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1年起，溥仪就指派清室内务府大臣和帝师“清查各宫室陈设和文物”，实为溥仪要对宫中藏品摸底，目的在于摸清老祖宗到底留下了什么？
清查实际成为故宫文物流失的重要前期工作，随后就出现了17岁的溥仪以“鉴赏”为名，调阅原清宫收藏书画，再以“赏溥杰”为名私运出宫的情况。
从1922年9月4日至1923年1月28日，溥仪几乎每天都调阅书画，一饱眼福之后就钤印“宣统御览之宝”，然后塞入两个黄包袱中，通过其弟溥杰之手偷运到宫外，这就是所谓“赏溥杰”。
开始时几天赏一次，每次10卷或10册；后来几乎是逐日赏赐，赏赐数量也逐日增多。
如此持续了约五个月之久，包括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在内的清朝历代皇帝收藏的稀世书画珍品共1353件被偷运出宫，当时溥杰在宫中“伴读”，但住在宫外，拥有正常出入宫门的条件。溥杰还十分了解编目的程序，与溥仪共同商定了这个能让他把已经登记造册的文物偷偷带出紫禁城的计划，并付诸实施。
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一再鼓励他赴英留学，这也成为溥仪兄弟转移文物的一个动机，即为出洋留学储备费用。清查文物时已经对清单上每一卷轴、每一册页、每一函古籍，都按照其价值做了标记，质量最好的画五个圈，最差的画一个圈。溥杰每天带走的那些书画卷册，都是从被鉴定为上等品、画了五个圈的物件中挑选的，而首选目标之一就是那些稀有原版典籍，由于这些典籍与溥杰上课用的课本尺寸相似，溥杰就把它们混放在课本里，用黄色锦缎包好，再带出紫禁城，因此未引起守卫的怀疑。
1925年7月31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发现了“赏溥杰单”和“收到单”。根据两单的数字统计，溥仪总共转移历代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而事实上尚有为数不少并未登记造册的被隋、唐、宋、元珍品辗转携带出宫。
经多方核对，转移文物确有一千多件晋唐宋元书画手卷和两百多种册页、挂轴，以及两百多本宋元版珍贵图书。又据溥仪本人回忆，“运出的总数大约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
国宝出宫后，暂时囤积在什刹海银锭桥附近一座大宅院———醇亲王府，这个宅子是清初年间鼎鼎有名的大学士明珠的旧居，由慈禧恩准溥仪祖父醇亲王迁入，他病故后，溥仪父亲载沣又入住。溥仪认为，当时的时局比较混乱，紫禁城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目标最大，自然不能将珍宝留在那里，一旦紫禁城被占领自己将什么也得不到，只有醇亲王府相对安全，是自己的出生地，还有生父、胞弟在此。这样，溥仪从北京故宫运出大批国宝，就暂时存储在这座醇亲王府中了。
1924年4月溥仪在御花园设宴款待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后，更积极与遗老间密信往来，阴谋复辟。当时时局混乱，溥仪自感皇位不日而废，加之宫内太监、侍卫监守自盗，宝物流失越来越严重，这让溥仪感到无比的烦乱。
此时，溥杰献上“良策”即在天津日本租界范围内购置洋楼，然后把囤积在醇亲王府中之文物再转移到天津，以备后用。慌乱中的溥仪闻言大喜，命其照办，随即秘密把古书和名人字画分6批运至天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宝《曹娥碑》、《二谢帖》，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怀素、欧阳询、赵孟頫等人的书法真迹都在其列。
溥仪1922年12月大婚，完全按光绪皇帝大婚的规格举办，大摆婚宴100多桌，宴请中外宾客。
然而，当时的清室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于是，清室内务府就向北洋政府索取积欠的“清室优待费”，但国库空虚的北洋政府也无法拨付，结果还只得从清室珍宝中想办法，他们搜集了咸丰、同治年间一些文物古玩和金银珠宝，装满42只大木箱，1922年11月2日由“皇叔”载涛送往北京盐业银行，用以抵押贷款。
时任银行总裁查理二世亲将40万元现钞点付给清室内务府筹办大婚，其后却无钱赎回，如此流失了大量珍宝。其中最昂贵的当数16只金编钟，这组编钟是为祝贺乾隆皇帝80大寿，由各省督、抚聚敛呈献的13647.2两黄金铸造而成，属稀世珍宝，价值连城。后因清室未能赎回，金编钟归属北京盐业银行，在外商保管库密藏。
事机泄露后，各路军阀和国民政府无不冀图染指。九一八事变后，盐业银行唯恐北京不保，乃将金编钟秘密运到天津法租界，存入“四行储蓄会”大楼地下库房。
1937年天津被日军占领后，日本特务千方百计探听16只金编钟的下落，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与“四行储蓄会”分会经理胡仲文巧妙周旋，总算保住编钟。1949年1月18日天津解放后第三天，胡仲文即致函天津军管会，将金编钟及珍藏的玉器、瓷器全部上交政府。
1953年金编钟运至北京，由文物部门转交故宫博物院，在珍宝馆正式展出。
