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8月20日生，陕西泾阳人。
1907就读于三原宏道书院，受关学熏陶，与于右任、张季鸾同为“关学”余脉。1911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留美预备班。
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先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先在弗吉尼亚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留美 4 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
吴宓诗集
1921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 [2] ）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开设“中西诗之比较”等课，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吴宓在南京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之《学衡》杂志，11年间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议，别成一派。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1924年赴沈阳，任东北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次年清华大学成立，吴宓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聘请当时学术界最负盛名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四位学者为研究院导师，一时号称得人。研究院被称为“国学研究院”，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国学人才。
吴宓离开东大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1929年9月钱钟书考入其父钱基博曾执教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师生间常有诗词赠答与唱和，然而1937年因钱钟书一篇书评，师生关系曾紧张了多年。1928年，吴宓兼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他编古典文学，邀请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编新文学。1930年，吴宓赴欧洲旅游，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等许多国家，访问了雪莱、司各特、卢梭等人的遗迹。次年结束欧洲归国，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方案创办清华大学外文系。明确提出培养目标为造就“博雅之士”。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大学外文系很快成为国内第一流系科。
吴宓于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3-1944年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其间清华大学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要他回去。至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女儿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即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入蜀定居了。1950年4月两院相继撤消，吴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后到中文系）任教。结果是虎落平阳，晚景甚为不佳。
读书入神 过目不忘
吴宓幼时，读书刻苦，每餐必由家人送至书房。一晚，家人送饼一只，油泼辣椒一碟，吴宓读书入神，误用饼子蘸墨大啖，连曰：“香，香，香。”
吴有即颂成章，过目不忘之才。1955年回安吴老家，于迎祥宫碑前小站片刻，只将碑文口诵一遍，即能一字不漏默写而出。
站着乘车
吴性刚直，一贯克己守公，从不占人丝毫。
1944年，他去宝鸡访友，购得三等车票，上车无座位，只好站过道。其时，恰遇妹夫王俊生，该王持有免费乘车证，遂将他带至二等车厢，找一空座。吴不知情，待查票时，列车员说：“三等车票，不能坐二等车厢。”王即出示证件，说明身份关系，查票员亦谦笑允准，但吴却生气异常，愤然返回三等车厢，依旧站于过道，直至宝鸡。
“杀”胡适
吴宓一意捍卫国学和文言文，对倡导白话文的胡适意见甚大。有一次，他与胡适在一个聚会上相遇，当时北京人流行用“阴谋”二字，胡适戏问：“你们《学衡》派，有何新阴谋？”吴宓说：“有。”胡适笑着说：“可得闻乎？”吴宓说：“杀胡适！”这段对话一时成为笑谈。
