杂质的勾兑，高度清纯和洁净。
2020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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