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
我刚进人民文学出版社时，韦君宜不过六十五岁左右，并不怎样显老，可是她有一个官称韦老太，有些人更直接地称她老太太。我也随着大家这样叫。当然，若是在当面，那是不能造次的，还是得规规矩矩地称呼她"君宜同志"。
那时我对韦老太的经历不太了解，只知道她曾是富家女，早年背叛家庭参加革命，一二·九运动中是清华大学的活跃分子，后来入了党，到了延安。解放后，一直是新闻界和文艺界一些单位的领导人，自己也写作，成了知名作家。我读过她的小说《洗礼》，知道她的艺术造诣很高。我希望能够有机会和她熟悉起来，以便接受她的指导。
她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一位干练、爽快、做事雷厉风行的女强人。她永远梳着齐耳短发，戴一副白边眼镜，身穿蓝色或灰色的干部制服。她从不刻意打扮自己。当然，如果遇到重要场合，她也会穿一身旗袍，显示出知识女性特有的品位。她后来写的回忆中，谈到曾有一次会见外宾时因为着装马虎而受到妇联领导人康克清的批评。她其实是一个专注于工作的人，不拘小节。女儿杨团说，她是工作狂。
我记忆中自己几次到韦老太屋里汇报工作，她都是边看稿子边和我们谈事情。她手里永远有看不完的稿子，而且她居然可以一心二用。一九八三年年底，文化部出版局组织了一次青年工作会议，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我派去。我开了三天会回来，要向党委汇报。那天是韦老太主持党委会。我做了认真准备，讲了半个多小时，其他党委委员都在听，只有韦老太手里捧着一部长篇小说稿件，在一页一页地看，头也不抬一下。我以为她根本没把我的汇报当回事。然而她最后做会议总结，却讲得头头是道，把我传达的几点上级精神都概括进去了。我觉得这老太太真是有点神奇。
但她对我来说没有亲切感。我曾经两次和同事一起到过她的家里。就在她家的饭桌前，大家把事情一说，韦老太当场拍板定案，然后会议结束，大家起身告辞。一切都像在办公室一样，韦老太连一杯水都没有给我们倒过。她的这种"不拘礼"让我有些不适应，同去的编辑室负责人毛承志是她多年的老部下，他告诉我老太太历来如此。
她的"冷"使我无法接近她。其实，我虽然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但我的家庭还算是和这个出版社有一点渊源。我父亲在清华大学教外语，五十年代就曾经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过两本俄国文艺理论作品。出版社外文部的蒋路、徐磊然、孙绳武等老编辑都知道这件事，所以对我都很亲切。而韦老太，我父亲和她还另有一层关系，他们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同学。我进了出版社后，父亲常常提起这事，想让我告诉韦老太。但是，我看到韦老太永远公事公办的样子，几次话到嘴边，也没有说出口。
二
我到出版社后听到的第一堂编辑课是韦老太亲自讲授的。她开宗明义地讲当编辑不要想当官。她说，这不是她个人的观点。当年在延安编刊物，她是小编辑，胡乔木是总编辑。胡对她说，如果你想当官，可以先当编辑部主任，然后当总编辑，这就算到头了，再想当官就不是编辑了。韦老太说，今天她把这句话说给我们听，如果谁不认同这句话，现在就可以调走。她说自己如果早早选择当官，也许今天不是这个样子，官可以当得大些，但是她不后悔。她希望我们都是不后悔的人，把编辑当成一生的事业。
她这堂课，对我是有醍醐灌顶的意义的。我这几十年中有过多次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机会，但是每到关口，都想起这句话，便排除杂念，"咬定青山不放松"。这样坚持下来，也颇有收获，自觉并未虚度此生。
韦君宜文集
韦老太讲座中还有一些观点，让我有振聋发聩之感。比如她说当编辑不能怕得罪人，不但要不怕得罪小作者，而且要不怕得罪名家。为了保证书稿质量，对名家也要一视同仁，该改的稿子，就得要求作家改。如果作家不接受意见，把稿子交给别家出版，韦老太说，这也没有什么，"不是我们的损失，而是作家自己的损失"。讲话中透出一种自信，令人叹服。我当时就觉得，当编辑当到这份儿上，真牛。
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组流行一句话，"好稿子是折腾出来的"。韦老太就是一位帮助作者折腾书稿的高手。她看稿极快，可以用"神速"两个字形容。我观察过她看稿的场景。那时很少有打印稿，一般小说作者都是手写，用四百字一页的标准稿纸，一部小说总是厚厚的一大摞。韦老太一页一页地翻看，频率极高，大概平均每页十几秒钟，一部长篇两三个小时搞定。看完就和作者谈意见，通常会谈得非常具体，比如哪个人物的心理活动写得不充分，或者哪一段情节不符合人物性格逻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增加情景描写，什么地方缺少细节之类。因为她本人也有创作经验，能够设身处地地进入作者的构思，所以她的意见，作者听了一般都会心服口服。
由于常年身体力行亲自审稿提意见，韦老太指导和扶植青年作者的故事实在太多，但她作为总编辑，最令人称赏的不在这方面，而在于她有胆识、肯担当。当然，韦老太在编辑课上并没有讲这些，可能是她碍于出版社领导的身份，有些话不合时宜，甚或引起误解。但是她的做法，却显示出她的超乎一般人的魄力和勇气，这一条是整个文艺界都为之钦佩的。