“吴宓风”与“对牛弹琴”
吴对《红楼梦》研究，造诣极深，饮誉中外。凡听吴宓红学演讲之人，无不屏息凝神，如醉似痴。末了辄发深叹：“那不是听报告，简直是看演出。”吴一人将林，王，薛，贾演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西南古城即刮“吴宓风”，时人赞誉：“郭沫若与吴宓的报告，倘能一字不误记录下来，便是第一等绝妙好文。”1947年，吴宓来西安西北大学讲学，知识界奔走相告，盛况空前。一日，陕西“三青团”一帮政客故做风雅，约请吴讲《红楼梦》，吴素鄙此等人物，遂婉辞拒谢。谁知，这帮人搬出吴宓父亲吴仲祺先生极力通融。吴宓无奈，便胡诌一通，待其走后，吴父诘之：“何故未讲？”吴答：“彼等似庙中之神，泥塑木雕，对之若谈红楼，犹对牛马奉琴耳。”在汪曾祺的记忆中，吴宓先生讲“红楼梦研究”，经常有后来的女生没有椅子坐，他看到后，马上就去旁边的教室搬来椅子，等学生都坐好，才开始讲课。吴先生此举，也引来一些有绅士风度的男生追随学习。
爱情不是上厕所
吴宓和金岳霖是好朋友。吴宓是个勇敢的痴情人，他把自己的情诗发表在报纸上，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两句。大家让金岳霖去劝吴宓，他便对吴宓说：“你的诗好不好我们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这一下子吴宓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就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老一下也感觉自己话不大对，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释，就站着听吴先生骂了半天。
邱吉尔夫人的故事
吴宓平日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但心怀坦荡，为人宽厚。1955年，他从泾阳回西安，在三原搭乘火车，一列车员倒开水时，不慎将吴手烫伤，慌忙中未及赔礼，吴却站起，毫不介意地说：“无妨无妨，请勿耽误公干。”
服务员离去，同行数人，均感诧异。询之于吴，吴曰：“昔英相邱吉尔去议会发表演讲，下车之时，夫人手被车门夹伤，血流不止。邱氏瞥见，神情慌急，但夫人却一脸镇静连说“无事”，待邱演讲完毕，夫人方以实情告之。”
吴宓意在喻告人们，凡事不可以小误大，以私误公。
为《红楼》砸饭馆
当年昆明文林街开了一家小饭馆，饭馆老板脑袋一热，想取名为“潇湘馆”。吴宓听说后大为恼火，认为这亵渎了他心中的林妹妹，因为林妹妹住的地方就叫“潇湘馆”。于是，吴宓提着手杖前去说服，说服不了，就用手杖一顿乱砸，逼得老板只好把“潇湘馆”改为“潇湘食堂”，吴宓这才作罢。
青睐钱钟书
1929年，钱钟书以英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教授的得意门生。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吴宓对这个天才弟子“青眼有加”。常常在上完课后，“谦恭”地问：“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钟书总是先扬后抑，不屑一顾。吴宓也不气恼，只是颔首唯唯。1933年，钱钟书即将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冯友兰亲自告诉他，将破格录取他留校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相传钱钟书一口拒绝，并狂妄地说：“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一说这段话是在西南联大时所说。但据钱钟书夫人杨绛说，钱钟书不曾说过此话，吴宓日记中亦无记载，恐为时人杜撰。不久，“长舌”的周榆瑞将这话告诉吴宓。吴宓一笑，平静地说：Mr. Qian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
帮学生作弊
吴宓曾在课堂上公开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当年在清华大学上课时，吴宓看到女学生站着听课，会立刻跑出去替她们找来凳子坐；有一次点名点到“金丽珠”这个名字，吴宓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名字多美。”全班大笑，弄得这位女学生也满脸通红。更离谱的是，吴宓还为女学生作弊，自己费劲翻译的文章，署上女学生的名字拿去发表。
还我五块钱
某次，中文系一位教师借了吴宓五块钱，说好一周内归还。可一周过去了，此人并没有还钱，吴宓走到他家里，向其讨还了欠款。那位教师很愤怒，在外面说吴宓小气。吴宓向别人解释说：“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助他提高道德修养。”
有人也许不相信吴宓的解释，认为他把钱看得很重，而把友情看得太轻，那么，请您耐心一点，再看下面两个故事：
吴宓有个习惯，每月发工资那天都要上邮局汇钱，收款者中有他的亲友，也有他的学生，有时不够，还向邻居借钱。某学生考取美国留学，但家里没有那么多钱，吴宓一次就给了他三百大洋，使这个学生如愿以偿。吴宓再三声明：这笔钱是送给他的，不用偿还。
