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次坚决要求，不到十六岁的我，终于被批准下乡插队了！
1968年11月29日清晨, 天阴冷阴冷的，好像要下雪的样子。父亲像往常一样，左臂上戴着写有“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白袖章，阴沉着脸，把我的棉被包、衣箱绑在他的破自行车后座上，母亲面无表情地提着装满脸盆、开水瓶等杂物的网篮，在奶奶的泪眼下，送我去市三中操场集中，开上山下乡欢送会。
偌大的三中操场早已来了不少人，绝大部分是像我一样的“知青”和他们的父母，三三两两聚集在一排排欢送知青下乡的军车附近，或话别，或笑闹，或哭啼。我跟着双亲东奔西问，终于找到了去繁昌新淮公社的黄军车。趁着父亲帮我往车上放行李，母亲拉着我的手，和我说了几句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话，就和父亲匆匆忙忙上班去了。我站在车旁，看着二老渐走渐远的背影，感觉有点孤单和无聊，就悄悄上了车，席地坐在最前面的拐落里。
下午三时许，在震耳欲聋的敲锣打鼓和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声中，浩浩荡荡的军车，鱼贯地驶离三中操场，我们的车子也夹在其中，出了市区，加快速度，向着目的地进发。
车子行驶不久，突然，坐在我对面的一位胖女生悄悄低头流起了泪，很快，周围一些女同学也跟着放声，车上不多的几位男生则保持沉默。我奇怪，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农村干革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再说，离开了家，不用上学读书了，又没人管束，多高兴的事啊，为什么哭?
大约过了个把小时，天将近黑了，我们的车队终于停在一条大河边的小镇上。
带队的工宣队师傅等我们全部下了车，开始点名分配我们的去向。早就等在那里的一群贫下中农围了过来。当听到我和同班同学晓潇，分在门楼大队陈墩生产队后，陈墩队的队长和一个大个子农民接过我们的行李，挑起就上路了。我和晓潇俩人跌跌撞撞地跟着他们，下河堤、乘摆渡、过了河，再上堤下堤，沿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直到天彻底黑透了才走到村子里。
在队长家，我和晓潇就着一小碗醪糟小鱼和一大碗咸菱角菜，吃了一大碗喷香的米饭后，被领到村中一栋土墙黑瓦房子里。后来才知道，全村12户人家，只有这个地主家的房子比较大，并且有一个阁楼可以安排我和晓潇住下。他们家的大女儿早已出嫁，剩下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年龄的小女儿也已订婚，还有一个十六七岁，富农成分的孤儿外甥和他们住一起。
在瘦瘦小小地主婆的引导下，我和晓潇顺着一、二尺宽的木梯，小心翼翼地爬上了她们家的阁楼。
阁楼上很黑，只有一盏小小的墨水瓶做的油灯放在楼口的小条木头桌上，微黄的火苗冒出浓浓的黑烟并发出难闻的煤油气味。打眼看去，楼上的面积很小。窄窄的一溜长条，大约八九平米的样子，高矮刚好能让人站直身子。靠楼梯口紧挨板壁的地方放着两张三尺多宽点的竹排，上面铺着一层稻草，分别架在四只竹马上，板壁后面不知道是什么，最里面看不清楚，模模糊糊像是一堆杂物。
我俩上楼后，各自把被卷放在两张竹排上，顾不得铺床叠被，赶紧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光，掏出“毛主席语录”，高声朗读了几段后，就在窄小的床前空地上手舞足蹈地唱着跳起“忠字舞”来---“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当我俩跳完舞才发现，我们的响动引来房东一家大小的好奇，静静地在楼底下抬头望着我们。我俩热情的邀请那家妹子上来，并和她聊了几句。我们告诉她，以后我们不但要教村里的大人小孩跳“忠字舞”，还要教他们读书、写字。
那晚，我和晓潇静静卷卧在陌生的竹床上。我用被子蒙着头，胆颤心惊地听着老鼠在被子上“嫁妹”，脑子里翻江倒海，怎么也睡不着，只是在心里反复地念叨：“离家了，离家了！从今往后，再也不用害怕别人知道我是‘狗崽女’了”，并暗暗发誓: 一定要在乡下混出个人样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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