经历过改革开放年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从文艺界开始的，小说充当了急先锋。自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开创了"伤痕文学"以后，大批文学创作冲破思想禁区，通过揭示现实的阴暗面，给社会提供了全新的理念。对于这样的作品，是出还是不出？
韦老太是敢作敢为的。她拿到莫应丰的《将军吟》书稿，那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是一部较为完整地描写军内文革的历史悲剧，它的思想倾向当然是彻底否定文革。作者在文革结束前隐身于湖南，冒死写出了这本书。在那样的时代，作品描写这样的内容，上面没有指示，一般人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但韦老太毅然自己拍板出版。出版后大获好评是意料之中的。但是评奖时又遇到麻烦，各种观点争论不休，有些打棍子的观点足以置人于死地。韦老太这时用上了她"通天"的一招。她找了胡乔木，取得了尚方宝剑，使评奖中的争论得以平息，作品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青年女作家竹林写了一个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题为《生活之路》，因为创作在中央给知青运动定调之前，且作品涉及知青生活的种种真实情况，写了几个知青在农村的不幸遭遇，特别是写到一个女知青被逼自杀。这种故事在"政治上"不符合当时的口径，几家出版社都退了稿。书稿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作者单位盖着公章的函件也紧跟着到达。那函件证明作者有"政治品质问题"，要求出版社不要接受她的书稿。当时，在出版社内部也有激烈争论，有的编辑甚至认为，这是"一株大毒草"，"污蔑社会主义制度"。韦老太是主张写真实的。但是她也担心压不住不同意见。于是她让责任编辑写了一个故事梗概，她亲自拿去给茅盾先生看。茅公看了梗概，说了一句"希望看到作品早日问世"，于是韦老太将这部作品推出，使之成为知青发自内心的"第一声呐喊"。
更有戏剧性的例子，是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的出版。这是一本反映工业领域改革中的困难和矛盾的长篇小说。作者直面现实，揭示改革以"沉重的翅膀"起飞之不易。韦老太觉得这样的作品，无疑对于推动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坚决支持出版。然而出版以后，上级主管部门通知出版社停止发行。韦老太又仔细看了一遍书稿，她觉得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有些内容的确可以修改，但是绝不需要全部化作纸浆。她亲自写了四页纸的修改意见，供张洁参考。张洁据此修改了一稿。重印出版时，韦老太又一次"勇闯中南海"，去请求胡乔木支持。获得首肯后，这本书再次出版，而且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八十年代初期，我不断听到出版社的编辑们谈论她的这些故事。我觉得做编辑就得这样做，才过瘾，才精彩。
三
但是，说韦老太有胆有识，只是一个方面。以我的亲身接触，我发现她也有谨小慎微的时候。每到这时，便对她有颇多的不满。
我当编辑以后接手的第一套书稿，是《胡风评论集》。这是胡风集团案平反之后出版社制订的重点出版计划。这套书收录了胡风在解放前出版过的九本论文集子。正文含三册，全部是旧书重印。唯一的新内容，便是胡风为评论集重印而写的后记。这篇后记初稿大约一万多字，胡风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方才写成，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投身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思想历程的一个总结。
胡风本人对这篇后记极为重视，也下了功夫。但是交稿以后，我们发现，其中涉及的一些史料，其准确性可能有疑问。胡风在监狱被关押多年，曾经有一个时期精神失常，现在虽然看起来正常，但是他的回忆是不是百分之百可靠，我们没有把握。例如后记中他回忆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有一天地下党员王任叔（巴人）用汽车接他出去开会，他拉开车门刚上车，王任叔就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共党员了。"这样的史料，我们第一次见到，以前只知道胡风曾参加日本共产党，却没有听说他参加过中共，连胡风本人过去也从未说过。而现在，王任叔早已不在人世。除此之外，胡风的回忆，也不可避免地涉及鲁迅和他本人、冯雪峰、茅盾以及和"四条汉子"的关系，后记里面披露的一些材料和细节，我们也无从查考。对此，我们只能请示。