“文革”后期，西南师范学院一位女教师看到吴宓孤苦伶仃，顿生同情，给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吴宓回报那位女教师100元钱。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笔巨款，可以买许多贵重的东西。旁人觉得吴宓给得太多了。吴宓回答：“多乎哉？不多也。我是把袜子的成本费、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都算在里面了，我给她的不算多。”
一声“老师”热泪盈眶
“文革”中，吴宓受到批判，再也无人叫他老师。有一天，吴宓独自拄着拐杖，在街上散步，走累了，就坐在路边石凳上休息。有一位青年见吴宓还活着，兴冲冲地走过去，喊了他一声“吴老师”。吴宓以为听错了，努力睁大昏花的眼睛问：“你在叫我吴老师？”青年回答：“是的。吴老师您今天上街散步？”吴宓不禁热泪盈眶，摸索着从内衣口袋掏出一张10元钞票，送给那位年轻人。该青年连忙摇手：“吴老师，我怎么能收您的钱？”吴宓说：“小伙子，已有很多年没人叫我吴老师了，今天你是第一个叫我老师的，我心里感动呀！你一定要收下，否则我心里就会不安。”见推辞不了，青年只好收下，10元钱在那时足够一个月的伙食费。
争来“反革命”桂冠
在三年困难时期，吴宓有一次讲文言虚词“犹……况”，他脱口：““三两犹不够，况二两乎？”例句很生动，效果也很好，同学们都笑了。不过此言一出，班级里的爱国学生立即心明眼亮，下课狂奔教务处，报告阶级斗争新动向，汇报说吴宓攻击“党的粮食政策”。时值大饥荒，成千上万人饿死，吴宓此言，被定性为恶毒攻击，从此不允许他授课，吴宓不得不作了检查。吴宓品德高洁，言不阿贵，行不偎荣。文化大革命时，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扫庭犁穴般的破坏，而吴宓敢于在“批林批孔”时喊出“头可断，孔不可批”，他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残酷批斗和监禁劳改，但他依然不思“悔改”，依然坚持自己的“中西融合”的治学理念，他坚持中华文化的价值所在。蹲身牛棚，犹大写其“姚文元在江青的卵翼下”，“我罪实质，是认为中国文化极有价值，应当保存并发扬光大。”一类文字。吴宓做到了“不降志，不辱身”。昔日桀骜不驯、风流倜傥的吴宓教授，最终也没有被改造成一个自卑、谦恭的顺从者。于是，批斗升级，劳改加重，帽子再加一顶“现行反革命”。在批斗中，老人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但还被西南师大中文系的红卫兵推倒在地，致左腿骨折。后来又双目失明。其时，识时务者说：“吴宓的反革命帽子是自己争下的。”据说在“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中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批孔的全国一共只有三个教授：梁漱溟、吴宓、容庚。有一次吴宓躺在床上想绝食求死，红小将骂他，“绝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扑……”于是，叫来几个男女红卫兵，把吴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里通往食道处塞一根胶管，然后灌入一大碗厨房丢弃的潲水，里面饭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鼓胀、秽臭不堪，熏得他脑酸泪流、痛苦难当。红小将告诉他，这叫做“鼻饲”。经过四天“鼻饲”，吴宓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钱去买饭菜吃，红卫兵们才停止了这种惨无人道的“鼻饲”。
吴宓晚年
吴宓被关入黑房，昼夜审讯斗争，黑房外有红卫兵把守。吴宓关在黑暗水房久了，全身脏痒难受，只好向把守的红卫兵请求洗个澡。红小将回答说：你这个老反革命想洗澡，这容易，我来侍候你。一会儿另一个红小将提一桶凉水来，两人合手合脚扒光他的衣服，把他从床上拉下来，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个拎着吴宓胳膊，另一个挥动刷大字报的毛刷，把凉水用搪瓷盆浇在吴宓身上，然后用刷打吴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节，凉水冻入心扉，吴宓浑身发抖，接着毛刷在他身上乱刷，直到吴宓跪下磕头求饶哭叫，红小将才将整桶凉水从头淋下来，说是为他“提壶灌顶”。吴宓哭着说红小将整他，红小将说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样样割下来。他们问吴宓是不是想挨整，吴宓只好磕头求饶，并向红小将致谢，这才保住了耳鼻。
小人施诈 哲人受骗
吴宓心善，乐于助人，因此也常受人之骗。他戴的进口手表，被两个无赖以仅值六元的小闹钟哄骗而去。又有张姓之人对吴宓说，吴一学生因病就医，急需二百元住院费，吴不疑，即刻凑钱交付。嗣后，此张又来，言称那学生开刀治疗，又急需费用若干，吴此时手头已空，正筹思之际，此骗子以为吴有疑虑，便拿出一封“求援信”，高声朗读，恰逢保姆进来，惊见客人正念白纸一张。（盖此时吴患眼疾，视物不清）。于是保姆唤人，将骗子扭送公安机关。吴对此不胜感慨，又对保姆的精明称赞不已。
主要贡献编辑
开创比较文学研究
