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不在险”出自于史记中的记载。战国时期的魏国国君魏武候赞叹黄河之险，是魏国之宝。同行的名将吴起则认为国家之宝“在德不在险”。
在我看来，此说并不是以“德”来否定“险”，而是认为“德”与“险”同样重要，或者是稍微重要。
“险”是险要的地形，这很容易理解；“德”则不仅是指君王的德行，也是指政治是否清明，军备是否完善。
这方面魏国恰恰成为一个反面例子。由于政治因素，吴起被迫离开魏国；失去吴起的魏国出现战略错误，与各诸侯国同时为敌，竟然遭到了战国七雄中其中五个国家的攻击，最终失去了黄河天险，被迫迁都至无险可守的汴梁，一百年后被秦国所灭。
而秦国兴亡的经历也印证了“在德不在险”这句话的正确。在商鞅变法后，秦国开始兴起，并东出函谷关与“山东六国”争战；当山东六国组成“合纵联军”兴师问罪时，秦国可运用少部分兵力在天险“函谷关”防守，主力则以逸待劳，等待“合纵联军”顿兵于坚城之下，师老兵疲之继，一举出兵击败联军；其后再对各国各个击破。因此，战国后期山东六国始终无法危胁秦的核心地带，而秦军却能轻易攻击敌国的核心地域。如此反复后，才有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一举灭掉山东六国，统一华夏。
秦始皇死后，秦朝开始衰败，各地出现反秦起义，秦国的天险再也起不了重要的作用。到了刘邦从另一处天险“武关”攻入关中时，秦王甚至不战而降，秦朝灭亡。正所谓是“戍卒叫 函谷举 楚人一炬 可怜焦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在中国各大区域板块中，四川有“天俯之国”之称。它的北面以大巴山/秦岭与中原分隔；东面则有三峡天险；南面和西面是少数民族的落后地区；再加上内部的成都平原物产丰富，四川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势力能从四川兴起而统一全国；反而四川的割据势力只能撑两代人就会被从北方或者东方来的敌军攻灭。这个现象也体现了“在德不在险”的意义。
四川的割据势力，一般都是由外来者所建立（如公孙述、刘璋、刘备、王建、孟知祥等），与四川本地士人有矛盾。第一代占据四川的雄主不愿或者不能出川攻下关中或者中原，十几年后，原来的精兵强将会逐渐凋零；由于四川地形闭塞，与中原缺乏交流，境内的军事或者政治人才往往得不到补充；到了第二代统治者继位后，因为缺乏动力和自制力，往往会追求亨乐；再加上土客矛盾、军备松弛，已经不是久经战阵的中原精兵的对手。即使有剑门关、三峡等天险在手，也往往抵抗不了多久就会败亡投降。
纵观宋元以前的中国统一王朝，其都城皆位于关中或者洛阳，两地也以“表里山河 形胜之地”而著称。在王朝兴盛时期，就算有敌人能兵临城下，也会很快被赶走；到了王朝末期，险峻的关城却也无法阻止朝庭的灭亡。西晋末年，中原王朝的都城洛阳和长安第一次被异族攻破；唐朝中后期，在面对叛军或者异族叩关时，皇帝更是吓得多次出逃。
宋元以后，关中地区因为开发过度，洛阳则因为漕运不便，都失去了全国的中心地位。元明清三朝把首都定在北京。北京外有燕山和长城巩卫，内有漕运之便，确实适合作为首都。但在朝代末期，它也没能作更多的抵抗，朝庭就土崩瓦解了。
至于偏安江南的割据王朝，一般喜欢定都南京。此地虎踞龙盘，曾作为六朝古都。尽管南京也很险要，但是巩卫这些江南王朝的关键，是在于淮河流域，谓之“守江必守淮”。南朝在几百年间，在江淮之间与北朝互有攻守。如果不是刘宋皇室自相残杀，梁武帝接纳候景以致引狼入室，南朝也不会轻易丢掉淮河南北的战略要地，而最终亡于隋朝。可见守江山的关键，也是“在德不在险”。
一般来说，首都作为王朝的核心，一旦失陷，王朝应该就会很快灭亡。明朝时甚至把首都上升到“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高度。然而凡事皆有例外。唐朝时，曾出现“国都六陷，天子九迁”的囧事。而唐朝居然也靠此续命多150年。