在韦老太主持下，社领导进行了研究。有些领导表示可以和胡风商量修改，但是韦老太的态度比较坚决，她的意思是整篇拿下，索性删除这篇后记。对此我和理论组的几位同事都以为不妥，因为这毕竟是胡风复出以后的第一次发声，对文坛意义重大，可以看作是在理论上给胡风恢复名誉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没有这篇后记，那么《胡风评论集》就成了纯粹的旧作整理，没什么意思了。于是我们曾一再请求韦老太重新考虑这件事。然而韦老太以不容争辩的口气拒绝了。以我们当时的推想，这并不奇怪，韦老太本来就和周扬的关系好嘛。
后来是牛汉出面解围。牛汉当时在社里主编《新文学史料》，也算领导成员之一，他曾经是胡风分子，被关过监狱，与胡风有私交。他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劝说胡风删改后记稿，韦老太听了未置可否。也亏得是牛汉，别人真的干不了这事。因为那时胡风的精神受损伤，反应较为迟钝，听力又有障碍，我们去他家，他只是出来见见，点点头而已，一共说不了几句话。我至今记得我和美编郭振华拿着几幅设计好的封面征求他的意见，他说"都好，都好"，就不再说话了；我们又拿了一些古元的木刻作品请他选择几幅作为书中的插图，他看到其中一幅刻的是一个人站在河边高举双手，迎接远方晨曦中喷薄欲出的太阳。他说了一句，"太阳的不要"，意思是其他由我们定。我们和他只能做这样简单的交流，若是商量文章的修改，怕是力不从心。
牛汉很顺利地说服了胡风，把凡是不能证实的史料都删去了。最后这篇后记还剩七千多字，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我们满心欢喜，准备发稿。可是这时韦老太说，还是不能采用这篇后记。
这件事让我们觉得不可理解。牛汉也不甘心，他对韦老太说，后记究竟能不能发，你也不要做决定，咱们请示上级。结果韦老太果真去请示了中宣部。贺敬之那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他曾经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发表诗歌，广义上属于"七月诗派"。贺敬之表态：后记可以收入《评论集》，这样韦老太才不再坚持己见了。
另一件事，是关于《周扬文集》的出版。这套书，是韦老太亲自登门找周扬约来的。但是，在是否收入周扬的一篇著名论文上，韦老太和我所在的出版社理论组的几位编辑发生了分歧。这篇文章就是一九五七年周扬代表作家协会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可以说，文艺界的"大鸣大放"因这篇杀气腾腾、蛮不讲理的文章而定调，它是大批作家被划为右派、受到二十多年政治迫害的理论依据。今天的一些人之所以称周扬为"文化沙皇"，首先是基于这篇文章，它的"臭名昭著"，差不多是文艺界尽人皆知的。我们当时都觉得，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这篇文章必须收入文集。但是韦老太说，周扬本人不同意，需要尊重作者的意见。责任编辑毛承志和罗君策当时很激动，说这篇文章也算是周扬的代表作之一，不收入，那就成了文过饰非，编出的书就不能叫《周扬文集》。韦老太并不和我们理论，她说文章不收，那就是定案。
韦老太是个急性子，她很想尽快出版这套书，三天两头来催发稿，可是《大辩论》这一篇文章不收，我们的编辑工作一直在拖。韦老太最后急了，她又去找作协领导张光年寻求支持。张光年说，《大辩论》这一篇还是不收的好，因为文艺界在粉碎"四人帮"后刚刚团结起来，这篇文章会给人刺激，再次挑起矛盾。韦老太于是又用张光年的意见压了我们一次。
当时在我们看来，韦老太是因为怕周扬、怕作协领导人而不肯坚持原则。她也并不对我们解释什么，只是让我们照她说的去做。她的干脆利落、永不拖泥带水的性格，使我们不能更多地了解她的想法乃至她的苦衷。
在当时文艺界的思想斗争方面，我们也觉得，韦老太常常是和胡乔木保持一致的。胡是她三十年代以来的老领导，与她关系密切。胡乔木在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对于文化界"拨乱反正"起过积极作用，但是不久之后，又开始在理论上批这批那，压制不同意见。对胡的一些说法，我们是不以为然的。但是一九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四年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论，出版社里传达上级精神，都由韦老太主持。她要求我们以胡乔木的观点统一思想。老实说，我有些想不通。
我觉得韦老太怕犯错误，这也情有可原。但是，她有时也太谨慎了。我们理论组编了一个刊物名为《新文学论丛》，过去曾发表过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赵祖武的文章《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将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和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文学创作加以比较，得出一个结论，后三十年的文学成就不及前三十年高。这篇文章触动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经，挨了个别上级领导的批评。从此韦老太就对理论组的书刊盯得特别紧。