吴宓在中国开创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把比较文学引入中国学术领域，曾发表了《新文化运动》和《中国之新旧事物》等多篇重要的比较文学论文，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吴宓还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他不仅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学习比较文学的学者，而且是在高等学校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和运用其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第一人。早在1920年，吴宓先生就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记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新旧说》两篇文章，首次向国内知识界介绍了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吴宓通晓世界多种语言和在外国语言文学方面的精深造诣，奠定了他对世界文学对比研究的坚实基础。吴宓1921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西诗之比较研究”，使比较文学才开始进入中国高等学府的课堂。吴宓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之首创。吴宓还用这种方法向学生讲授西欧文学，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比较文学的研究人才。吴宓的学识，从他开设的课程门类之庞杂可窥见一斑：英语、翻译术、修辞原理、英文作文、希腊罗马文学、西方文学概论、英诗选读、英国散文选、英国小说、英国浪漫诗人、欧洲名著选读、英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世界文学史、欧洲古代文学史、人文主义研究、中西比较文学、欧洲古代近代史、英国历史、希腊罗马史、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上古史、世界通史、文言文导读、中国小说、《红楼梦》研究、中国文学、古代文学史……，如此这般，丰富得惊人。他的学生评说吴宓，他是博雅通才，博通古今阅尽中外，在人文社科领域，你很难界定他是哪一门学科的专家，而你又不得不承认他在哪一门学科都可称得上专家。
参与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
1925年初，清华学校欲设立国学研究院，在校长曹云祥主持下，由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出面，先后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为教授，这就是后来名动天下、流传久远的“五星聚奎”。他们都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后，开创出一股研究国学的新风气，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国学界，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研究院开创的优良传统，在清华园延续，成为清华英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并且，清华国学院由此开始，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传统。冯友兰曾说：“雨僧（吴宓）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另外当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前，遗书中指定陈寅恪和吴宓处理自己遗留下来的书籍。由此可见王国维对吴宓先生的信任。
创办《学衡》杂志
在南京任教期间，与柳诒徵、刘伯明、梅光迪、胡先骕、汤用彤等创办《学衡》杂志，任总编辑。该刊11年间共出版79期。其宗旨主要是提倡国学，兼介欧美学术。因于白话文持异议，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形成对峙之势。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吴宓认为“只有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普遍有效和亘古长存的东西，才能重建我们民族的自尊”。在“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上提倡白话文、作新诗成为时尚，吴宓却在介绍西方文艺理论，宣传新人文主义的同时，大写文言文，作白话诗，声称要“昌明国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对传统文化极尽声讨的时代，吴宓创办《学衡》，主张中西融合，既要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又要保留传统优秀文化，正是他在学术上“求衡”的体现。