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泽东与工作人员在武汉东湖宾馆合影。
1958年秋，毛泽东与工作人员在勤政殿合影。
1975年11月，毛泽东与医疗小组人员合影，后排左三为唐由之。
“1949年底，毛泽东去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老人家还给我抓了一把水果糖。那时候吃块糖就是不得了的享受啊！何况是毛主席给的糖……”他眼里闪出了湿漉漉的泪光，接着又用颤抖的手划燃火柴，吸燃香烟。于是，我眼前弥漫起一团团的蓝雾，像看到一幕老式电影的回忆镜头。
大地覆了白霜，干燥而坚硬。旭日红着脸爬出地平线，立刻照亮了那栋日本人修造的小白楼。小白楼已改为文化宾馆，是高岗等东北党政军负责干部休息娱乐的场所。我朝着小白楼一溜小跑，呼吸遇了严寒好像冒了烟似的。我着急，怕误了开会。我父亲是闯关东的受苦人。我自小当童工，12岁逢上新中国成立，应招来到沈阳，在文化宾馆当服务员。那时的热情就像沸水一般蒸腾。
会议上布置了任务，气氛大异于往常。我们几名小服务员被指定在二层值班，宣布纪律很严，连宾馆经理也不许登临二层。烧开水的锅炉工也换了，换成房产科的科长，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这么严厉的安全措施，准备接待谁 ?
那天，我们不许乱窜，不许写信打电话，不许左顾右盼，不许交头接耳或大声喧哗……按照指令，规规矩矩立在电梯门两侧。
不知过了多久，听到电梯运行声，电梯指示灯亮过又熄灭。门开了，鱼贯而出的首长中，我忽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毛主席！我差点喊出声，却又以为是做梦。然而，那熟悉的面孔已经转向我们，笑微微，并且马上伸出手朝我们服务员走来。首先握住站在我前面的张仙鹏的手：“同志们好啊。”
“主席您好。”张仙鹏激动地回答。
“同志们好。”毛泽东又握我的手。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头有些晕眩，摇颤着手，摇颤着身体说：“主席好，毛主席您好！”我想多跟主席说句话，可是喉咙哽塞、纪律也不允许。毛泽东分明也想多跟我们说几句话，可是他身边的人一簇拥，他便身不由己，被簇拥着走进一号房间。
当时，张仙鹏无疑是我们服务员中感觉最幸福的一个，他直接负责毛泽东的食宿。叶子龙、汪东兴和陈伯达也住二层，由我负责食宿。
几天的服务，我们足不下楼。毛泽东上楼，我们在电梯口迎接。毛泽东下楼，我们在电梯口相送。那时我们都小，长得机灵，手脚勤快，热情高，责任感和荣誉感强烈。毛泽东对我们留下了好印象。叶子龙负责机要，汪东兴负责安全，他们记下了我们的姓名。
第二年的三月初，毛泽东从苏联回来，又在小白楼住了几天。这次，叶子龙和汪东兴找我们谈话：“你们想不想到北京，在主席身边工作？”我们说：“非常愿意。”毛泽东走后，我们恢复正常工作。过了几个月，我们不再想去北京的事，以为首长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
可是，七月份中央忽然发来一份电报，点名调几位同志去中南海工作，其中便有我和张仙鹏。接着，中央组织部派人来接我们去北京。就这样，我们走入红墙，住进中南海东八所。一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叶子龙身边当公务员。
那时，叶子龙就住在菊香书屋旁的三间平房里，与毛泽东住房只有一墙之隔，有后门相通。凡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须经叶子龙试用，并且从侧面观察毛泽东的生活习性。两个月后，我才正式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那天，李银桥眼对眼盯紧我，不许我的目光滑脱，作一番严肃的谈话。他谈话的内容久而久之记不准了，但那双眼睛却留在我脑海里再也消磨不掉。我还记得自己发誓一样说：“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用生命保护毛主席，全心全意搞好服务。”
“跟我来吧。”李银桥在前面带路。踏上台阶时，他整理一下头发和衣领。我也下意识地把衣服抚抚平。他停我也停，他走我也走，像个尾巴似的，紧随他走进毛泽东办公室。
毛泽东坐在沙发里看报，像是在等我。听到声响便抬起头，目光在李银桥脸上一掠便落在我身上不动了。我立刻感到一种紧张，筋肉绷得发僵，呼吸也发生了困难。
