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高存信，1914年5月生于辽宁省开原县，其父高崇民。1933年中学毕业，考入黄埔军校，编入十期炮科，1936年毕业后，到东北炮六旅任观察排长。1938年1月，高存信来到陕北，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任军事教员。当年入党，翌年受到大会表彰，被任命为抗大行政干部政治队队长。1940年10月任冀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1945年2月，晋察冀军区组建炮兵干部训练队，高存信任队长。1945年10月任晋察冀军区炮兵团团长。1947年4月，炮兵团扩编为炮兵旅，高存信任旅长。1949年1月，任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司令员，1950年1月，任华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同年10月，任军委炮兵副参谋长兼华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参加抗美援朝，被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授予一级国旗勋章。1954年10月，被军委任命为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主任，并受命以炮兵为基础，筹建培养中高级炮兵指挥员的炮兵学院。
1955年，高存信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正式成立，高存信先后任副院长、院长。1996年12月17日，高存信将军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二岁。
1953年任志愿军炮兵司令的高存信。
1955年高存信将军与夫人白竟凡. 白竟凡1918年12月生，黑龙江省安达县人。1936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
继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板垣师团1000余人后,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又获得了广灵伏击战、雁门关截击战和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的一系列重大胜利之后，高存信提笔给当时在武汉主持“东北救亡总会”的父亲写了一封信,提出离开东北军,投奔八路军的打算.高崇民接信后十分高兴.他感到儿子的想法与自己的想法合拍,因为那时高崇民已经接触八路军，对其力主统一抗战救国的主张已有了解.他带着高存信的信找到当时在汉口的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同志和刘澜波同志.周恩来听完高崇民的介绍,又看了高存信的信,对这个未见过面的青年人的抱负深表赞许.他对高崇民说：“我们八路军也有炮兵团嘛！那里很需要人才呀,我看就高存信去吧！”高崇民一听周恩来同志接收存信,高兴地说：“那就请您写封信吧！”周恩来当即提笔写了封信,介绍高存信到八路工作.
不久,高存信与父亲在郑州见面.当高存信拿到周恩来同志的亲笔信时,兴奋得难以入眠.他只想尽快去延安,投身到真正的抗日军队中去.几天后,高存信向长官“告假”回家,只身带着两只从黄埔军校带出来的柳条箱,里面装满了他在军校学习时用的各类教材,离开了炮6旅.
1937年12月30日,高存信终于来到了西安,他依照父亲的嘱托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几天后,高存信启程赴延安,于1月9日到达延安八路军总部.总部首长关切地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想了想后说：“我刚从旧军队过来,政治素质差,不知能不能先到抗大学习些时候?”总部满足了他的要求,分配他到抗大报到.
不料,当时担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同志在找高存信谈话时,却提出要让他当教员.对这出乎预想的决定,高存信当即表示异议.那时他仅有朴素的抗战热情,可对人民军队尚缺乏了解.罗瑞卿同志关切地向他介绍了抗大学员的情况,告诉他当教员是革命的需要,是抗战的需要.末了,罗瑞卿同志笑容可掬地开导他：“在职也可以学习嘛！”
就这样,高存信在抗大当了一名教员.那一阵,他所在的抗大一大队的队长是肖振华、政委是xxx,学员都是从红军部队中选拔来的红军干部,这是一个政治素质很高的战斗集体.在这里,高存信担负军事课的教学任务,学员和队领导对这位从旧军队中辗转而来的“黄埔生”,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支持.高存信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和论文范文著作,一面精心向学员们传授军事技术理论.当初到抗大时带来的两大柳条箱的军事书籍,他全部交给了学校,自己仅留下了一批炮兵学方面的教材.由于他注重业余学习,思想进步很快,开始懂得了革命道理 .翌年,又被评为“ 模范干部”,受到抗大的表扬,还被任命为抗大行政领导干部政治队队长.党组织的培养和信任,使他真正理解了当初罗副校长“在职也可以学习”的那一番谈话.
高存信对炮兵学的热情并不仅仅因为它是一门技术专业性强的军事学科,更多的是出于他对建立人民军队自己的炮兵部队的信心.在抗大及至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他都舍不得丢弃心爱的军事书籍.那时仅有的一木箱书无法携带,他就从中挑出了一本《炮兵射击学》留在身边,好在他强记博闻,凭着以往在黄埔军校的学习收获,也能胜任讲课.当时抗大条件很差,教员很少,需要讲授的课程很多.高存信从黄埔毕业后虽在东北军所办的军士连讲过2次课,受到士兵们的欢迎,不过,那是他的炮兵专业课范围内的知识.而在抗大,他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事教员.他不仅讲“炮兵学”“炮兵射击学”“地形学”,而且还讲“论文范文学”,以及战术课等非炮兵专业的课程.他讲课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深受抗大学员的欢迎.看到一批批自己传授过理论知识的学员走出抗大校门开赴抗日前线,他更加热爱当教员的工作了.乃至许多年后,高存信还对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深深怀念那所使他成为革命战士和革命军队的一名教师的红军大学.