金编钟的最终结果很好，然而溥仪在逊清时期处置宫中古物的这一方式，毕竟还是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溥仪在逊清时期处置宫中古物还有一种方式，那是建福宫大火给烧出来的。
1922年5月30日，溥仪在养心殿会见学者胡适后，听大总管张谦和说乾隆爷在世时把所喜爱的数万件国宝封存在建福宫内，当即命御前太监引往建福宫，发现大门封条又厚又脏，乃拆封推门而入，只见屋内专用收藏箱都摆放得极为整齐，每箱贴有“乾隆皇帝御封”六字封条，下有标签和编号，内装乾隆帝在世时鉴赏过的宫廷藏品。其中书画类都钤盖了“乾隆御览之宝”、“古稀天子”、“乾”、“隆”等印章；玉器类则把题字刻在玉壁、玉环之上，还订制了金银器架，把殷商两周玉器装饰得很大气、庄重，取名“金碧辉煌”；还有很多官窑瓷器，如牙雕、金佛金像和金银珠宝等；还有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奉皇帝命所绘画作多幅。总之宝物数万件，都是奇珍异宝。
从此，溥仪常常把玩这些国宝消磨光阴。
1923年日本发生大地震，溥仪传口谕命内务府从建福宫中挑选古玩、字画装满百箱，越洋赈灾，还说：“百箱的‘百’代表百废待兴，就取这个吉利数字吧！”1923年6月26日夜间，溥仪正在养心殿观赏他的宝物，门外大总管急报建福宫发生火灾火势凶猛，宫内又缺水，大火已蔓延到静怡轩、延寿阁、古云楼、碧琳馆、妙莲花池、积习亭、广生楼、凝辉楼、香云亭……大火吞蚀了无数国宝，究竟毁掉了多少至今为谜。据内务府后来公布的一份账册载，有延寿阁收藏的全部古物，有广生楼内全部藏文大藏经数万件，有古云楼、凝辉楼内藏金佛2665尊和金质法器，有建福宫收藏的历代名人字画1157件、古玩435件。
此外还有溥仪大婚时收到即放入此宫的大批宝物。大火燃烧了一夜，建福宫以及院内亭台馆阁全都化为灰烬，无数珍宝秘籍也都灰飞烟灭。为什么偏在建福宫起火？原因还是盗宝引起。据溥仪说，就他所知宫内太监们的盗窃几乎从没间断，他刚刚行过大婚礼，皇后凤冠上镶嵌的珍珠、宝石、玉翠等就整体被换成了赝品。
溥仪决心整肃内宫，清点库房，查禁偷盗，然而，计划还未实施，藏有无数珍宝的建福宫就突然起火，显然是害怕被查出的内贼人为纵火以图灭迹。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组建摄政内阁，以黄郛摄行总统职务。
11月5日，冯玉祥将军采取果断措施，命令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率部进宫驱逐溥仪。当天下午4时10分，溥仪及其后妃亲属从神武门离开故宫，溥仪的“逊清帝王生活”随之结束了。溥仪在天津的七年，没有“岁费”收入了，很大一部分生活费用是靠陈宝琛等人将早已转移出宫的珍宝陆续变卖，以确保挥霍用度。方兆麟在《溥仪与清宫珍宝》一文中谈到：“当时天津北门外锅店街有家名气较大的万昌古玩店，听说此事后，几经运作，以一万大洋买下这几件珍宝，一时轰动京津两地，古玩同业无不眼红。”一万大洋买几件珍宝，溥仪似乎也觉得不划算，便又拿出几件珠宝，托人货比三家，多跑几家打听行情。古玩店也有办法联手压价：当年位于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的恒利金店、物华楼、天宝金店，还有位于东马路、锅店街的几家较大的古玩店，出价都在五六万之间，溥仪只好将这几样珠宝送到万昌古玩店，最终以六万元成交。这只是古玩商集体运作用来压价的把戏。原来溥仪派人拿这几件珍宝到恒利金店估价时，就被北京古玩商盯上了，他提议天津几家大古玩店联手买下这批货，然后利益均沾，遂约定：凡见到此货之店，估价都不要超过六万元，最后由万昌古玩店做成生意。据说经办人后来还获得300元“跑路费”。这些国宝每天在卖，究竟卖出多少书法名画已无案可稽，但多数还是保留下来了。
溥仪在天津时期用于“赏赐”的也不少，陈宝琛的外甥当年是溥仪的一位经手人，就得到一批“御赏”，其中有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图卷》、《步辇图》、《阆苑女仙图》和故宫“三希堂”的书法作品《中秋帖》和《伯远帖》等极为珍贵的文物。《历代帝王像图卷》最终流入美国，现藏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所幸购藏《步辇图》、《阆苑女仙图》的主人没有转售洋人，全国解放后捐给政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据随侍李国雄回忆，溥仪在天津初期的生活并不是很惬意，经费靠遗老们进贡，当然不充裕。多亏有些东西可卖，大量字画、宋版书和玉器等宝物就在这时变成钱了，连报纸上都经常登出这类新闻，社会上议论颇多，但有些故事是文人们编出来的。
例如《华北晚报》登过一则《溥仪卖宝》，副题为《红钻石搏得万两金》，说溥仪穿戴平常，只身到各家珠宝店抛售宝物，李国雄说“这不合乎实际情况”。即便他有过私自外出的机会，也只能在深夜，白天是不敢的。
再说溥仪手中的钻石李国雄见过许多，都是白色的，质量稍次者微黄，颜色愈白愈好。他从来就没见过红色的钻石，而那位文章作者不但指出了红钻石的产地，还说明了溥仪这颗钻石的来源，真编得奇巧。尽管如此，溥仪卖宝或用其他物品兑换银元，支撑生活，以解燃眉，这是属实的。据李国雄回忆：溥仪在天津时期还曾搞过用文物抵押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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