韦老太退休之后，她的继任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陈早春曾经撰文，说"韦君宜是一个谜"。当然，陈早春指的主要是韦老太的性格令人费解。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没有弄清楚。
四
我真正了解韦老太，是在她写了长篇小说《露莎的路》之后。
那是一九九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评选长篇小说、报告文学的"人民文学"奖。我当时是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进入了评委。在评选之前，我注意到韦老太的新作《露莎的路》进入初选。于是急忙找来一阅。原本只想浏览一下，没想到被作品深深吸引。我发现这部不到十万字的小长篇，竟然触碰了一个从未有人涉及的题材：延安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作品描写的背叛家庭追求革命的女青年露莎当然是小说人物，但她身上分明有韦老太自己的影子，她的心路历程，以及作品反映延安时期的情景，都异常真实。有些情节，在党史上有依据，可考可查。
当时我还并不知道，这本书是韦老太在病中用颤抖的左手写出的。我只是读了作品披露的史实，特别是看到康生领导的"抢救运动"在革命队伍中到处抓"特务"，一直抓到不足十岁的小孩时，感到心灵被强烈震撼，我们的时代太需要这种说真话的文学了。我佩服的不只是韦老太的勇气，更加欣赏她给我们带来的思想启示。
那次评奖，竞争蛮激烈，入选作品包括《白鹿原》《古船》《活动变人形》《南渡记》等一大批名篇佳作。而《露莎的路》初版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最后这部作品落选，我觉得非常遗憾。但是我对韦老太的印象，却从此改变了。
病中韦君宜
当然，让我感受到更深层触动的，是韦老太的《思痛录》。人们说这本回忆性随笔集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我有同感。韦老太在前言里说，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但正是因此，她才"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她说自己曾经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为此她面对良知而忏悔，笔下的故事，有些感人至深，而有些则使人恍然大悟。
由于亲身经历过上面提到的几件往事，所以我特别留意她在《思痛录》里怎样写胡风、周扬和胡乔木。
她写了一篇《我曾经相信反胡风运动》，讲自己被蒙蔽的完整过程。她在这篇文章中说，她是直到1989年看了有关胡风集团的一些材料，特别是看了绿原的自述，才真相大白，知道这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冤案"，而在此之前，她一直被蒙在鼓里。根据这一解释，我想，在当年处理《胡风评论集》的后记的做法上，我们真不能苛责老太太。
对于周扬，《思痛录》不止一篇文章涉及。谈到为什么不把《大辩论》一文收入《周扬文集》，韦老太讲出了内幕的故事。原来周扬并不承认这篇文章是他自己的手笔，因为整篇文章，是经过最高领导人修改定稿的。有些段落重写，有些段落新增，大删大改之后，文章代表的是最高领导人的意志。周扬说："我对这篇文章负不了责任。"所以，当韦老太和他商量如何处理这篇文章时，他原先曾考虑给此文加一个长长的说明，作为文章的附记，那无非是要标出哪些观点是他自己的意见，哪些观点是最高领导人的意见，可是细想之后，他没敢这样做，因为他担心这样做或许会制造爆炸新闻，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大辩论》一文不收录固然是遗漏了重要史料，但是收录则是对作者不公正。韦老太体谅的是周扬的苦衷，作为维护作者利益的出版者，她没有错。可是，如果她当初把这些实情讲给我们听，我们大概也不会错怪她。
关于胡乔木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批判周扬一事，我一直以为韦老太紧跟胡乔木，因为他们两人半个世纪以来的交情太深了。其实即使是在出版社大会上动员我们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的时候，她自己心里也是有一杆秤的。只是作为社领导，她也有一些不得已，也有一些身不由己。这一点我是自己做了总编辑之后才有了深刻体会的。《思痛录》里记载，周扬挨批时，韦老太前去看望，周扬问她，如何看待当前自己和胡乔木在理论上的争论，韦老太以"不懂哲学"四个字搪塞。这个回答使周扬伤感，他后来对人说，韦君宜别的都好，就是"是非不分"。韦老太听到周扬这样评价她，受了刺激，她反思和忏悔当时的怯懦，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原来她从一开始就是支持周扬观点的！这些，如果她不写下来，我们是永远不会知道的。
读了《思痛录》，我发现自己需要重新认识韦老太。我原先要猜的谜，在这里全部破解。我了解了韦老太质朴的内心，感受到她炽热的情感，更看到了她无私无畏的精神境界，以及她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清醒思考。她的"思痛"和忏悔，显示出一种良知未泯的真诚。
我知道，这才是她的本色。
（作者为三联出版社原总编辑）