毛泽东1966.6.21在韶山滴水洞同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主席，他来了。”李银桥的声音传入了我耳中。我看到毛泽东吮了吮下唇，放下报纸：“好，那好。”他点点头。后来我逐渐发现，毛泽东满意什么事情时总是说：“好，那好。 ”
“你叫什么名字啊？”毛泽东招招手，“过来，小鬼，过来说。”
“李连成。”我边说边朝毛泽东走近，只隔一步距离才停住脚。
“李连成，是这么写吗？”毛泽东伸出左手，用右手食指在左手心里写字。
“是的。”我点头。
“今年多大了？”
他的湖南口音，连问两遍我才听明白。
“16了。”
“你是哪里人？”
“大连。”
“那么你是见过海哩 ？”
“我在渔网厂里编过渔网。”
“你高兴不高兴到我这里来工作？”
“高兴。”
“可是你才16岁，爸爸妈妈放心你来吗？”
我低下头：“我爸爸妈妈都去世了。”
一阵静默，我重新抬起头时，发现毛泽东眼里露出一种同情怜爱的神色。他忽然从茶几上抓起一把糖，递给我：“吃糖，吃块糖。”
毛泽东的手真大，他抓一把糖，我用两只手去接，仍然掉地一块。我犹豫该不该捡？毛泽东已经俯身去拾。我便有些急，也忙弯了腰去捡：“主席，我来。”不料，地上的糖没拾起，捧着的糖又掉落了几块，我好狼狈啊。
“娃娃，真是个娃娃。”毛泽东不让我把糖放回茶几，把拾起的糖塞我兜里：“揣起来，揣回去吃。”他重新打量我一遍，问：“家里还有亲人吗？”
“还有个妹妹在大连。”
“你上过学吗？”
“上过四年。”
“你应该上学么。你是见过海的人，应该有志气。趁现在年轻，应该多学习学习。”
当时，我没有理解毛泽东说这番话的心情和想法，以为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何况，一旦开始值班，我马上发现很不适应，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上仍不能胜任，感觉非常疲劳，根本无心去想上学的事。
毛泽东生活与常人的规律完全不同，这一条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首先是吃饭，总要让人一再提醒。他什么时候说吃吧，才能去办。弄饭本该是厨房的事，他又经常嫌麻烦，让我们在电炉子上煮一茶缸麦片粥或下点挂面便算一餐。一天或吃一餐或吃三餐没个定数。这一来，我们吃饭也常失去规律。他的睡眠更是特殊。多数时间是上午睡觉，下午和晚上办公，稍遇大事便接连两三天不睡一觉，我们值班卫士只好陪着，几天下来便全身乏力，哈欠连天。他过人的精力令人吃惊，也叫人难以忍受。我想探索其中的奥秘。莫非是吃了什么高级补品？仔细观察，什么也没发现。毛泽东入口的东西都是要经过我们卫士之手的，就连吃感冒药也不例外。毛泽东从没吃过任何补药。他喜欢吃的就是红糙米、小米、黑豆、芋头。馋了就要碗红烧肉。平时的蔬菜除辣椒、酱豆腐外，也不过是市场上常见的菠菜、空心菜、圆白菜和苋菜等，他似乎也不讲究，菜常常不切一刀便下锅，吃饭时总要拿本书或报纸边看边吃。他从不细嚼慢咽，可以说狼吞虎咽。若是自己吃饭，几分钟就能解决战斗，除非有客人才不得不放慢速度。
毛泽东吃的这些东西普通人不难吃到。我也学过他的饮食，不行，没几天胃就难受。没得到他那种过人的旺盛精力，反而差点垮掉。
我又发现毛泽东特别能喝茶，能吸烟。莫非这些才是他那旺盛精力的来源？试几天，也不行。茶喝多了肠胃老咕咕叫，饿得快，出虚汗。烟抽多了嘴干苦，头也疼。唉，看来这是天生，我暗自这样想。不然毛泽东怎么就能成为全国人民的领袖？
我们为毛泽东不能按时吃饭发愁，毛泽东却只为不能正常大便发愁。他总是大便干燥。几天大便一次，还必须灌肠，灌了肠才能便出，便出他就如释重负。我在独立值班前，既要学会用茶缸子煮麦片粥，下挂面，烤芋头，又要学会用洗脸盆和胶皮管子灌肠的一套本领。
毛泽东比别人多一点讲究，就是每天要擦个澡，按摩按摩。这些工作也都由我们卫士来完成，所以我必须学会按摩。
按摩时，毛泽东常同我们聊天，但多数时间他是看报批文件。他有躺在床上看书批文件的习惯。我们在旁边按摩，并不影响他工作。记得第一次为他按摩，我小心翼翼地问：“主席，这样行吗？”
“嗯，好，很好。”毛泽东放下报纸，望着我，我便低了头。平时谈话，我就怕主席看着我。他若看着报纸跟我聊天，我还自然自在，他若看着我，我就会不自然不自在。可是，毛泽东的目光不肯离开我，问：“你为什么要学这些呢？你还年轻，上学会不好吗？”
毛泽东多次跟我提上学的事了，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去，但我怎么好说“行，那我就上学去吧”？说不出口啊。我总是回答：“我愿意在主席身边工作。”
