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这个标题并不是很确切，因为它好象是在以一个“老友”、“熟人”的身份去说事。其实，温玉成与我仅在解放战争时期有过三年的上下级关系——他是师长，我是团政委，之后即无往来，只是在他去世前不久，我们在南京邓少东同志家中（温与邓同一干休所）见过短暂的、也是最后的一面。所以我本来无资格去谈什么“若干事”的。不过，因为一则这个人“文革”中有些莫名其妙的事，使人们感兴趣；二来他与我的关系，也有点“一言难尽”。所以这里就我经历说上一点，希望“有兴趣者”能比较客观地看待这个人。
我在自己的《自传》中没有说一句温的好话，说实话，这是不太公正的。那时主要是因为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因为一团团长赵峰。在以原哈东分区为基础组建独二师初时，有三个团，赵当时就是一团团长。后来三团被策动叛变（东北解放战争初期这种情况很多），就将我们从哈北分区四团并入独二师（仍叫“四团”）。这样一来，客观上，赵与我好象就有了一个“先来后到”，进而也就似乎有了点“亲疏”之分。温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独立第二师》中，也有过“四团团长钟美科，政委姚天成对上次没捞上打仗不服气”的说法，似乎也多少反映出一点这种“微妙关系”。我们又听说赵是从旧军队中被俘虏过来的，军队中一般对有这种情况的同志多少有点看法。再就是，赵确实比较喜欢出风头，动辙在众人面前夸夸其谈，总让大家觉得他在温面前“说得起话”。于是感情用事之下，我就把赵看成了温的“亲信”。当然，最重要的是在后来的麦子山战斗中，我又是因为赵要“抢”已经到了我手里的“肥肉”而犯的错误，所以意见就更大，于是我便认为是赵的“后台”的温，滋生了不满情绪。
第二个问题，则是因为师政委谭友林。谭虽然资格老，但是警卫员出身（他是贺龙的警卫员），打仗就不那么在行，军事上经常有点“人云亦云”。麦子山战斗，可以说是他一个战术处置不当的典型（下面要说）。而且，这件事又是由于一个师政委听一个团长（赵峰）的话而导致与另一个团政委（即我本人）的冲突，就更显得不甚得体。所以我对谭是有怨气的。而谭在师党委会上研究处理我的问题时，温应该是知道这其中的问题的，但他不吭声。师里都知道：温与谭都是从延安党校（一部，都是七大代表）一块儿来东北的，关系不错。所以我认为温是为了他与谭的“团结”而失去了“原则性”。这也增加了我对温反感。
我的《自传》是50年代初期（为评军衔）时写的，上面两个问题都相隔不远，情绪还未消，所以表达中情绪不是很正常。所以其中会对温玉成一句好话也没有。
平心而论，一四五师老人都可以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对温玉成还是佩服的，也是尊重的。这首先是因为他确实是能打仗的，而战争年代，“能打”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整个东北解放战争中，独二师打得是比较好的，与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新一军、新六军都交过手，基本上没有吃过什么亏。这里温就起了主要作用。他自己能到第一线，万把人的队伍摆布得开收得拢，处理问题也比较及时果断。他的文化也比一般师、团职干部强，写得一手好字（所以后来他能当到大军区参谋长，与其文化也是有关的）。也平易近人，不摆什么架子，有点“脾气”，比如江西老表有时骂句“娘卖X”，偶尔也训人，但比钟伟（十二纵司令员）要随和（钟也平易近人，但战场上脾气要一大些）。
而且，我后来仔细想过：可以肯定，如果当时温不是因为住院做手术（割阑尾）而不在指挥岗位，麦子山战斗是不会有赵峰的“抢肥肉”这出“戏”的；退一步说，即便赵想去温那里“抢”，我也可以迅速地告诉温：当时的战场情况根本不允许改变作战部署，而绝不至于像我对谭友林那样接连摔坏两部电话。因为，当时我们四团已经在麦子山下展开为一个很长的包围圈，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调换给一团的；山上的敌人又是国民党的“党化”部队，比较顽强，稍不注意就会突围而去；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当时我们十二纵是先从长春外围打到沈阳，一路不停作战，部队已经十分疲倦，无法再瞎折腾了。这些，温都会按照军事常识去判断，所以处理来起来就会与谭大不相同。而在当时谭则基本上是赵在电话旁边说什么，他就听什么。
麦子山战斗后我被撤职，在师部休息，温跟我谈过，想让我当副师长。战争年代与现在不一样，说给个官就会高兴得不行，当个副师长，经常是要带一个团单独作战的，或攻坚，或阻击，或奔袭，或穿插，危险性很大。当然，做这些事，倒是很合我的个性的，但我还是不愿去。理由很简单：赵已在师里当参谋长，我不愿意与这位让我倒了霉的老兄共事。
所以客观、综合看，温玉成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干部，可以说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他对于我，也不是真的有什么“恩怨”或者“亲疏”。而我在《自传》中的一些过头说法，还是有些出自于狭隘的个人怨气。
说到狭隘，我还不能不说到谭友林。这个人是有些缺点，主要是不会打仗（当然这个缺点对一个指挥人员是很致命的，但他毕竟是一个军事上很强的师长的政委，所以也无须过分苛求）。其实，他人并无大问题，属于比较“老实”的那种人。“文革”中谭因贺问题挨整，解放出来到新疆军区工作时，遇到一个一四五师的老同志，还请他“代问老姚好”。我当时一股气上来，说了句：“我不想理他！”——这话想来确实是狭隘了点。
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所以在全国解放后，我与温之间虽无交往，但见面时还能正常相处。60年代备战时期，温到我工作的炮一师视察，大家就相处得不错。80年代后期去南京看老战友邓少东时，温也来见了个面，谈了谈些往事。
但是，有一件事我与许多老战友都有些不理解：为什么80年时代后期温没有授予红星勋章（按其资格应授一级红星勋章）？温在“文革”中确实有些“麻烦事”，但到底有多大错误，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在林彪事件前被弄下去的，70年他被调离副总长职位（到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时，北京军区一个老同志（大军区级的）告诉我说：“林副主席严命温三天之内必须离开北京。”看那样子，林已经对他不感兴趣了。所以在林问题上，温“牵连”肯定会是有的，但不大可能过大。而授红星勋章授予者中，许多与林彪事件有这样那样牵连的人，都照样授了勋。这就对温就有点不公正了。有些人说温是为此而被气病身亡的，可能有点偏颇，但或许也不无关系，因为对于一个有战功的老资格军人，这种事对他的伤害，是不难想见的。我们做授勋工作的同志，是不是应该从这件事中觉悟到点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