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金羊网记者从译林出版社获悉，樊锦诗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日前重磅推出，这也是樊锦诗首次自述她的传奇人生。
樊锦诗生于1938年7月，浙江杭州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第八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63年7月，樊锦诗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毕业，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
半个多世纪，樊锦诗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
在樊锦诗的带领下，经过近30年不断实践，敦煌研究院形成了一整套先进的数字影像拍摄、色彩矫正、数字图片拼图和储存等敦煌壁画数字化保存技术，制定了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先后上线的中英文版本的“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了敦煌石窟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截至目前，“数字敦煌”资源网的全球访问量已超过700万人次。
“我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长久以来，樊锦诗一直很低调。她将自己隐于敦煌绚烂的壁画图卷之后。面对公众，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别说我了，还是说说敦煌，说说莫高窟吧”。
采访过樊锦诗的记者无数，也有不少人提出要为她写传记，但她都不假思索，一一婉拒，“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写的”。直到后来，一些同行、同事、朋友希望樊锦诗写一部回忆录，出版社和媒体的朋友也主动约她写口述历史。“于是我不得不认真考虑他们的建议。”
樊锦诗说：“我想，大家之所以反复建议，是因为我是莫高窟发生巨变和敦煌研究院事业日新月异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我今年八十一岁，已经在敦煌工作五十七年了。以我在敦煌近六十年的所见所闻，为莫高窟的保护事业，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留史、续史，是我不能推卸的责任。可是，我过去从未想过要写自传，上了年纪就更没有精力去写，真的要写不知会写到猴年马月。”
2014年，北京大学几位教授到莫高窟考察，樊锦诗和艺术学院的顾春芳老师一见如故。“我翻阅过她的书和诗集，知道她主要从事美学、艺术学、戏剧学的教学和研究。古人说文如其人，她博学多才、能文能诗，学术造诣深厚，天赋悟性很高，治学严谨，才思敏捷，文字透出才气和灵气。之后通过几次交流和接触，对她有了更深了解，我越发感到这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学者，我们结下了真挚的友情。所以，当她说希望访谈我的时候，我欣然接受。”
正是这一次结缘，让樊锦诗的这本自传得以顺利问世。“这本书的基础是我们俩长达十天的访谈内容。因我特别信任她，访谈时完全处于放松状态，问什么就说什么，敞开心扉毫无保留。北京和敦煌相隔遥远，见面不容易，我就想利用有限的时间多提供给她一些材料。为了保证我所说的关于敦煌历史、敦煌艺术、藏经洞文物、壁画保护等内容的准确性，她后来又去查阅了大量敦煌学的论著、画册、文集，包括《敦煌研究》等文献资料，下了极大的功夫。”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按时间顺序而作，从樊锦诗出生、求学、实习，一直写到莫高窟的保护和传承。书中除了随文的黑白照片外，另附16页彩插，尽显敦煌之美。所有图片由作者及敦煌研究院提供，部分图片为首次公布，非常珍贵。
在这本书的序言最后一部分，樊锦诗特别感谢了自己的先生、著名考古学家彭金章——
“特别要感谢我的同窗、我的终身伴侣彭金章。没有老彭对我的爱和理解，就没有今天的樊锦诗，我根本不可能在敦煌坚持下来，也不可能全心全意去做敦煌的工作。我一直想等退休之后陪他到敦煌以外的地方走走看看。万万没有想到，我什么都还没有做，老彭却离我而去，留给我无限的悲伤，无限的愧疚，无限的遗憾！现在，我时常觉得老彭没有走，他还在我身旁，和我一起守护着莫高窟，他依然在支持我，给我力量！我们俩曾经的誓言是：‘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我们用爱和生命践行了这样一个神圣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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