于是毛泽东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紧我，好像要看透我的心思似的。良久，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
年底，我终于下决心去学习了。这个决心能下，同我跟随毛泽东外出视察不无关系。
毛泽东外出，行李由我们准备。他无论在火车上还是住宾馆，都睡木板床，用自己的被褥。他的被褥是一色白漂布，他使用的毛巾被是旧的，就是如今摆在他故居中的那条补了补丁的毛巾被。荞麦皮白漂布的枕头，冬天铺枕巾夏天铺枕席或报纸。两件柞蚕丝的睡衣，多少年来就是那么两件睡衣。有两套衬衣衬裤换着穿，洗衣服的事情也是由我们卫士做。他有一双大头棕色皮鞋，一双圆口黑布鞋。有两条毛巾，分工不明确，擦脸擦澡擦脚随便用。要带点烟和茶。带双乌木筷子或毛竹筷子。带的牙具中，没有牙膏只有牙粉。他从不使用香皂，只偶尔用用肥皂。行李中最有分量最重要最不能少的是那两个书箱。
那是两个木头箱子，粗糙笨重。二尺高，三尺长，一尺多宽，刷了清漆，这是专门出差用的，里面装满书。《 辞海 》、《 词典 》、《 楚辞 》等书是每次必带。其余唐诗宋词古典小说及哲学书籍根据毛泽东的吩咐选择。毛泽东在生活中是漫无拘束的，书房和卧室中，这里那里堆满书报。看似杂乱无章，他却能够随心所欲地找到自己要看的东西。如果你想按照一般外观上的标准搞点条理化，归置整齐，那就糟了。他会因为找不到要看的书而烦躁恼火，甚至发脾气。
“我的书不许你们动，放在哪里就在哪里。”他这样提醒我们，特别是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要去外地了，上火车前，毛泽东将手那么一划：“把这些都带走。”那手势须在老卫士帮助下才能理解。不但包括了桌案上的几堆书报文件，而且包含了沙发扶手上和茶几上几本像是随意扔掉的书。
书报装箱后，放吉普车上先走。提前两小时左右送到专列主车厢内，按照在家时的样子，将书报文件重新摆放在书桌上，丢在沙发扶手或茶几上。原来放在床上的书现在也仍放在床上。总之，一切照旧。毛泽东登车后，擦一把脸即可开始看书、办公。他需要的书轻而易举就能在“老地方”找到。
糟糕的是我识字不多，看书更少，尤其看不明白那些线装书，摆弄两个书箱便格外吃力。虽有老卫士不断提醒，仍忙得头晕汗出。怕到火车上恢复不了原样，那些书报装箱时我便下不了手。偏偏毛泽东又嘱咐我带两本书，那书名我闻所未闻，连问两遍仍不清楚，便不敢再问第三遍，悄悄向老卫士们求援，结果还得由老卫士们去问第三遍。
毛泽东在火车上问我：“小李，你来的时间不算短，半年多吧？”
我说：“十个月了。”
“我说话你还听不懂吗？”
“能听懂。”
“说明你不是听不懂话，而是学习少，没看过书，《 聊斋 》没看过，《 红楼梦 》没看过，《 三国演义 》也没看过，做一个中国人，这些书不看是不行的。你应该去学习学习啊！”
我终于下定决心去学文化，一同去的还有张仙鹏，上速成中学。临走，毛泽东为我和张仙鹏写了字：努力学习。并签了名。
“听你讲的，开始你是非常想进中南海，非常激动能到毛主席身边去工作的。”我吸两口烟，斟酌词句，“后来就不那么非常了？”
李连成眨眨眼，轻轻摇头：“不能这么笼统说，这样会生出误会。这个问题必须全面细致地谈。
“就是说，不能简单回答是或不是？”
李连成点头：“是这样。我先后三进三出中南海，都是有原因的。首先，毛泽东的学习精神、革命精神、忘我工作和极其简朴的生活作风对我教育是很深的。至今我们卫士们碰到一起回忆当年，仍忍不住激动，常常热泪盈眶。他并不是没有钱，他有稿费，经常支援帮助同志们，对自己和子女们却要求非常严。一生粗茶淡饭，从没想过享受。他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同全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困难时期他7个月不吃肉，20多天没吃一粒粮。他的孩子饿得悄悄找我们要饭吃……你说，不是人民领袖能做到这一点吗？他也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但他首先是以行动教育我们。后来我走上社会，很不适应。社会复杂，人更复杂，见到各种不正之风，特别是那些挖空心思谋一己之私的干部，便更加觉得毛泽东的伟大和不容易。”
“你说的不容易是指什么？”
“社会上一些人以为，毛泽东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实事求是讲，毛泽东确实可以要什么有什么，但他从没要过享受，他只要工作，没完没了地要学习要工作。”
这就是你后来不那么‘非常'愿意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原因？”我冒昧地问。
