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写了《毛主席bai赛过我亲爷爷》这样的诗歌”这个说法经由高晓松而在网上流传甚广。更早一些的说法则是凤凰网节目“腾飞中国：文化纪事（76）郭沫若与领袖和诗”中出现的（上面是视频截图，2012年3月播出）。节目未给出处，而高晓松给的出处（郭沫若文选第12卷第765页）经人查证，无此内容。然而帖子流传甚广，争议仍然存在。郭沫若确实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但是实事求是地讲，有充分理由认为，《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非郭沫若所作。
1、在所有的《郭沫若全集》版本中，均无此诗歌。《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一共有20卷。郭沫若所有的诗歌集，不包括外文版，截止到1988年一共曾经被编为36部诗歌集出版。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出版的诗集有：《新华颂》和作为“文学初步读物”的《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1953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百花齐放》（1958年7月，人民日报出版社）《长春集》（1959年4月，人民日报出版社）《潮集》（解放后的部分诗编）和《汐集》（解放前的旧体诗词编），合称《潮汐集》（1959年，作家出版社）《骆驼集》（1959年12月，作家出版社）《蜀道奇》，主要是和四川有关的诗歌（1963年11月，重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东风集》，纪游之作（1963年，作家出版社）《邕漓行》，纪游之作,（1965年，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先锋歌》（1965年，少年儿童出版社）文革十年，无出版。1977年亲自编写、由人民文学社出版《沫若诗词选》，这是郭沫若亲自校订的最后一本诗集，这本里面被收录进《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的时候被删掉的部分，基本都能查到。之后还有一些整理出来的诗集，比如郭的夫人整理的《东风第一枝》，这些基本上都能查到。
事实上，正如咖啡豆、萧湘等网友已经指出的：如果在读秀检索，会发现现行出版物中引用这首诗《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的，以读秀的收录范围，只能查到三条结果。第一条和郭沫若无关，是天下霸唱《鬼不语·仙墩鬼泣》（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原文只是提到了“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这句诗，并无半字认为是郭沫若所作。另外两条，一为高晓松《鱼羊野史·第1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影响最大；另一条则为同年由中国财富出版社出版的陶方宣《不是冤家不聚头》，完全照搬了凤凰视频里的内容，未给出任何出处。总之，现行出版的郭沫若文集的各个版本，和除了高晓松《鱼羊野史》之外的现行出版物里，均无“郭沫若写作《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一诗”的痕迹。2、郭沫若自行删除和佚失的诗歌里也没有这一首。郭沫若在建国后十七年的诗歌创作情况，又不是研究空白，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身为公共人物和政府官员的职务写作，要求和从前是不一样的。他这十七年时期的诗歌，基本都是表态、紧跟宣传、和当下意识形态要求一致的政治口号诗。作为一个高度政治敏感的人，他的所有作品，都是自己严格把关、修改过的。比如建国后历次整风运动让“自由”这个词变得敏感，郭就迎合毛的“东风压倒西风”一说，把《新华颂》里的“四面八方自由风”改成了“千秋万岁颂东风”。我们来看看，《郭沫若全集》的诗歌部分，他自己会选择性删掉哪些呢？大致是：中苏交恶后他删掉了《斯大林万岁！》《我向你高呼万岁！》，1977年删过大量当年歌颂“三面红旗”里政治表态喊口号的诗歌（讲大炼钢铁、大跃进的），删掉了当时响应毛批评“宣传封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诗歌（《陕西纪行十首》中的大部分关于歌颂武则天的全被删）。1958年版的《沫若文集》收入了6部诗集，1978年郭沫若去世后成立的《郭沫若全集》编辑出版委员会作了一些挪位和合并，此外还删掉了大量的诗歌。当然，以上这些信息包括名字均可查到。其中郭沫若提到毛，但是又没有收入《郭沫若全集》的诗歌有：《向毛主席拜年》（1950年1月5日作，载1950年1月8日《人民日报》）题为《解放军画报社》——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而作（1962年4月，载1978年《解放军画报》第8期）敬礼，毛主席的文艺子弟兵——祝贺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开幕（1964年11月24日，载1964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读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1966年9月5日）《捧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3月19日）《纪念毛主席诞辰》（1977年12月26日）（廖久明，《未收入<郭沫若全集>的诗歌目录》，《郭沫若学刊》2006年第4期）
郭沫若的佚文、佚诗，特别是解放前后在海内外各个场合的演讲、报告，数量很多。具体可以参考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编校的《郭沫若佚文集》（上下册），收集了郭沫若1906-1949年的佚文、佚诗、书信等260余篇，这是迄今为止已经整理出版的篇数较多的佚文集。以上均无《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这首诗的任何痕迹。3、作为当时重要的领导人物和宣传喇叭，郭沫若没有必要写这样的诗。郭沫若作为政治身份的“党喇叭”不是白叫的，作为当时的第一文人，他建国后的身份包括：中国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文联主席等等。他所有的创作，都和当时出任的不同职务相呼应，一直紧跟着政策。党对他也对，党错他跟着错。曲意迎合之作也有，睁眼瞎写应景诗歌也有，比如在“三年灾害”时写“乐岁丰收人寿康”，“陇头积粟堆成阜”，这也不必讳言。他有污点，失了气节，这都没啥好“洗地”的。毕竟也是学者，不尊重历史的作品他后来都尽量做了修改。但这些基本都可以查到。另一方面，以郭沫若和主席能相互诗歌唱和的私交，这种水平的诗歌是无法令人满意的。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和郭沫若关于看《三打白骨精》的古体诗唱和，一直到今天都为人乐道。能够让毛主席留下《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等脍炙人口的诗句，如果写了《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这样押韵勉强，内涵空洞的诗作，恐怕并不能起到合适的效果吧？郭沫若和毛之间的关系，一直为研究者关注，如果有这样的诗作，是不可能被忽略的。郭沫若研究有趣的地方在于，无论是文化和社会身份，还是政治角色，他都是个非常复杂的人。有一个讲法是，研究郭沫若就像是研究了一部中国的近当代史。仅仅因为他建国后的表现，把他看做一个“无耻文人”，这相当不公平，也是失之于简单粗暴的。他担任这么多政府官职、甚至位居科学界领导人，作为历史研究者要评价和还原这样的人物，至少脑子要多几个维度才行，降维成“文人”两个字就能概括打发么。毫不客气地说，把《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这样的诗伪加在郭沫若的身上，只是迎合了一种急于贴标签的浮躁心理。无论是评价郭沫若本人，还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和公平地评价那段影响了一代人的历史，都没有任何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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