唐都长安的首次失陷是在安史之乱的第二年。安禄山的叛军刚攻下潼关，唐玄宗等人就逃到了四川。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唐朝皇帝因为土蕃入侵和泾原兵变，又两次逃出京城。黄巢起义后的二十多年里，已经失去实权的唐朝皇帝更是六次逃出京城。这创下了中国封建王朝史上逃出京城的最高记录，远远超过清朝的两次。
这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是唐朝皇帝不相信京师之“险”，一旦周围的要塞被破，则赶紧逃命要紧；第二是唐朝的“德”并未完全丧失，即气运还在，地方上还是会听命于唐朝皇帝，“百足之虫 死而不僵”；第三是唐朝皇帝在逃离京城后，仍然能依靠地方上的钱粮和军事力量来收复京城，撑到黄巢起义后才算是被藩镇架空，名存实亡。
就着这个话题，再说一个北宋的故事。北宋初年，沿袭五代的传统，国都设在了交通便利但却无险可守的汴梁。公元976年，宋太祖在巡视洛阳时，就动了迁都的想法。当时他计较先迁都到洛阳，随后再迁入关中。但是这一计划遭到了大臣们的普遍反对。他的弟弟赵光义（即后来的宋太宗）还引用了“在德不在险”来反对迁都。宋太祖逐放弃了迁都的计划。此后，北宋的首都一直在汴梁。
又过了一百多年，在“靖康之变”中，金军长驱直入，很快就攻下了无险可守的宋都汴梁，掳掠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及大量后宫女子、金银财宝等北归，北宋灭亡。“在德不在险”这句话因此遭人诟病，被认为是导致北宋灭亡的其中一个原因。
其实，宋太祖的迁都计划，可操作性不大，“在德不在险”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经济条件来说，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和此前的过度开发，关中地区一片荒芜，无力承担首都的职责；洛阳则因为漕运困难，很难运粮供给大量人口。而北宋为防五代之弊，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京城必须驻扎大批禁军及其家属，才能安心压制地方势力；导致京城的粮食需求很大。洛阳也不太适合作为都城。从政治角度来说，一个王朝定都后，其中的利益集团关系必然盘根错节，而迁都则会动了他们的奶酪，必然会遭到反对。所以秦汉以来，王朝定都后一般不会轻易迁都，只有汉化改制的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和靖难后的明成祖（从南京迁都北京）两次迁都例子。迁都也要动用庞大的人力物力来进行搬迁和安置工作，北宋初年百废待兴，确实没有精力来作迁都的事情。宋太宗以后，北宋则先后与辽国、西夏交战，财政入不敷出，则更没有精力去迁都。
此外，北宋的灭亡并不能单纯怪罪首都无险可守。据史料记载，靖康之变时数千金兵在黄河北岸，与数万宋军隔着黄河对峙。金兵擂鼓一晩上，宋军一哄而散，把黄河渡口拱手让人。以靖康之变时的宋军素质，即使是把守天险，也很难指望他们能击退如狼似虎的金兵。要怪就怪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皇帝不会跑路。不说前面“天子九迁”的唐朝皇帝，你看看后来的宋高宗赵构，天生飞毛腿，一路南逃，甚至逃到海上以躲避金兵的追击，这才有了后来他能重建宋朝，妥妥的人生赢家。综上所述，“在德不在险”并不能背北宋灭亡这口大锅。
人们常说，读史明鉴。从历史上看，国家要长治久安，“在德不在险”；那么作为个人，我们又能从中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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