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７年，1968年上海二次炮打张春桥的背后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８日和１９６８年４月１２日，上海地区的造反派红卫兵掀起过两次大规模地炮打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 的热潮。参加炮打的有红革会（上海市红卫兵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三司（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炮司（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以及不少中学造反派红卫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参加炮打的红卫兵几乎涵盖了当时上海地区最主要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而且在仅一年多时间内重复了两次。

　　上海地区第一次炮打张春桥的触发点是当时正在进行的所谓“一月夺权”运动。作为知识分子的张春桥深知学生红卫兵远比工人造反组织难以在思想上与行动上驾驭，因而在这次“权力再分配”中处处排挤造反派红卫兵。另一方面，自以为是天然左派，又深受“怀疑一切”思潮影响的上海造反派红卫兵又正处于不可一世的鼎盛时期，他们那里忍受得了张春桥的冷落与排挤？由此，由炮司的核心战斗组— —复旦大学“孙悟空”战斗组发起，１月１４日在复旦校园里贴出了《一问张春桥》、《二十问张春桥》的大字报，掀开了第一次炮打的序幕。接著，红革会扣押了张春桥的亲信徐景贤等，引起张春桥于１月２８日凌晨派遣军队去复旦大学进行镇压。这无疑火上加油，掀起了全市性炮打的序幕。当晚，全市炮打的红卫兵策划召开十万人的反张大游行，并在上海工业展览馆责问张春桥、姚文元达六小时。自然，毛泽东及文革派是决不会允许年轻狂热的红卫兵把矛头指向他们的。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即以极为严厉的口气发“特急电报”给复旦大学红革会，指责他们“ 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是完全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１〗伴随著这一电报而来的自然是血腥的镇压。尤其是张春桥，表面上一再说对炮打他的红卫兵一概不算帐，背后一再下令进行残酷政治迫害。

　　迫害使人成熟。尤其对于卷入狂热政治漩涡的年轻人来说，残酷的政治迫害无疑如一盆当头浇来的冰水，使他们开始被迫冷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这种思考的结果之一是１９６８年４月１２日对张春桥的第二次炮打。与第一次炮打不同的是：１）这些年轻红卫兵的行为带有明显的“反迫害色彩，而决不仅仅是“权力再分配”中的资源多少之争；２）在亲身痛苦的经历中，他们确实认识到了张春桥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尤其指责了他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然而，揪出一个张春桥还只是浮面的，在当时上海红卫兵，尤其是红革会的炮打中，更多的是一种反迫害的激烈发泄，以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如张春桥）的思路炮打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行动，在理论上与思想上还没有太大的突破。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复旦大学红革会核心战斗组《立新功》的大字报中，仍出于派性式“阶级斗争”的立场，把上海的异端思潮组织东方学会，反复辟学会以及炮司的胡守钧等人对文革的独立思考称为“反对上海市革会的逆流”，“时而极左，时而极右，从各方面来动摇新生的红色政权。”〖２〗这不能不说是这又一次轰轰烈烈的“炮打”的非常大的思想局限。

　　迫害使年轻人的成熟不仅仅表现在对某一特定文革派首要人物的反抗，更可贵的是表现在对文化大革命整个理论问题的独立思想。自１９６７年夏至１９７１年，复旦大学炮司的胡守钧、周谷声等人就以“读书会”等等形式，开展对于“文化 大革命的意义”，“政治斗争的黑暗”等等问题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这批最早策划二次炮打张春桥的年轻人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权力斗争”， “红卫兵是被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利用的工具”等等。他们私下传阅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斯大林时代》等书更使他们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国家体制进一步法西斯化的作用，并开始对西方民主政体有所好感。〖３〗这些活动代表了年轻一代思想觉醒的开始。张春桥当然不能容忍他的老对手们的进一步反抗。于是，１９７０年春，一场全市范围清剿“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运动大规模地展开，无辜牵连受迫害者达千人之多。胡守钧本人更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判处十年徒刑。〖４〗

　　迫害造成思考，思考产生异端。在上海参加炮打张春桥的红卫兵中，在文革中形成了异端思潮文件的有红三司的“反复辟学会”和“中串会”二家。“反复辟学会”由原来复旦大学红三司炮打张春桥核心战斗组（反复辟）的学生骨干陈琦惠、胡安宁等组成。在他们的“反复辟学会创立宣言”中，有二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强调独立的“善于应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大革命的学说，一边搞运动，一边搞理论”，要进行“理论性的创造 ”。在组织成员上，它“尤其欢迎加著狂妄称号的‘狂妄人’参加”。〖５〗在当时的中国，革命理论的创造权无疑是由毛泽东及其文革派为代表的“党中央”垄断的，而“反复辟学会”却要去争夺这一“创造权”，毫无疑问是犯了大忌的。在组织上，它要公开吸收除学生外的工人、农民、干部中的“狂妄人”来一起进行这一创造，自然更是离经叛道了。其二，这一“宣言”强调“中国社会产生了空前的阶级大变动的新动态”。具体如何变动呢？虽然在〈宣言〉中未加说明，但在他们的私下议论之中，他们认为：“每一场大的急风暴雨的政治风暴的政治运动结束，少则几个月，十几个月，多则几年，都出现了自上而下的、有领导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复辟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猖狂的反攻倒算的例子”。因而，他们准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革命的对象又是谁呢？按张春桥等人在迫害他们时的理解，自然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６〗

　　与“反复辟学会”相比，中串会（“中学运动串连会”）的异端文章更具明晰的理论色彩。中串会原是上海地区与张春桥扶植的“中学红代会”对著干的一个松散的中学运动串连组织。自１９６８年初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中学生理论家毛兵加入后，与红鸥、杨志东、魏威等中学运动中的炮打积极分子一起办了一份影印版的《红卫战报》。毛兵在这份红卫兵小报上发表了不少他自己对文革作了些独立思考的文章。其中较著名的是一发表即遭到张春桥、徐景贤等人严厉批判的《一切为了九大》，与风行１９６７至１９６８年间的“新思潮”相比，《一切为了九大》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只是重申了“阶级关系变动论”，所谓：“非党员要比党员好，非干部会比干部好。走资派排斥了大量优秀的革命分子”。〖７〗而在这一“ 怪现象”前面，毛兵等人还加上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育界”这一限制语。应当说，自１９６６至１９６７年间的代表中共中央的两报一刊社论中也有不少这一提法。为什么在１９６８年春一个中学生的一篇传单式的文章，要引起如此兴师动众的批判呢？原因非常简单，１９６８年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他们仍要使用旧的一党专政的国家体制，即他们首先要抢党权。这样，再讲“党员不如非党员”自然是离经叛道了。《一切为了九大》的作者被“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逮捕达数年之久，因这篇文章而株连受迫害的也达数百人之多。

　　如前所述，尽管文革中上海近十万造反派红卫兵有过两次炮打张春桥的壮举，但在思想理论上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有价值的文献。然而，在一个以毁灭一切价值为其宗旨的失重的年代，任何一点思想的闪光都应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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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１９６７年，1968年上海二次炮打张春桥的背后 -plaintone- ♂ (89 bytes) () 11/02/2007 postreply 05:56:47

• 上海出面反张春桥是“文汇报”的朱锡琪。 -水蛮子- ♂ (0 bytes) () 11/02/2007 postreply 18:22:07

• 回复：１９６７年，1968年上海二次炮打张春桥的背后 -滚子刀肉- ♂ (406 bytes) () 11/02/2007 postreply 07:01:33

• 你的记性真好, 第２次炮打确是国防科工委为主力 -聂耳- ♂ (0 bytes) () 11/02/2007 postreply 10:1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