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因工出差，第一次到台湾，从此开始了我的台湾恋情。回来后写了一篇很长的游记，翻出来再看，和现在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作为历史回忆，删减分享如下。
（二）
台北的公交系统可以成为世界任何大城市的典范，四通八达，线路密如蛛网。要向外人说明如何使用这个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在路边的小摊买了一本台北交通手册，有大拇指那么厚。那本手册大概是为智商比我高的人写的，我坐在板凳上足足看了半个钟头才看出个头绪。全市有一百八十多条公车线路，集美中两国公交之优点。车多，每几分钟就来车，站牌上写着各站站名，这一点象中国。站与站之间距离近，按铃下车，没有售票员，人不拥挤，这一点象美国。 每条线路分两段，有时上车给钱，有时下车才给钱，有时上下车都要给钱。究竟是怎么分的段，什么时候给钱我始终没搞清楚，常常在众目睽睽之下让司机数落一番。另外，有两种不同的公车，一种叫普通公车，是政府营业的，车辆一般比较旧，乘车比较便宜。另一种车叫自强公车，带有私人营业性质，车辆比较新，有冷气，比普通公车略贵一点。往往同一条路线上跑着两种不同的车，乘客自选。
那天我还是决定坐“11路”，沿着中山北路往南走，观赏一下台北街景。中山北路/中山南路是贯穿台北市的主要干道之一，北起圆山饭店，南至中正纪念堂。沿街的骑楼最有意思，突出来罩住人行道，下雨天也可逍遥自在地逛街。每每走过店铺门口，自动门便打开，一股冷气迎面扑来。两侧小巷子里密密麻麻悬挂着各种招牌。我顺着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进去，看见几个卖茶卖槟榔的小店，全挂着“清凉爽口”、“百年老店”、“冷气茶座”之类的牌子。我就纳闷，虽说去年台湾的人均收入为6000美元，经济增长率为11.6%，可是这几个凑到一起在僻静巷子里卖茶的老头是怎么跟着发的财，令人费解。
来台湾前听说美国有什么台湾就有什么，美国没有什么台湾也有什么。果不其然，商品食品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就是价钱似乎贵了点。服务有令人宾至如归的感觉，走进商店都有小姐很客气地跟你打招呼。一开始没搞明白她们到底在说什么，后来才听出来是“欢迎光临”。在一家激光唱片店，有一架激光唱机是专门为顾客使用的，顾客可以先听后买，这种服务连美国也没有。服务小姐很耐心地向我介绍各种光盘，我也借此机会足足听了一个小时的各种台湾流行歌曲。当然最后也买了一张我最喜欢的、王芷蕾唱的“台北的天空”。
我一边走一边照相，不知不觉到了中山南路的尽头。按照交通小册子，中正纪念堂应该在这儿附近。路口有一位女警官，我走过去问路。
“请问，中正纪念堂在哪儿？”
“先森，你的国语讲得好好听哎！”女警官没有回答我，瞪大了眼睛看我。
“哪里，不客气。中正纪念堂是不是在前边儿？”我又问。
“先森似从哪里来？”女警官还是没回答。
“我是从美国来的。”
“从美国来也会讲仄末好的国语呀？”
“我家里是北京人，家里都说普通话。”
“似仄样子的哦！难怪讲得汉我们不一样哎！”
打听个路也如此费劲，真是莫名其妙。女警官的好奇让我想起早上在饭店吃早饭，当我操着京腔问“一共多儿钱？”的时候，女服务员匆忙作答，惊慌失色跑到一边和另外几个服务员唧唧咕咕，朝我指指划划，大概是把我当成是偷渡的“共匪”了。在台湾会说地道北京话的“京片子”只有人数不多的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兵，我一张口一定是把那小姐吓着了，不知那位女警官是不是还报了警。
中正纪念堂建筑规模比老毛的大得多，对老蒋的吹捧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老蒋坐过的凯迪拉克，穿过的军大衣，标题为“收复延安”、“抗战胜利”的大型油画，日本投降书原本，以及与世间伟人铜像雷同的巨型蒋公铜像，我这个受过赤色宣传洗脑的大陆客丝毫没有产生对老蒋的敬意。平心而论，千秋功过，谁人评说，管我屁事。
参观完中正纪念堂已经是下午三点了，着实有点累了，于是拿出了交通小册子看了看，上了公车往回走。在台北美术馆下车觉得饿了，正好看见街对面一排门户上的牌子，写着“牛肉面”、“海鲜面”、“扬州炒饭”什么的。台湾的牛肉面就像美国的汉堡包，又便宜又好吃，不吃就算白来一趟台湾。过了街才发现，那一排门户只是进入地下广场的入口，里边又暗又潮，每隔不远靠近光亮处有些桌椅，便是一家生意人的领地。往里是一片厨灶设备，洗碗切菜、铁勺碰铁锅的声音回响在低矮的地下广场。再往里便是几家人共栖的天地，床铺衣柜、电视电风扇堆放在角落里。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子在帮妈妈拿东西，往便当里盛菜，用皮筋把便当捆好。这景象虽然没有那么惨，可还是让我想起狄更斯描写的十九世纪英国的手工作坊，污水横流，狗与耗子争食，衣衫褴褛的童工手脚冻得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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