“不是不是。”李连成急忙摇头：“累是累，毛泽东更累。我们卫士毕竟可以换班，毛泽东可是不能换班的。”
“那么，是因为毛泽东跟你发脾气了？”
“也不是。”李连成犹豫一下，终于说，“这话怎么讲呢？我总觉得一家一户当个老百姓的生活更自由自在些，更适合我。”
“你能解释一下吗？”
“就从毛泽东发脾气来说吧。我相信，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处到毛泽东那种情况，也都会发脾气的，而且一定更厉害得多。他生活单调不自由。江青不在一起，儿女不在身边，只有我们卫士昼夜相随。有人在电影和报纸上看到毛泽东在群众中的热烈场面，以为他是自由的，真是‘毛泽东在群众中'。其实，那是有组织有安排的，他决不是要去哪儿就能去哪儿。警卫局管、公安部管、中央管，我们也劝止，说不适合他就不去了。为了安全，中央决定不许他坐飞机。他为此发过多少脾气呀！第一次游长江，也是多次发脾气，把警卫中队的中队长都赶走了，才如愿以偿。但多数时候，他发脾气也没办法。比如他想送客出中南海，警卫人员便要拦住，没有安排是不许他出去的。”
“毛泽东总想到群众中去，像普通人一样聊天。事实上不可能。在北戴河时，他一再坚持出去随便走走，安全保卫部门怕他气出毛病，同意了，条件是要戴墨镜和口罩。毛泽东散步，见了农民就想聊天。聊天怎么能戴墨镜口罩啊？毛泽东愤然摘下，扔到一边。农民立刻兴奋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下不得了，群众闻声拥来。于是我们卫士便不容分说把他搀着架着拉走了。他发脾气也不行，这是为了保证安全。”
“毛泽东坐在专列上，曾那么神往地注视着窗外那普通的农村，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农家生活。他吮着下唇，内心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他望望环绕左右的卫士，忽然有了办法，指着远村说：“停，停车！我要去那村子里吃碗红烧肉！”他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可是不能够。卫士长在车上打个电话，立刻就能通知省市领导，下面马上就要全面准备。待毛泽东走去农村讨红烧肉吃时，一切早已作好了安排，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活……都作了安排。”
“安全保卫部门也有苦衷。1958年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校办工厂，出来后正值吃饭时间。毛泽东坚持要去饭馆，便到了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匆匆作了安排，可是毛泽东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眼，被对面楼上一位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叫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这下子不得了了。城市不比农村，一声喊过，人群便像潮水一般涌来，立刻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上堵满了，交通瘫痪，交通警察也想看一眼毛泽东啊，越见不到就越想见么。从上午11点多一直包围到下午5点多。警备区一个排硬把一辆小华沙推进人群，挤到正阳春门口。一群精壮的小伙子好不容易将毛泽东保上汽车。华沙车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天硬塞进去了。剽悍的士兵前面开路后面推车，费尽力气推出人群。收场时，鞋、帽、钢笔、手表收了8筐。据卫士长讲，在黄鹤楼也出过这么一次事。以后，每当毛泽东想随便外出到群众中去时，我们便举出正阳春和黄鹤楼的例子阻止他。这时，他便不得不让步。久而久之，他逐渐接受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
我发出一声轻叹，表达了许多不易讲清的复杂的感情。随后小声说：“我可以理解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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