1940年9月,抗大因斗争形势需要而开赴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高存信被留在延安抗大三分校直属2 队（即东北干部队）工作.不久,又随东北干部队来到了华北敌后,担任冀中军区作战科长,1941年“五一”反扫荡时,军区机构精简,成立教导团,他担任副团长,主管全面训练工作.这个团共有学员700余人,以后都分配到冀中军区各分区开办教导队或到作战部队当骨干.1945年,党论文范文决定扩大特种兵部队,当年2月组建了我军在敌后的第一个炮兵干部训练队—晋察冀军区炮兵干部训练队,由高存信担任队长.当时,训练队的干部都是从步兵连队抽调来的连排干部,文化低,学炮兵有困难.针对这种情况,高存信亲自制定训练计划,提出“先学文化,注重实战”的训练指导思想,使学员们进步很快.当时学炮兵缺乏火炮器材,全队仅有一门在抗战初期缴获的“架退三六式”山炮,共8发炮弹.教具不够,他就把全队按文化水平分编成3个区队：文化稍高的直接讲炮兵学,上炮操作；文化低的先补文化课；介于两者之间的则讲授浅而易懂的炮兵知识,同时也补习一些必要的文化知识.这样也就暂时解决了炮具不足的困难.就在当年10月份,训练队担负起组建炮兵团的任务,开赴张家口.同月,部队在前线狼窝沟缴获敌人40余门大炮.有了这些东西,尽管每门炮都缺零部件,高存信还是十分兴奋,忙派人去东北收集炮兵使用的各种器材和零部件,使这些缺胳膊少腿的大炮在战斗中发挥了作用,1947年6月,这个炮兵团改编成炮兵旅,人员和装备都有了很大发展.在担负作战任务的同时,高存信清醒地看到,军事教育、培养干部和技术人才对部队的重要意义,因此在团或旅的编制中保留了教导队（团）.有一次,炮兵部队参加华北西线战役,由于1门山炮需要8匹骡子分驮,而部队又没有足够的驮具,影响了机动能力.他当即向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参谋长耿飚同志报告了这一情况,耿飚即转告聂荣臻司令员.不日,由聂司令员亲自指示做好的驮具就送到了前线.这一件事给高存信印象极深.他常常提及此事,说：“炮兵能在我军得以飞速发展,每一步、每一环节都离不开党和各级指挥员的关怀.”
在建国前后的一个时期里,他先后担任过华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志愿军炮兵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虽说公务繁重,却抽出时间把自己从事实战和教学的心得整理成文,供部队参考,同时他还就一些炮兵学术问题撰写论文,提出适合我军炮兵发展的见解.1954年底,高存信由朝鲜回国.当时军委炮兵政委邱创成告诉高存信,组织决定调他去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任主任.邱创成同志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你到职的这个系是我军炮兵教育正规化的开端,军委考虑在这个系的基础上组建炮兵学院.你此行责任不轻啊.”高存信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一定把炮兵系办好.1957年“八一”这一天,经军委深思熟虑后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在河北宣化正式成立了.高存信先后被任命为副院长、院长.一直到十年动乱之前的十年间,这个学院培养出7期炮兵高级人才,他们分赴各部队,为我军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间,高存信经常上讲台为学员讲课,被公认为“既懂行政管理又懂专业的炮兵专家”.
十年动乱中,高存信被林彪反党集团打成走资派关进了牛棚.一关就是5年.但他坚信自己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依然时常琢磨炮兵理论.林彪垮台后,军委恢复了他的工作.这使他兴奋异常.他积极向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提出建议：被林彪撤销的许多军事院校应当恢复.炮兵学院就是其中之一.因为他深信人民军队必须培养自己的炮兵专家.军委十分理解他的心情,,终于在1974年恢复了一批院校,其中炮兵学院改名为炮兵军政干校（后又恢复原名）,并开始接收学员.
风雨数十载,沧桑写春秋.打倒四人帮后,高存信同志虽已不是当年一心“打回老家去”的血气方刚的青年黄埔军官,但他依然健康、勤奋.他根据军委的安排,离开了军委炮兵副司令员的岗位,可是在离职休养之后更忙了.他参加了全军炮兵史的编写,负责“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的日常事务,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并在“黄埔同学会”中担任理事.他对来访的客人爱说这句话：“炮兵的发展离不开党的关怀和军委首长的领导,没有这一条,一个黄埔生是永远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的.”
在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的关怀下,19 8 4 年6月16日,在黄埔军校建校6 0 周年时,“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黄埔一期学长徐向前元帅被来自海内外的校友代表一致推选为第一任会长,高存信将军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后,在促进和平统一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北京有黄埔校友10 0 0多人,从第一期到廿四期都有.他们分布在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加上北京的特殊地位,高存信认为筹建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很有必要.他亲自向有关部门写报告.很快被批准.19 8 8年,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正式成立.高存信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等职.紧接着他又投入了组建各区、县黄埔同学联络组的工作.不到半年全都成立起来,并开展了有效的工作.他经常深入各区县了解情况.当他得知有极少校友的政策尚未落实,生活有困难时,当即拨出经费进行救济,并会同有关部门,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在深入区县的过程中,他发现远郊区县的校友缺乏学习资料,信息不灵.他提出办一个《北京黄埔》月刊,免费发送给校友.工作人员提出经费困难.他果断地拍板：“我们要把钢用在刀刃上.这是雪中送炭的事,这个钱要舍得花.”在他的支持下,《北京黄埔》月刊,很快与大家见面了.受到了会员们的好评.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他把办好黄埔大学,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吸纳海内外青年来学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从筹措经费,选定校址,购买地皮、配备干部、拟定教学方针等等,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他常说：“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完成国家的统一,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心里时时装着祖国,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高存信将军的父亲高崇民老先生有一名句：“海阔胸襟远,山高宇宙深.”这正是他们父子两代人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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