他的主张使自己处于新文化运动的风口浪尖之上。但吴宓不惧不让仍坚持“儒道思想为国之本”，因此也被鲁迅戏称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就像他曾总结自己一生时说道：“吴宓，一介平民，一介书生，常人也；做学问，教书，写诗，均不过中等平平。然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虽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从不人云亦云。”他并不是要为自己立一家之言，而是试图将民族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的视域内，去寻求一种普遍的、做真学问的道路。今天看来，这种当年被冠以“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张，已经分明表现出了它的前瞻性及现实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往往会形成这样的观念，似乎肯定了吴宓就意味着否定新文化派。也正是这一点，为他的人生打上了悲剧的底色。而之后在文革中，按照“反鲁迅就是反党”的政治逻辑，吴宓因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伟大的文化旗手鲁迅自然就成了“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残酷批斗和监禁劳改，但他依然不思“悔改”，蹲身牛棚，犹大写“我罪实质，是认为中国文化极有价值，应当保存并发扬光大”一类文字。于是，又被扣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在批斗中，致左腿骨折，后来又双目失明。
“红学”研究
吴宓还是一位很有建树的红学大师。早年潜心研究《红楼梦》，留美期间，即在《民心周报》发表了《（红楼梦）新谈》，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最早评论《红楼梦》的论文。1944年曾赴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作《红楼梦》学术报告，轰动一时。次年，成都的《流星》《成都周刊》等刊物相继发表了他的《（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红楼梦）之人物典型》《（红楼梦）之教训》《贾宝玉之性格》《王熙凤之性格》及《论紫鹃》等多篇红学论文。1947年回陕省亲时，应邀在西北大学客席讲授红学。1963年，曾帮助重庆市川剧二团编导川剧《晴雯传》。他对《红楼梦》研究，造诣精深，享誉中外，是最早将《红楼梦》推介到国外的权威学者之一。在国内红学界，他与胡适、蔡元培、俞平伯、景梅九、周汝昌等红学专家齐名。在红学研究方面，吴宓先生著述颇丰，曾用中、英文发表过《红楼梦新谈》《石头记评赞》《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红楼梦与世界文学》《红楼梦之人物典型》等极有见地的文学论著，对推动我国和国际红学的发展研究起了巨大的作用。
教书育人
吴宓终生从教，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曾经培养出大批学有所成的知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以及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人才。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曹禺、李健吾、赵瑞蕻、张骏祥、季羡林、李赋宁、田德望、张君川、王岷源、刘盼遂、高亨、赵萝蕤、谢国桢、徐中舒、姜亮夫、姚名达、王力、吕叔湘、向达、浦江清、贺麟、沈有鼎（以上为清华大学时期）及王佐良、周钰良、杨周翰、许国璋、赵瑞、王般、李鲸石、许渊冲、查良铮、何兆武、袁可嘉、金堤、杜运夑、李廷先（以上为西南联大时期）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或受到他的教诲。
最后时刻
1977年，吴戴“反革命”帽子住在老家泾阳，犹似老农，棉衣鹑结，衣食难继。一日，偶与妹闲谈，知乡间中学未开英语，问其缘由，答曰：无外语教师。吴遂急切言曰：“那他们何不找我？我在美国呆过多年，我可以给他们讲课。”盖吴此时双目失明，全身瘫痪，行将就木之人，拳拳之心实可感人。
临终时刻
“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这是吴宓1978年临终前的呓语。在一个做学问的人的眼里，教授是一个了不得的头衔。没有人记得他的教授身份，除了他自己。在知识不曾贬值的日子里，教授货真价实代表应得的荣誉和地位。教授的意义，是我们今天许多俗人无法理解的。可见，“文革”中的不幸遭遇给老人的创伤是多么至深！“教授”两字，在吴宓心中是多么的崇高！教授，在无知者的眼中，是一个不名一文的空头衔；教授，在俗人的面前，是一种谋生的资本；教授，在学人的心中，代表着学问、荣誉和地位；教授，在吴宓先生那里，是他一生自豪的称号，是他理想人格的载体。吴宓，一个名副其实的教授。吴宓有着真学识、真性情，却自比为古希腊悲剧的英雄，而他的命运，恰恰中了他的谶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